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楚汉相争，刘邦以弱胜强，终得天下。汉胜楚败的原因何在？刘邦的特点是什么？毛泽东多次论述，分析透辟，给人启迪。

毛泽东评点原文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1]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2]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3]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4]

刘邦简介

刘邦(前256～前195)，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公元前202年称帝，在位七年，谥号高皇帝。刘邦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雄心勃勃，不事生产。有次见到秦始皇出游时的威风和气派，曾叹息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押送刑徒去骊山服役，因途中一些刑徒陆续逃亡，他就释放其余刑徒，自己亡匿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九月，刘邦在沛县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等人的拥戴下聚众响应，称沛公，不久投奔项军。当项羽率领起义军和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受楚怀王(熊心)的派遣，带领所部向关中挺进。他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灞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谋士范增策划在宴会上刺杀刘邦未成。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汉王五年冬，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当年二月(按西汉前期以十月为岁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后)，刘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汉朝初建，诸异姓王不断发生叛乱，刘邦继续征讨多年，才取得全国安定统一的局面。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在反秦起义军中，对于戴儒冠来见的人，动辄加以侮辱。称帝以后，陆贾经常向他称道《诗》、《书》，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的原因，以资借鉴。高帝十二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临终前，对丞相、太尉等重要职务的人选都作了妥善安排。他认为周勃重厚少文，但“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在平定诸吕的叛乱中，周勃果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试析

刘邦以一平民身份，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描述了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的表现。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刘邦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低贱而又有不凡的意气志向的“老粗”本色。毛泽东很欣赏刘邦这个人物，对他的生平遭际、奋斗历程、才德风格，十分熟悉，多次评论，引为借鉴，教育干部。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能胜利，他自身的一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同情人民的疾苦。早先，他与项羽及众诸侯相约，最先夺取关中者为王。其后他果然先夺取关中，进入关中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你们受秦的苛法很久了，我来是为你们“除害”，不必害怕。并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老百姓用牛羊酒肉慰劳他的军队，他一概不接受。并说，粮食多，不要浪费。这样，“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羽对比之下，虽然勇武善战，军事实力比刘邦强，怎奈却是一个残暴成性的“霸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刘邦即皇帝位后，虽然基本上实行的是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但他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定律令、定军法、定礼仪，提倡节俭；对外与少数民族匈奴单于等实行和亲，以求得边界的平静。这些，都为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起好了步，开好了局。

其次，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史记》中记载了他不少肯于纳谏，善于选择的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这些正确举措，使得刘邦一步步走向胜利。

关于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一事，毛泽东曾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叙述，讲得生动活泼。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毛泽东由此发出慨叹：“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第三，刘邦知人善任，采人所长。建立汉朝后，有一次刘邦曾与自己的大臣讨论自己胜利、项羽失败的原因，各位大臣都作了分析，他均不赞成，最后拿出自己的见解来：“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众大臣听罢，心悦诚服。

刘邦即帝位后，昔日的功臣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等异姓王发生叛乱，他亲往征讨后，回归故里沛县时，与故乡父老子弟饮酒时作了一首《大风歌》，诗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唱出了这位开国皇帝的真实心态，既流露出英雄际会风云的豪迈之情，又流露出失去患难与共的良将，无所倚傍的空虚感。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他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

有感于刘邦等人的经历和业绩，毛泽东曾得出一个结论：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毛泽东晚年谈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是，决不可以偏概全，由此得出知识分子无用的结论。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而且老粗们在成大业的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走向“儒化”。

毛泽东常拿刘邦、项羽的事例来教育干部。有一次会上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他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如果不能做到民主，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霸王别姬》这出戏，取材于项羽兵败垓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骏马名骓，有美人名虞。“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最后在乌江边以拔剑自刎而告终。

毛泽东批评项羽不爱听别人意见，导致失败的可悲下场，肯定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赞赏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对策对头”，“用人得当”，这些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启迪，可从中获得宝贵的教益。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2]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4]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