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反思

（一）关于“形而上学”

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形而上学这个词做了三阶段的理解。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说起，所有学问共分为两类，如果某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学科就归为形下学，如物理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如果你研究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那就是形上学，如逻辑学研究思维规律，思维是看不见的，更不能用实验手段。第二阶段，在一切形上学中专门指哲学，因为它抽象程度最高。在这个阶段，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同义词。只有第三阶段，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用法，即辩证法的对立面。

我们也经常分析，为什么把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叫形而上学呢？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形而上学》么？还是因为他创立了《形式逻辑》，过于注重形式，太死板僵化和教条了？对于一种方法论来讲，名称上的痕迹也不是太重要，反正也不能顾名思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习惯，那就有关系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周易》中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认识3000年中国“道”文化的关键。这里面的内容又丰富无边，以至于“道”这个词都找不出合适的外文翻译对应词。况且，西方构建理论体系都要求步骤明确，可以亦步亦趋照着办，而中国人的最高境界是“不可道，不可名”，强调法无定法，强调心领神会，强调心照不宣，强调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形上的妙处。

形而上学，它的核心也就是形上学。我们偏偏用这样一个名词来做辩证法的镜子，成为一个“反面”名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不要根据地瞎说一气。从文化亲缘上来讲，这种表达总是让人不舒服。不就是给辩证法找个对立物么，叫它机械论我看就挺好。宝贵的形而上的道文化术语，还是让它留给我们自己来用吧。

方法论的表述可以是很灵活的，比如全局观联系观，对应的就是局部观孤立观；发展观变化观，对应的就是僵化观保守观。如果对应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是为说方法论而说方法论，那个时候你再用“辩证法”与“机械论”来描述也不会造成误解。

再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在外国哲学界，甚至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多是用来表达哲学上的本体论的。这在传播与沟通上，既使不会引起混乱也要引起麻烦。这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利的。

（二）关于“时间与空间”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这是所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的人张口就能说出的，就像说出 “物质是客观实在”一样。但是，就现有学术研究结果来看，一个共识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没有体现马克思对时空理论的发展。

先是从文本上看，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的时空概念做过定义，我们的传统观念是来自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那里，他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我们的教科书接下来的论证就是时间的特点是一维的，一去不返；空间的特点是三维的，长宽高。它们不但是客观的，而且也是无限的，即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这一系列认识，特别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证据，冲破了以往时空观，特别是牛顿时空观的局限。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仅从物质和运动这种宇观的角度来认识时空，这种思路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直沿袭下来的。而目前一些学者的新思路，我认为是回到马克思时空观的正确途径。比如刘奔先生提出“时空问题的哲学研究，应当充分注意不同运动形式中时空关系的具体方式”，“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哲学的时空范畴只满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何以具有普遍意义？” 他主张把马克思所提出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的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定义。这是很有创建性的，也是和我在潜意识当中产生过的观点不谋而合的。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同时，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起源。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这种“以人为本”的本体论，为我们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深入挖掘的可能。它让我们看到，时间不单纯就是时间，空间也不单纯就是空间，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一方既是另一方的原因，又是另一方的结果。时间随着人的活动内化到产品和关系中，这些产品和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原来的空间被改造而内化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进程即时间中去，成为时间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时空观还提示我们，时间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人类进步状况的尺度。在以人的自然依赖为特征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空间（交换的范围）非常狭小，时间节奏也是十分缓慢的。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空间被大大拓展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时间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一切社会的物的价值的标准。在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前提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空间将通过时间的媒介而进一步被拓宽，时间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显示出来。这和我们以往所认识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没有任何条件的“伸张性广延性”，有着质的区别。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这一论断分明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现实的时空观。是的，生产资料是固体时间，它意味着过去，也成为支配现实时间的手段。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全凭劳动，劳动是现实时间，它决定着对社会财富（那时已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支配方式，也就是支配已凝固化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过去”），也就是支配现实的空间。      这就是时空转换的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当中，马克思以讽刺笔法分析了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的拙劣说词。在西尼耳看来，“劳动者是在最后以前一小时生产他的工资，而在最后一小时生产各位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把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进行任意分割，就是因为他把劳动与“纯粹”的时间进行了分离。在他的头脑中，任何一小时都可以独立地代表不同意义的劳动。一个劳动日，就是由这些“小时”构成的，根据利润率，你就可以进行数学上的相加，并按照不经深入思考的“逻辑”，判断出“最后以前的一小时”和“最后一小时”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两个小时与工作日中其他小时的区别。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件商品恰好用一个劳动日来完成，而它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恰好是用最后一小时来完成，那么，如果工人在最后一小时之前停止工作，资本家只是损失了利润么？他的材料费和工时费依然如故么？可见，即便是对某一具体过程来讲，用“纯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来思考问题，不是可笑的也是无用的。

“时间就是生命”这个命题，除去紧急状况的特例，在最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其意义特征是最普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工人的生存景象抱以强烈的同情和对官方的义愤。特别是女工童工的悲惨处境让人瞠目。一位20岁的女缝纫工，在连续工作26个半小时之后死于疲劳，这居然是为那些参加舞会的太太小姐们赶制服装。一个12岁的男孩儿竟然不知道伦敦，更不知道耶稣，把god读作dog。他们每天平均15至16小时，且在恶劣环境下的劳动，还不算额外加班。空气、阳光对于他们都成了奢侈品，最好的地区平均寿命也就是42岁。国家征兵的时候，最低身高不得不从一米六多降到一米五六。这些内容都来自当时的官方报道，是马克思做的摘录。我们读了这些东西，真感到生命过程的恐怖。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高雅气质、聪明智慧以及健壮的体格，是建立在多数社会成员的非人生活基础上的。

有了深切的感悟，对时空的理解是大不一样的。当然，有抽象思维训练做基础，我们不会不了解哲学上的时空，或是数学上的时空。都知道距离与时间之比就叫速度；时间乘以速度就是距离。这些抽象关系如果不运用到生活实际当中，不但没有价值，也不会有真正的观念。爱因斯坦在创造他的狭义相对论之前，其关键性的突破就在于发现了“时间是不能绝对定义的”这一点。他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宇宙当中挂满了钟表。”《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说：“没有理由以为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这些科学家的判断，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时空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他虽然模糊觉得，在劳动体现为商品价值的限度内，劳动只是作为劳动力的支出来看，但又把这种支出，视为只是安息自由和幸福的牺牲，而不把它视为正常生命活动。不用说，在这里，他是把近代工资雇佣劳动者放在眼里”。马克思虽然肯定了他同情工人阶级的态度，但并不同意他一概把劳动过程理解为“牺牲安宁与幸福”的看法。在这里，马克思是具有超越性眼光的。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生命活动本身”，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才“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对人性的复归。在那里，劳动不单是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看来，我们只有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中来谈时间和空间，才会有意义和价值，也才会有展开的丰富内容。不管是机械运动，还是物理化学生物运动，或是社会运动，总要选择一种形式。我们来看现有教科书上关于运动的定义：“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既然是过程，那就是持续性，这和抽象的时间概念是重复的。当我们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的时候，也难免重复，因为伸张也是持续的结果。这里，之所以贫乏和枯燥，就是因为放不下“形而上”这个负担了。抽象能力是人人都有的，我们不会因为关注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实际命题，就会把宇宙忘记的。相反，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会升华到“思维中的具体”这种真正的抽象层次。

（三）人的感性活动与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不但马克思自己确定过，而且在大多数学者的意向中也是成立的。但是，还有问题需要研究。

问题要先从物质定义的解释说起。在多个场合，我们都能读到这样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不但包括可感的物质实体，也包括人的感性活动。”而且标明其理论来源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此，就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这个概念，认为这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起点。

可学生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解”。物质为什么还包括实践？实践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意识性。这不就等于说“物质也包括意识”么？如何解决呢？让我们慢慢说来。

人类的童年与每个人的童年是一样的，都充满了蒙昧与幼稚。就是说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作为类主体，只有在它的思维水平达到对自身活动进行全面反思的程度，它的活动才够得上实践，其社会历史性就在这里。当然有人会说，这个长长的链条也没有一个划线的地方呀，可是，问题不是抽象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认为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生存活动算不上实践。因为自觉能动性是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没有文化的全面统摄和自觉传承，我们只能称其为感性活动，而不能称为实践。

有人又会问了：感性活动与实践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我先不直接回答，而是迂回一下，把我几年前的一篇论文放在这里。这篇论文我也时常重新翻看，对眼前的问题有很大启示。

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与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具时代性的概括。在高校“两课”的教材中已经做了归纳性结论。对于实践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的文本基本上都概括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关于实践的基本特征，多少年来表述没有变化，而实践的基本形式，对于其中的“阶级斗争”一项，改为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三十年来这些内容比较固定，阐述也越来越精当，没什么可说的。

真理观这部分，在体系的逻辑展开上也没有任何疑问，只是在实践标准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标准，这是确定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尽管我们在辩证的角度也谈到了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但其深度和广度还远远没有到位。如果我们对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进行对比，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所具有的局限性

当我们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显然是把实践当作了认识的对立面，它们在时空的界限上应当是相应相称的，也就是说，人类特有的某种认识，它要受到实践的检验，这种实践在范围上层次上就有了一定的针对性，它要用自己特有的客观效果来做出明确的判断，是非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在这种模式下定会出现以下的局限。

（一）很难包括现实中的特例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在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之前，这种实践活动过程实际上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来了，好像作为检验的手段已经等在那里了。煤焦油里能否提出茜素，只要实验结果成功，认识就成为真理，但是成功的条件究竟由哪些元素构成，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保证成功甚至一定失败，这些方向上的推断就一概不用管了，反正是“煤焦油里能提出茜素”。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煤焦油里提茜素是生存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经的手段，它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完结了，这样一来，各种条件和情况的出现与改变，就都会包含在实践主体的视野范围之内。

三十年前有所谓“大辩论”，似乎真理越辩越明，其逻辑依据就是用在头脑中设计出的实践与某一观点相对峙，这种习惯以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痕迹。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一争就把时间争掉了。”实际上有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成与不成这样一个简单的界限，它很可能比较复杂，是一个非线性结构。一但我们紧紧盯住“标准”这个结点，往往陷入片面性。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经营制度的唯一形式，就算有99%的肯定性证明，也还是有南街村这样的个例是我们应该做特别研究的。所谓真理的相对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生活反映程度的局限，而且是对现实生活做了先入为主的预设。只要是仅仅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待，而不是同时作为生存运动来看待，就很难摆脱这一桎梏。

（二）遮弊了生活的多样性

按照唯物主义的思路，真理是生活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否一定要依赖真理？这又必须对真理进行一番考察。过去人们总认为，亚里士多德率先把真理称为“符合”。海德格尔认为，事实是人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以致一直把真理理解为某种物与知的符合与一致。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真理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试图揭示存在者的时候，这种揭示同时也是一种藏匿，因为当你把某种存在带到光明的同时，也就使得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被摧毁了，失去了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

尽管存在主义的真理观带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也必将走向《存在与虚无》，但是它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有着很大的启发。首先是作为生活本质即生存运动的实践，与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致的。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基本上代表了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的西方人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追求并不指望获得真理，而且也没有所谓“获得”，但是他们综合国力的强大和继续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倒退。这就是说，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被包容在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当中，并不需要独立存在，人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将真理时刻记挂在心，并随时准备着检验出更多的真理。所谓“为真理而斗争”实际上是“为生存而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国际接轨，其文化平台应该更加宽广，尽量在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上找出更多共相的东西，这就必须变革一些传统的哲学理念，用更加开放的胸怀来理解和拥抱生活。

（三）限制了对必然趋势的现实把握

人们都知道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里的合乎理性是指合乎必须规律，这里的现实并不仅仅是指既有的一切存在的总和，它还包括必然趋势。或者说，这里的现实可以用“现存及其张力”来表述。我们知道，“三个代表”的第一个内容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里的落脚点并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现实状态，而是包括这一状态所蕴含的必然趋势，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生活世界”。谁都知道，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一点又集中地表现在技术的变革上，而这种变革又只不过是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的一个方面的线性成果，更大的潜力即将变现，但在既有的生活中并没有“临床”意义。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绝不会包括这种潜在的必然趋势，它要的是一定能兑现的结果。

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假说一定成为科学理论的前奏？这是因为对科学事实所做的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检验的条件。如果一定要按真理的原则来把握事实，那么在假说时期内就没有真理。这不仅割断了真理发展的脉络，而且压抑了对多种可能、包括走向判断反面这种可能所做的心理准备。还是鉴于真理的相对性，关于科学划界和理论的证实程度问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定夺的事情。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作为生存运动来对待，在第二层级上再与真理发生联系，这样的顺序和结构将敞开一切可能性的空间，获得更加丰富的真实世界。恩格斯说：“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这就是说，经验事实纯粹化的情况是不会有的，而我们用做检验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则一定是纯粹化的，否则就不称其为标准。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如果我们是从理论出发，事实总是被裁剪的，因此它只能是纯粹的。只有从事实出发，“实际联系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才会避免对事实的误读。

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所具有的优越性

尽管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并不是两种或两次实践，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叠加，但是它们对人类生活的观照维度是不同的。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具有以下的优越性。

（一）文化包容性

现在教科书告诉我们：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由于它的两个优点，一是普遍性，二是直接现实性。所谓普遍性实际上一种“结果的必然性”，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结果一定出现，这样的实验可以无限重复，因此是普遍的。所谓直接现实性有两点，一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客观物质性，二是可以把理论变为现实。以上其他观点先不讨论，只就“把理论变为现实”这一点来说，其中的现实仍然是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这种由“理论变成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检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但是从实现的途径上，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这已经和理论的预设不一致了。更重要的，这种模式本身所潜藏的危机，注定它一定走向反面，这更不是社会主义理应变成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则是，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改革之路。本来，由具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复合模式，因为公有制的基础还没有发展到单一化的程度。但是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没有被当作质的差别来对待，只是做了量的估计，再加上世界经济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不能不使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大的曲折而陷入低谷。

市场经济作为世界主流经济模式，它要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所有“生活主体”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包容这些文明要素，然后才会有合理的选择与作为。这是生存的需要，它远远大于“追求真理的需要”。

（二）社会和谐力

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近期目标之一，它的活动指向自然是各种社会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千差万别，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事实总不会尽如人意。而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会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我们只拿真理的原则来对待生活，用既定的眼光来审视各种事物，我们不但会感到孤独，也会感到失望。马丁·路德·金说，在同一个场合，懦弱者会问：“它安全吗？”自私者会问：“它有利吗？”空虚者会问：“它好玩吗？”但是有道德的人会问：“那是正确的吗？”要知道，这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洽的理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并不能只重视有道德的人所关心的“正确性”问题，应该把其他所有问题都当作重要参考，因为它们与是非的判断都是不可分割的，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我们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这是求真欲望的体现，但在这之上，首先要有求善的欲望。一般人只把“善”理解为“善良”，其实更重要的还包括“善于”。“善于”是分析、驾驭、灵活机动地处理每一种不同问题的“变通”的能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刻意模仿马克思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会非常自如地处理好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这种能力和风度恰恰是政治领域的行为美。在国家元首之间会谈的场合，我们会发现这种美，在宣读判决书的场合，会发现这种美，当然，在所有做祈祷和礼拜的场合，仍然会发现这种美，而它的绚烂之处，正在于其生命力表征的丰富性，这岂能是用真与伪一个视角就能做出解释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相对平衡，不只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允许生存”这样的底线，更是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崇尚生存”这样的超然境界。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以生存为目的的“善”，远远包容了以判定是非为手段的“真”。

（三）实效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种立场选择，在逻辑表达上它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冠以“实效”二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实效性。这种实效性，笔者曾撰文总结为四点：理论的简洁性，实践的探索性，策略的灵活性，原则的唯实性。近几年来，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这种实效价值观更有了新的认识。

仅就实践的探索性而论，人们都非常熟悉“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看似直观和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道理。首先是“过河”代表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某种观点的检验，那就把丰富的实践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实验场，这在科学发展本身也是不允许的。再说“摸着石头”，有人曾说首先也得有石头，而且不是那种一踩就被水冲走的石头。实际上任何比喻都不能一对一地按字面去理解。所谓摸石头，就是代表了探索性。当然，探索也不是没有任何可遵循的，只是要突破一切预成的观念，大胆去设想、去试验，这就是变革与创新，是发展的杠杆。

我们党为什么提出生产力标准？这并不是说它高于价值标准，而是就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在进一步深入的前夕不断发生困惑的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按照邓小平理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只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能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改革的航船既然已经起锚前行，而且人民生存状态的改观证明了我们的方向和原则没有变，在这个前提下，就只有未打开的门，没有不该打开的门。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不是一个抽象标准，而是一个具体标准。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只要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就应该大胆前行，根本用不着再次回头去对照社会主义标准，因为这样的思维已经脱离了整体，由此而变得空洞、多余。

三、小结：生活之树常青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然后才有“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并不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可以说实际就是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它和检验真理的实践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动态性质。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之树便是生存运动，它是一切的目的而并非原因。高尚的人会说，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幸福。但是我们这里说的生存运动是以大写的人为主体的，因此，目的性得到了升华。

丰富多彩又变化多端的生存运动，需要它的每一位创造主体不断适应与追求，定格的东西总是一种片断。对于一个出色的作家，我们无不确认他一定要有生活。但是作家的生活有两种类型，一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或叫作“遭遇”，二是他为创作某一人物形象特意去体验的生活。就创作的典型性和影响力来讲，当然是第一种生活类型更具美学穿透力，因为它是作家本人的生命写照。至于第二种生活类型，就必须借助更多的艺术元素来形成感染力，内行的读者或观众总是能辨别这两种创作历程。

哲学以它的抽象性与文学相比，似乎离生活更远，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除非它是过时的哲学。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一个人不能超出时代，就象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历数我们时代的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在向人们言说着时代精神，最终它还是以文学命名、以哲学冠姓。

现在我们可以说，为了生存运动我们才去追求真理，而不是反过来！

这篇文章是2008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十年之际，收入到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一书中的。

我想，这样的观念已经明确了：感性活动是人类普遍的生存运动，其中够得上实践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一部分活动。有一位干部培训班上的学员就问过我：“小偷偷东西算不算实践？”这就很“八卦”。离开了社会性中的普遍意义这个元素，我们就没有资格称实践，它只能是感性活动，只能作为安全工作中的一个要素来理解。一位工人星期天从事家务劳动，我们每个人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体育锻炼，如果不从属于一个确定的目标，它只能是感性活动或生存运动。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讲辩证法，从普遍联系到对立统一，这是思维的深入。在对立统一的高度，我们统摄着普遍联系；但普遍联系未见得达到对立统一。

这样就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统摄着物质本体论；但物质本体论未经提升，不能自发地成为实践本体论。正因为马克思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论，所以它站在了思维的制高点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突出的制高点。正像萨特所评论：马克思所创立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今还没人能超过这一思想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