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文化风险分析

二、当前中国的文化风险分析

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并且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思想也呈现出了空前复杂的状态。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文化领域的风险已经发生了突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及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的“风险文化”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文化风险作一下简要分析。

（一）网络文化所引起的危机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反映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民生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新近的“锐词”、“热词”、“凡客体”、“杜甫很忙”涂鸦等网络“微文化”方兴未艾。从“躲猫猫”事件的流出，到凡客诚品的广告文案的成功营销；从“郭美美”与红十字会难以厘清的牵扯，到各类“娱乐门”、“时政门”导致的政府官员落马；从“蚁族”的辛酸到“房奴”的悲情……我们看到网络文化不仅成了企业快速行销的重要阵地，草根们参与时评自由言论空间，也成了社会各类正负面新闻迅速且广泛传播的给力管道，甚至成为引起公愤与相互攻击的流言场。在这里我们享受着网络文化的新奇与创意的同时，也看到某些腐败官员的劣迹，也有着发泄不完的情绪。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谈及网络“锐词”、“热词”时就曾指出：“许多热词虽然看上去很时髦，但并不能用于真正的交流。”在他看来，“现在社会处于词汇爆炸期，每天都在产生并淘汰很多词汇，楼市有泡沫，文化泡沫更厉害”。有专家则表示，全民造词在产生大量“文化垃圾”和“文化快餐”的同时，还暴露出了国人的浮躁及文化的倒退。热词的泛滥不仅引起国人“浅阅读”，还影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造成文化的退步。互联网上负面低俗的信息内容正在侵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并且影响正在不断向中老年人群中蔓延。社会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地融入网络之中，而网络文化的影响也因此越发大众化。^[8]有些学者更有这样的担心：网络时代意味着经典和精英的消失。另外，在Web2.0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文化正在遭遇大批“业余者”的攻击。网络“剪贴文化”窃取了学者、艺术家、编辑、制片人辛勤创作的成果。网络博主的个人意见成为引领大众的舆论指标，You Tube上的自制视频取代了电视网，数字盗版压垮了音乐产业……^[9]当网络在极大地吸引我们眼球的同时，也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二）外来文化的侵扰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冲撞和融合，中国的文化安全危机问题也日渐突出地摆到我们面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以及大规模的外来文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冲击：“故宫里的星巴克”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虽然挖掘的是中国的历史题材，但着意的却是未来的市场和文化入侵；中国人自90年代以来，突然对洋节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自身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却日渐冷淡；我们的语言体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解构，半洋不土的混合用词主宰着娱乐和传媒；80年代后文学从国家主义的文学生产走向了市场化文学的叫卖；外来的宗教慢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圣诞、穿婚纱、做礼拜；孙悟空、猪八戒再也没有机器猫、哈利·波特那样让我们的孩子们着迷；我们的文艺界仍然沉迷在国际大奖的幻梦中……

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侵扰。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多种媒体输出其文化的同时，其文化价值观也渐渐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对我国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文化饥渴”现象依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自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但“文化饥渴”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在农村、城市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农村的“文化饥渴”现象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含义，即缺乏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滞后所造成的。目前，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三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一项“为农民提供‘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图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县级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12册，不仅低于国际图联人均1.5册—2册的标准，与全国图书馆人均藏书量0.3册的标准也相去甚远。^[10]除了藏书量少，农村图书室、阅览室的书籍更新速度也偏低，无法提供农民需要或感兴趣的书籍，有些图书室等文化设施形同虚设。此外，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目前乡村受教育的年限只有4.4年，贫困地区只有2年，在全国1亿多文盲半文盲中，农民就占到了95％以上。”^[11]这些表明无论是农村现有的文化艺术活动还是教育资源都无法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去寻找替代品，黄赌毒、封建迷信之类的活动随之沉渣泛起，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精神文化环境。

其次，城市中的“文化饥渴”现象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作为消费品的大众文化产品泛滥成灾，而高雅文化严重缺失。大众文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大众的传统、习俗等等，是源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原生形态的文化”^[12]。但是由于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大众文化的传统意义逐渐褪色。如今，这种类型的文化形式早已被市场经济绑架，成了人为地通过现代传媒技术传播和操纵，使大众乐于并易于接受的、即时性的消费文化。在艺术产业化的今天，流行音乐、商业电影等多元大众文化消费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似乎获得了极大的选择自由与个性解放，但实质却是精神层面的同质化与单一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可复制的产品被批量生产出来，它无限放大人们的感官需求并使之得到暂时性的满足，然后又诱惑大众继续寻找新的刺激体验。长久以往，人们习惯了仅仅满足于最低层面的需求，懒于甚至没有能力去思辨、批判和重建，继而与现实相妥协，这是对人性的隐形压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消费经济，大众文化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为了能够获得利益，因此人们在享受大众文化带来的满足感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其内含的利益至上的理念，“功利”一词几乎可以用来形容当今的社会。

大众文化的霸权地位意味着高雅文化的缺失，人们为了展现所谓的自由与个性，纷纷争先恐后地表达对权威、精英和传统的鄙视，不遗余力地排斥“真”、“善”、“美”、“圣”等过去永恒的崇高追求目标，道德滑坡在所难免。大众文化市场的过度繁荣其实是文化匮乏的另一种表现，所谓“过犹不及”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