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现代公民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观念。正是这种价值观念，构成了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或灵魂，体现在哲学、道德、艺术、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也落实到法制精神、国家理念、教育理念、伦理精神和制度设计理念等方面。文化的时代区别，从根本上讲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区别。

臣民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天下的一切都是大王的，大王既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和所有者，也是各种价值的最终根据，其评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国家至上实际就是皇帝至上，因为皇帝就是国家的人格化表现;官本位其实还是王权本位，因为一切官吏都是皇帝决定和委派的，官吏的命运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忠孝节义，忠不仅排在首位，而且是其他各项的根本和根据;虽有法律，但法律直接以维护皇权为目的，皇帝又居于法律之上，法令的废立、法官的去留、判决的是否有效，都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微观形态上，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王国，族长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和皇帝。正是这种家国同构，使得王权和族权实现着合谋，扼杀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独立精神，禁绝了任何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萌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听话听命的臣民和顺民，型塑出一代又一代的奴性性格，而且竭力将之论证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天理和人伦。

公民文化是作为臣民文化的对立物并在批判臣民文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晚明时期兴起的对儒家权威和“天理”的怀疑及批判，对性情的重视和对个性的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公民文化出现的先声或萌芽。但由于中国本土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的弱小，还不可能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化主张。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引起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失败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沉痛反思，西方文明的大举进入也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参考系。辛亥革命终结了皇权的统治，也开辟了自由言论的广阔空间，外接海外思潮，上承晚明余续，才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对臣民文化的冲击是最全面、最具有颠覆性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实际上主要是就政治方面着眼，终结了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所维护、所论证的皇权至上的观点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就是用民主来批判君“主”，用科学和理性来反对愚昧，反对无条件盲从的奴性;五四运动的根本精神就是“立人”，是确立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人权观念的合理地位，是用公民文化来取代臣民文化。不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民族的存亡成为主要问题，救亡代替启蒙而成为时代主题。更为不幸的是，此后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存亡的威胁一直难得趋缓，与此相适应，“五四”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接续反而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歪曲。

公民文化秉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就是民主和民本的理念，但这里的民，不是以往理解的抽象的“人民”，而是公民，是现实的具体的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地位的公民个人。所谓民主和民本，也就是以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为基本价值尺度，以此作为国家理念、政治权力、经济制度、法律规章、教育理念、伦理精神等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依据。在公民文化的视野中，国家不是高于社会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的一种制度性设施，政府和政治权力不再是为了控制社会而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其权威性也主要来源于公众的认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有任何特殊公民和法外特权的存在。由此也可以看出，公民文化首先也主要是从政治层面着眼而作出的一种区划，是立足于从传统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文化区别，它无意于也不能代替其他的文化分类的合理性。彰显公民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本意也就是促进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建设的公民权利取向。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后来的许多文化论争和评价，实际上是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说语境的，也未能真正继承光大“五四”的“立人”精神。无论是带有比较强烈的革命色彩的反帝反封建的理论，还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继承传统的主张，都未能将启发现代公民意识、培育现代公民作为主要任务，未能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和责任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尺度，结果是妨碍和迟滞了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进程，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