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由于建国初期受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较深，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优越性，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实现的，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实现，说到底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并通过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事务；二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和保护的自身权利。
代表制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它是由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性质的原则和机制构成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马克思政权建设理论和代议制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制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障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24]人民当家做主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行使职权来实现的。目前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有400多万人，他们起着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只有确保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各级党组织都要尊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重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25]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重要环节，党委要尊重和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党委的重大决策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免，应按法定程序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使其行使职权向程序化、制度化迈进，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工作。
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实际上属于“上层”民主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通过代表来间接行使的，而以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实践，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村民自治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催生的民主产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26]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是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村民自治完整有机的整体，体现了农民群众在基层事务中当家做主的权利。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实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它不是一时组织起来的，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实践证明，指导农村基层健全各项民主制度，是推动村民自治的重要条件，要抓住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重点抓好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的健全与实施。
人民当家做主还表现在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和保护的自身权利。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他们的生存权得到了基本保障。同时，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推行强权政治的国际环境，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状况白皮书，在国际社会中高扬社会主义的人权旗帜。人权是指国家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个人权利，与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人权从属于主权。人权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联系，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为实现真正的、全面的人权提供必要的保障。但由于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中国共产党需要根据现实国情来确定人权事业的发展方针。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充分实现，是同每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相联系的逐渐发展的过程。”[27]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只有在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才能为他们享受其他各种权利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决不能用一个国家的人权标准来判断和衡量另一国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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