以过秦反思为教育启动力

第二节　以过秦反思为教育启动力

赵翼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实政治上汉承秦制，这“大变局”更多的是从思想文化角度上讲的。汉初兴起对强秦暴虐的批判，对强秦暴亡的反思，以清除秦朝的思想专制意识，这是一场上下共同参与的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界的共振，其语言之锐利、思想之深刻、鞭辟之入里，都是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具有独特风采的一页。这股思潮是对反人性的专制意识的一次有力扫荡，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表现出“拨乱反正宁天下”的时代主动。

一、开展对秦暴政的思想批判，鼓动思想变革新潮

汉初开展了一场对秦朝思想专制的猛烈批判，把社会思想从秦朝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消解了焚书坑儒的噩梦，从根本上改变了钳制人口的局面。在这场批判中，几乎众口一词：“天下苦秦久矣！”“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汉高祖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思想震动。这场讨论探讨古今成败之理、天下兴亡之由，为建汉初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方略奠定了认识基础，理清了思维指向。

当时的思想界人士几乎都投入了这场批判，这是一次深刻的群众性的历史反思活动，其主旨是呼唤思想变革，实现主导思想的转换，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性的思想教育。这场过秦批判在四个方面拓展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思路：一是批判秦朝的暴力迷信，强调广施仁义的必要。陆贾认为暴力迷信是秦亡的根本原因，指出，“秦始皇帝设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贾谊也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于世。”（《陈政事疏》）指出迷信“刑罚”，缺少“德泽”，不懂得施仁义于天下的必要性，导致权力与民众的思想矛盾激化。这场批判使人们深化了对秦苛政危害的认识。二是批判秦朝不能“变化应时”，处变不敏，大力呼唤思想变革。秦王原有非常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曾“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垂拊而鞭策天下，威震海内”，但顷刻败亡，因为不懂得对“攻守之势”剧烈变化的适应，“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贾谊《过秦论》中）。秦亡的根本原因，是秦王“过而不变”，二世“因而不改”，不懂得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自身的调整与变革，“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封闭自我，固守成法，坐以待亡。过秦批判是一场思想变革的强烈呼唤。三是批判秦朝的愚民政治，呼唤思想开放。汉初士人界几乎众口一词斥秦之弊，谴责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思想专制政策，祈求营建思想宽松、文化开放的社会环境，通过过秦批判涤荡思想陈迹以构建新思想。四是以过秦警世，敲响居安思危的警钟。贾谊一再告诫汉初统治者，“鄙谚曰：‘不习为吏，而视己事。’又曰：‘前车覆而后车戒。’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新书·保傅》）。

当时思想界对秦暴政的批判极其猛烈，很有认识深度，因此也很有思想鼓动力与说服力，如贾谊《过秦论》才思横溢，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成了反对秦之暴政的宣言书，不仅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号召力，是兴汉最好的思想动员令，理清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路，而且通过对亡秦的批判，向全社会提出了郑重的告诫，要有忧患的警觉与清醒，避免重蹈覆辙，是新朝政治思想建设的清醒剂与原动力。

二、鼓励思想讨论，拓宽思想道德教育思路

汉初在过秦批判的社会思潮中，展开了思想理论建设问题上的深层讨论，强化了辩证思维，拓宽了理论视野，矫正了秦朝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偏失，拓展了汉初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路。一是取与守的战略转换中思想道德教育价值问题的讨论。陆贾对刘邦逆意陈情，强调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可逆取却只可顺守，必须实行战略转换，这场讨论矫正了秦朝留下的暴力迷信之偏，提升了社会教化的价值认识，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地位。二是法与道的主导思想转换问题的讨论。在汉以前，法与道是对立的，汉初为纠秦之偏，实现由法向道的转换，但黄老之学不排斥法治思想，提出“道生法”思想，认为应该以“道”统“法”，才能避免刑苛法滥、民不堪受的偏颇。三是刑与德关系问题的讨论。针对秦朝唯法是尊、唯刑是重的旧习，汉初强调以德教为主脉。《新语·至德》中说：“儴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附其侧，畏之则去其域。”这是说道德教育可以凝聚人心，使民心归附，而刑治法教则易使民心离散远去。贾谊认为，汤武行仁义礼乐之教，“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行法令刑罚之教，“十余岁则大败”，他劝告统治者，“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新书·贾谊传》）。意即应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去寻找治国教民的通道。

这场思想讨论把历史经验上升为教育理论，广开了言路，拓宽了理论视野，融合了诸家思想之长，深化了兴汉的思想理论思维，提升了民心民力的价值认识，认清了无为行政、与民休息的必要，坚定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政治选择，使思想道德教育规律的探讨上升到理论层面，创造了建设性的社会舆论氛围，不仅赢得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动，也促进了治国政策设计的完善。

三、废除“挟书令”、“诽谤妖言”法，营建开明的政治思想氛围

秦朝以“挟书令”谋求思想垄断与舆论一律，在社会上的消极影响很深。汉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废除“挟书令”才能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才会有思想交流的活跃，才能使广大民众从秦朝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史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于是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宣布“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消除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留下的社会心理阴影，淡化了思想专制意识，在学术文化上采取以道统儒法墨的思想方针，因而被秦严禁的思想得以复苏，百家思想复兴，学术思想恢复生机，学派之间的思想分歧模糊化，并走向思想融合与丰富，即使竭力推崇道家思想的学者也很难说是清一色的道家思想，往往是既崇道，又信儒，也不排斥法，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是相当宽和的。

文帝二年五月曾下诏：“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史记·孝文本纪》）这说明汉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秦朝行诽谤罪、妖言罪以实行思想专制的危害之烈，堵塞了言路，淹没了人才，只有废除诽谤罪、妖言罪，广开言路，解放思想，才能根本上改变臣不敢“尽情”，君王闭目塞听“无由闻过”的政治局面。

汉初统治者意识到肉刑的设置本身是不道德的，文帝十三年毅然下诏宣布，废除肉刑，以解除暴力恐怖，还社会一个宽松的环境与氛围。诏中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慎而愚民陷焉……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至。朕甚怜之。”（《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向全社会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设肉刑而奸不止？这是因为上不德而教不明，导致平民百姓陷入道德误区，而一旦人有过，又教未施而刑先加，罚而不教，又使人失去改恶为善的机会，因此重刑并非有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所以汉初着意于改变以罚代教的不良旧习，形成“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的良好局面，达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的理想状态（《汉书·刑法志》）。

四、广开言路，创造思想宽松的社会环境

汉初鉴于秦王朝推行焚书坑儒、思想专制，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思想宽松政策，主张广开言路，开辟鸿蒙，打开理性闸门，注重上下思想沟通，求谏甚诚。从秦过来的人都能感受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治开明。《淮南子·要略》是全书的总纲，其主体思想是“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即顺时、容异，通殊，即思想开放与融通，在思想宽松氛围中实现治国安民目标。

汉初统治者还曾多次下诏求谏，鼓励直言，以沟通上下思想，坦诚地要求臣下，“悉思朕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¹⁾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淮南子·要略》）。汉文帝时，他每天上朝，常会遇到“众官上疏书”，均“止辇，受其言。言不用转置之，言可用采之”（《资治通鉴》卷十三）。统治者的这种乐于倾听下层人心声的政治开明意识，有利于促使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健康与活跃。

司马谈《论六家旨要》指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里所指的道家，已不是老庄意义上的道家，而是汉初的黄老之学的道家。正是黄老思想的宽容性受到了汉初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推崇。那时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淮南子·齐俗训》）。在思想界从上到下都表现为对“百家异说”的宽容。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汉诏多惧词”，汉朝的皇帝诏书中往往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与谦恭态度，有利于创造社会性的思想宽松氛围。

汉初以“过秦”兴汉，以批判推动创新，过秦反思几乎成了汉初政治讨论与思想教育的立论前提与理论依据，既挽救了秦焚书坑儒后的文化颓势，也迎来了汉朝思想文化复兴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