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

读《李恪传》批语：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

《新唐书》严谨简洁。毛泽东读《新唐书》在若干本纪和列传上写有批语。

这些批语都写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购的清同治八年（1869年）岭南陈氏葄古堂藏版重修《二十四史》上，估计当是五六十年代所写。

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

毛泽东喜欢点评中国历代皇帝，虽对大多数皇帝评价不高，但却相当欣赏唐太宗李世民，“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唐宗，即唐太宗李世民。毛泽东很欣赏李世民的军事才干。一次在谈及作战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362页）李世民在讨伐金城薛仁杲以及拥有强大兵力的窦建德时，采取的就是这种以逸待劳、击其惰归的战术，不打第一枪，而后发制人。毛泽东对此大为欣赏。《智囊·兵智部·孙膑》中写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逢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毛泽东对此段作了详细的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提及过李世民其人其事。他说：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野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两千宫女等。关于李世民做皇帝以后的“贞观之治”，毛泽东也多次提及。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央的范围内还没有谈过，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范围谈过。唐朝在全盛的时候，一年只处十几个死刑，都是中央判决。”（《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毛泽东此处所说，即见自《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四年“是岁，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

但毛泽东对李世民晚年的行为多有鞭挞，尤其是李世民立皇位继承人这件事。毛泽东在读《新唐书·李恪传》时，就批评李世民偏听偏信长孙无忌，不立文武全才的汉王李恪为太子，却立了无能的李治（唐高宗）为太子。毛泽东为李世民感到惋惜，并作批语道：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初唐的“贞观之治”和盛唐的“开元盛世”，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唐史的兴趣。他在《新唐书》中点评了辅助唐太宗的谏臣马周和唐玄宗前期的姚崇、宋璟、张说和韩休等人。

马周是白衣之士，非皇亲国戚，亦非功臣，没有后台。毛泽东对《新唐书·马周传》很有兴趣，对这篇三千多字的列传进行了仔细的研读。马周少贫好学，认真考察时事，他代中郎将常何所写的建议书中说，隋亡之鉴，提倡节俭，轻徭薄赋，反对世袭制度以选拔卓越的人才，并在京都设立街鼓制度，聆听意见；就当时的盛世，预测潜在的弊端、隐患，要皇帝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

毛泽东对这份奏折大为欣赏，在这篇奏折的多处密加圈点，并写了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页）

毛泽东认为马周确实是个人才。《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马周是“王佐才”，“所建皆切一时”，但有人说“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此说法，认定马周才德是远远超过了两位前辈，并写了批语：“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6页）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马周病死，年仅四十八岁。毛泽东对马周的早逝，感到十分惋惜，并作了批语：“饮酒过量，使不永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4页）

唐明皇不会做皇帝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说到唐明皇李隆基。他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唐明皇前半生，即开元之治，是靠一些贤臣、能臣辅政，如张说、韩休和婉崇、宋璟。

张说在睿宗朝力主李隆基监国。李隆基即位后，张说在东都留守任上献上佩刀，示意李隆基从速铲除太平公主集团；为相时，张说亲自安抚九姓，击溃党项，改革兵制，等等。毛泽东读到《新唐书·张说传》，写有批语：“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0页）

韩休刚直，常不顾皇帝颜面规劝时政得失，李隆基虽心中郁闷，但却为社稷计，不作计较，仍加以重用。毛泽东读《新唐书·韩休传》，写有批语：“玄宗能容韩休。”（《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2页）

毛泽东更赞赏的是开元名相姚崇。

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开篇，毛泽东就写下了批语：“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毛泽东评姚崇是“大政治家”。李隆基曾请姚崇做宰相，姚崇却向他提出十条“可乎”的条件，如不能做到，就不当宰相。这十条指出了唐王朝几十年的弊政，姚崇建议立国先讲仁政，不挑起边衅，严禁贵戚、宦官参与朝政，尊重大臣，奖励谏官，禁绝营建佛寺道观，等等。李隆基同意了。毛泽东非常赞赏这十条，在文句中加杠加圈，并写有批语：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毛泽东称姚崇是“唯物论者”，是因为姚崇力排众议取消祭拜蝗虫，派出灭蝗使，督促山东官民灭蝗；否认太庙塌方乃天意所为，指出是因年代久远所致；对当时流行的抄经铸像很不为然，“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在此句上逐字加上旁圈，并写有批语：“韩愈《佛骨表》祖此。”（《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9页）

在姚崇以后，唐明皇继用宋璟为相，天下大治。欧阳修赞此二人：“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对二人的行事风格、政治作为作了比较，有不同观点，于是写下批语：“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0页）

裴度“调查研究，出于亲身”

中唐皇帝李适（德宗）是个昏君、庸君，信任卢杞、窦参等佞臣，幸亏有位很有政治头脑的陆贽辅助。陆贽在朝野上下很有声望，因此遭到了宰相窦参的嫉妒。窦参百般诋毁攻击陆贽，陆贽也将窦参的种种劣迹昭示于众。李适虽一度将陆贽降职，但最终还是拜陆贽为宰相。

当时李适要诛杀窦参，灭其九族。陆贽虽痛恨窦参，但认为诛杀太重，力劝皇帝：“‘法有首从，首原则从减。荣与参虽善，然初无邪僻，数激愤有直言，晚颇疏忌。请贬荣远官，申则之除名流岭南。’诏可。”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窦参传》，称赞陆贽此说，写有批语：“此篇写得不错。”（《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2页）

《新唐书·窦参传》同卷有《吴通玄传》。

吴通玄是陆贽的同僚，但他依附窦参，与窦参合力诋毁陆贽，后来窦参等罢官，吴通玄也跟着罢官。后被赐死。他的兄弟吴通微着白衣在宫门外听候发落，皇帝宽恕了他。

毛泽东读此传，作了批语：“这一篇写得好。”（《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3页）

对于中唐时期的名相裴度，毛泽东也很注意。他多次读《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裴度传》。蔡州藩镇吴元济飞扬跋扈，派刺客杀害宰相武元衡。裴度代相，亲自外出调查。《裴度传》说他“自行营归，知贼曲折”，在蔡州作了认真的考察，作出了坚决讨伐吴元济的决策，很多官员认为讨吴不利，争请罢兵。“议者欲罢度，安二镇反侧。帝怒曰：‘度得全，无也。若罢之，是贼计适行。吾倚度，足破三贼矣。’”毛泽东读此大为赞同，写有批语：“调查研究，出于亲身。”（《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页）

《新唐书·裴度传》是全书较长的一篇列传，毛泽东读得相当仔细。他曾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裴度是唐朝的宰相，是你治下的闻喜县人。闻喜县是中国历史上出宰相的县。出自闻喜的宰相多是裴氏家族。裴氏家族千年荣显，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文史月刊》2006年4月号）

毛泽东显然是读了《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此表首篇就是罗列裴氏五房，所任高官就有裴仁基、裴仁俭、裴光廷、裴遵庆和裴枢等宰相和准宰相。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武人主政多专横，鲜有能抚军安民者。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田弘正传》、《王承元传》，认为他们是可取之材。

田弘正被魏、博将士拥戴为主帅，田弘正不答应。将士们非要请他挂帅。于是他向将士们提出条件：“吾欲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请吾旂节者死，杀人及掠人者死。”将士们表示服从。田弘正向朝廷送上魏、博、相、卫、贝、澶等六州地图，等候皇帝派使节前来安抚。

毛泽东称赞田弘正不割据、不尊大、服从中央安排的举动，写下批语：“田弘正，好将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王承元年十六岁时已有卓见。兄承宗死，将士们拥戴他为主帅。他与将士们约定，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方能为主帅。将士表示同意。王承元守备凤翔地区，据险地筑城，烽火相连，抵御吐蕃入侵，使凤翔得到安全。

毛泽东称赞王承元青年有志，战守可持，写下批语：“青年将军王承元。”（《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

按《黄巢传》行军路线绘了一幅作战示意图

晚唐时政事混乱，军民暴动。其中很大的一次是桂林戍兵起事，即庞勋起事。

桂林戍兵到桂林后，六年未能回乡，政府失信于戍兵，引起将士的不满。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发生了庞勋的桂林戍兵起事，很快，当地的民众也加入了进来，北上占领了皖北地区，声势浩大，后因部将张玄稔叛变，导致失败。

毛泽东很关注庞勋的戍兵起事。《新唐书》无庞勋列传，庞勋事迹仅见于主持镇压起事戍兵的康承训传。毛泽东在《新唐书·康承训传》中写下批语：“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内部分裂，因而败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4页）

对于唐末农民起事，毛泽东是很关注的。他很熟悉唐史中黄巢的故事。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人要毛泽东注意安全。他诙谐地说：我的头，不值钱，连三百张钞票也不值！还引用了《黄巢传》，《旧唐书》说“林言斩巢”，《新唐书》又说“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时溥，为追杀黄巢于山东泰山虎狼谷的唐军最高指挥官）”。看来，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连个铜钱也没有搞到手，反而赔上了自己的头，岂不哀哉。所以，我不怕哪个壮士把我斩首！《新唐书·黄巢传》有5805字，《旧唐书·黄巢传》有3162字。毛泽东将两传作了比较而作出此番结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按史传的描述勾画黄巢军主力的行军路线，手绘了一幅作战示意图。

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

《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传》写唐淮阳王李道玄六世孙李汉，师事韩愈，后为韩愈婿。韩愈有文集，也是由李汉编辑。毛泽东认为幸亏有李汉，才有韩愈集传世，并作了批语：“李汉，道玄六世孙。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页）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三《徐有功传》，写武则天执政时，侍御史徐有功奉公守法，他自认为位在法官，极易犯律坐死，且比喻为“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毛泽东读后，不以为然，写下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李叔明传》中称，李叔明富贵，但在他死后不久，子孙骄奢放纵，资产俱尽，人们多以富贵藏金者戒。毛泽东读《李叔明传》时写有批语：“多藏厚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4页）

刘晏是唐代大理财家。《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中称他，“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货，以佐军兴”。并由国家控制财政、漕运和盐务。毛泽东读《刘晏传》时写下批语：“国营商业。”（《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页）

毛泽东颇懂医学，对列传中所叙人物的疾病很有兴趣。在读《旧唐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时，唐太宗自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他在天头写有批语：“可能是支气管炎。”在《新唐书》卷二百〇四卷《许胤宗传》中，许胤宗在南陈为医官：“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饵液不可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毛泽东读后，写了批语：“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或毒癌，终绝。”（《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9页）

正史上有薛仁贵

薛仁贵曾被明清戏剧、平话说得很是传神，称其神勇非凡。毛泽东有时说到薛仁贵，就从《新唐书·薛仁贵传》说起。

1958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期间，在观看了湖南湘剧团演出的《打雁回窑》（又名《汾河湾》）后，谈及戏中薛仁贵出征后衣锦还乡，误射亲子薛丁山时，对演员介绍说：“那是野史，正史上有薛仁贵，是唐朝一员大将。他没有射死自己的崽，也没有薛丁山其人。他的崽叫薛讷，也是一员大将。他的传在《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六卷上。”（《董其武上将》第9页）

《新唐书·薛仁贵传》是毛泽东爱读的一篇史传。他曾气势磅礴地草书了薛仁贵西征铁勒，在天山作战胜利归来时将士们自编的歌词：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这首歌词原文见《新唐书·薛仁贵传》。在《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亦有，但作：“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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