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万国黄浦营业部

难忘万国黄浦营业部

谢荣兴

一

我与证券市场有缘、有故事，得益于万国证券的舞台和在上钢五厂时打下的基础。

那是1988年11月，我读财务会计的上一届校友，在上海投资信托公司进出口公司任财务经理的邵高山，推荐我应聘万国计划财务部经理，当时我在上钢五厂的联营企业——上海宝山建筑构件厂任总会计、财务科长。12月1日，刚好在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考察万国证券（11月24日）后的一周，我来到万国参加应聘。面试我的是万国证券的创始人管金生，他也是我从业证券的第一位老师。条件简陋的总经理办公室兼会议室，只有十几个平方米，除了一扇房门之外，四面并无窗户，因为这里原本是上海轻工业局供销公司的一间仓库。我们在此进行了一场并不十分紧张的面试，或者说是对话和交流，从宏观经济到企业经营，从财务管理到会计准则，当然也谈及人生、个性，约一个多小时的光景，“考官”最后讲了这样几句话：“凭我的第六感觉，你可以胜任。告诉你，在你之前，我已经见过8个财务科长了。”

其实我与证券市场最早结缘于1985年1月，当时我在上钢五厂基建部做财务的一位同事，帮我拿了一张“延中实业股份”5股的认购单，这是上海第一张真正公开发行的股票（此前于1984年12月发行的“小飞乐”股票的“公开发行”范围是仪表局系统内的职工，应界定为“定向募集”）。延中实业每股面值50元，总计人民币250元。我是老三届，当时是月工资“36元万岁”的年代，无奈之下我做我妹妹工作，帮我认购2股，我自己则买了3股“延中实业”股票。就是这3股股票，使我从此比一般人更加留意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并对此产生了相当的兴趣。

更早些时候，是1972年“批陈整风”时，我在上钢五厂厂校学了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对我一生受益匪浅。那时我在上钢五厂政治部宣传组办过厂报，当过厂报的作者、记者和编辑，也因此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上钢五厂“理论队伍”成员之一，我学习了《资本论》的节选本，并和复旦大学经济系、哲学系包括蒋学模教授在内的前辈有不少学习、合作的机会。至于会计方面，我则做过工业会计、基本建设会计、乡镇企业会计、联营企业会计，并学完了大学经济法的全部课程，取得了“企业法律顾问”的资格。

1989年1月，当时还是万国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的王培君通知我，公司准备录用我，王总说她已两次去上钢五厂“政审”过，问我是借用还是正式转关系，因为当时万国没有独立的人事权，所以大多是借用的。我表示要正式转关系，因为这是没有退路的，离开总会计、财务科长这个位子半年一年，要想再回去不可能了，更何况与其他企业相比，联营企业收入比较高，有各种津贴，连独生子女的补贴都能乘上1.2的系数，这个财务科长的位子还是很吃香的。

在离开上钢五厂去万国的问题上，不仅我自己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家里也是反对声一片，让我头痛。因为当时的上钢五厂是规模达两万人的大型国企，还有个“保密”的番号：上海7029厂，俗称“大劳保”，是响当当的“铁饭碗”。相比之下，万国连退休聘用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编制”都没有，而且当时国内正在清理整顿各种公司，大气候并不好。于是，婆媳关系原本紧张的母亲和妻子结成联盟反对我去万国。但我的几位正在读法律的同学都支持我去万国，因为他们都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眼界更宽。经过十几个不眠之夜，我最终还是决定加盟万国。我在“上国投”的工号是422号，在万国证券的工号是10号。

到公司不久，管总带我参加了由万国证券发起，广西证券、日本大和证券等四家中外券商在广西桂林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证券知识高级研修班。全国各地证券公司共78人参加了这次研修班，这次全国性的证券界人士聚会，让我结识了不少同行，对以后开展业务帮助不小，深圳特区证券的徐同和西安证券的夏庆就是其中的两位。

我在万国的第一个岗位是计划财务部经理，当时我不安分于“记账财务”，想要进一步“经营财务”，考虑如何利用资金多赚钱，利用“证券回购”的融资方式将资金拿进来，将收进的国库券压库，收益率要超过直接推销国库券收益好几倍，因为直接销出国库券差价收入一般是每百元（面值）2元，而融资成本与国库券压库的差价，会达到6至8元。当然这也是“逼”出来的，当时正值1989年“政治风波”，国库券抛售量很大，而且价格很低，万国却敞开大门，天天日班接夜班大量“吃进”，作为计划财务部当然涉及资金计划，筹资成为当务之急。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居然凭一张名片闯到完全陌生、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公司融资，而且连连融资成功。第一家是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拿到50万元，第二家是上海市文化局财务处。1989年仅6月我就筹到8笔资金，共计1150万元。同时我又开展同业拆借业务，到岗3个月，使原来同业拆借科目从零到累计拆借4000多万元，大大降低压库的融资成本，到1990年6月我离开计财部时，同业拆借余额突破5600万元。

1989年10月下旬，我还在计财部时，曾与王培君一起到西安去收国库券。早期的万国人，几乎没有不上前线用麻袋将国库券背回上海的。当时西安国库券的卖出价很低，买入价更相差10元以上，我们要收却有行无市，证券公司门口“黄牛”很多，“黑市”买卖很兴旺，原因是人民银行办的证券公司一统天下，他们“不差钱”，收购国库券是“压库”等兑付，一般不对外出售。既然到了西安，不多带点国库券回去，岂不有点遗憾？我们决定请西安证券公司证券部经理夏庆（后为海通证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帮忙，为我们收购，代收的办法是：我混在“黄牛”队伍中，“高价”收购（比西安证券公司买入的挂牌价高），而付钱和收券则借用西安证券公司的柜台，并由西安证券的业务人员帮忙受理，王总叮嘱我，如果向“黄牛”收购时，被“公安”抓住了，无论如何不能交代是“万国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保出来的。王总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公司时有发生碰到“为难”的事，或要检查了，或要“汇报”了，她总是挺身而出，“保护管总”敢于担当。

就这样，连同先前与西安证券说好的，我们一共收购了二百多万国库券，由于票面都在10元以下，足足装了6个麻袋。我们请西安证券帮我们开介绍信买软卧的火车票（当时买卧铺票、住旅馆都是要介绍信的），夏庆不敢，他说：“你们胆子太大了，没有武装押运，出了事谁负责？”他哪里知道，我们没有银行背景，整个公司连根“电警棍”都没有，“武装押运”压根没想过。

最后，我们两个人买了四张软卧票，总算搞了个“包厢”，上火车时，由于人太拥挤，麻袋又重又多，弄得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夏庆曾关照火车开时问题不大，但中途停时，要当心有人砸破玻璃爬进来抢劫。途中有一次足足停了两个多小时，我怕出事，两眼一直盯住漆黑的玻璃窗，不敢离开半步。现在回想起还真有点恐怖和滑稽。

黄浦营业部是万国证券公司的重要“窗口”，其发展也是万国的缩影，而创办黄浦营业部也成为我证券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自1990年6月25日开业至1993年末我离职的三年半中，黄浦营业部创下了十个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个在证券业实行“全天候”营业（1990年6月25日开始）。营业时间从上午8点3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30分。午间不休息，星期日照常营业。

全国第一部向全社会开放的证券行情报价咨询电话（1990年7月5日开始）。投资者只需拨通“3229360”就可以询问即时证券行情。此事当时由新华社报道后，在市场上包括中外媒体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全国第一个开办电话（传真）委托买卖股票业务（1991年5月15日开始）。投资者不到营业部也可以随时随地委托买卖股票。

全国第一个公开受理股票抵押试点业务（1991年2月6日开始）。据统计，贷款资金平均为股票面值的2.2倍。

全国第一家开办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1991年5月16日开始）。

全国第一家实行深沪股票委托、清算、交割的电脑化、无纸化、无钞化（1992年1月2日开始）。

全国第一家进入国际期货市场的证券机构（1992年12月）。当时，黄浦营业部通过港资在上海南市区小东门开设“润丰期货公司”，做美国芝加哥的商品期货。入市资金共计2000万元。半年多结账：汇率升值赢利800多万元，商品期货亏损几十万元，账面净赢利700多万元。

全国第一家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1993年1月3日开始）。

全国第一家日交易量时常过亿的营业部（1993年5月开始）。

全国第一家年利润超过1亿元的营业部（1993年末）。

黄浦营业部的沪市交易量占比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经常保持在10%以上，在深市的买盘中几乎一年多时间经常有八成为其所有。

说起黄浦营业部的开办，其实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1990年4月26日，我路过广东路西藏中路口的上海市工人文化馆，看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大厅出租，年租金40万元”。我一看“市口”很好，立即向管总作了汇报，经过两次谈判，最后以每年35万元的租金签约，同时公司决定由我负责组建黄浦营业部。

此时公司的第二家营业部——徐汇营业部即将开业，又要开办第三家营业部，管理机关会批准吗？于是我请我的老师、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李儒训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面谈，地点就在工人文化宫5楼的咖啡厅。说个小插曲，那天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天，管总手表的时间没有调整，结果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进门还说“刚好10点，我一分钟也没迟到。”尉文渊查看了营业场地，表示支持。

1990年6月25日，黄浦营业部正式开业。

营业一个月后，上海的股票热开始升温，我预感股票交易会有很大的突破，且上海不能只有一家银行信托的证券部独家经营。7月24日，我给公司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黄浦业务部采取日市以经营股票为主，夜市、星期天以国债为主，发行（企业融资券）则根据时机日夜兼营，三管齐下。”以期与同行竞争，超越对手。

与此同时，我们一是培训员工，抽调几位以前在银行工作的骨干成立股票交易小组。派出员工到西康路101号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观察交易过程，熟悉业务程序，包括向营业员、投资者打探细节，同时邀请了解放初期的上海股票经纪人柴昌明当顾问；二是组织客户，当时股票交易是西康路独家经营，我通过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徐同将黄浦营业部8月1日开设股票交易的信息以及黄浦营业部的地址、电话、账号一并张贴在他们公司的门口，吸引了外地投资者。也在上海组织了许多投资者，包括杨怀定（杨百万）等。

当时我做了一个“小动作”，没有实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3%的涨跌停板制度。结果，西康路101号股票看涨有行无市，没人抛售，而黄浦营业部则并无限价。消息一传出，西康路的股民几乎全部蜂拥至黄浦营业部，当然股价也迅速飙升，大厅里人满为患。当时买卖集中在发行量较多的“电真空”股票上，为了增加交易品种，制造交投气氛，我鼓动“杨百万”去挂一些其他品种的股票，股价高一点不要紧。然而，因为没有限价，“杨百万”就来了个股价高挂，他将“豫园”股票挂出300元的高价，其理由是要么不卖，要么创纪录，以致和营业柜台的顾问柴昌明发生争吵，老经纪人遇上新股民，有“理”说不清，结果柴昌明只做了3天就不干了（其实后来“豫园”股票最终涨到每股近2万元）。

开设股票交易，我打的是有准备之仗，除了建立柜台、组织客户外，比起静安证券业务部还有更多的“粮草”。一是公司承销“电真空”股票时，有100万的包销余股，允许我每天挂出10股；二是“申华”公司也让我每天挂出10股，为黄浦营业部的股票交易锦上添花。

不过这样的“疯狂”当然是好景不长，静安证券业务部向主管部门投诉了。第三天下午，尉文渊亲自来找我，“为何不实行限价？”我回答：“不知道要限价，我部没有收到文件。”后经查阅也确实如此，限价执行的抬头只有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谈到限价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时，我则认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双向的，如此低价卖出，没有保护卖出者的利益。”然而，再怎么争论也是多余的，我只能服从。不过这三天的“自由撮合”，为黄浦营业部赢得了客户，赢得了市场。

二

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哪家证券营业部，已经找不到只代理沪股或深股的证券网点，且千里之外的委托交易在瞬间即可完成。可是在证券市场刚起步的年头，沪市与深市是两地割据、互相排斥的。

1990年12月18日，上交所开业的前一天，我在《新闻报》撰文预测：“深圳股市已临近股价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黑市交易已不复存在，场内交易量骤增。为分散风险，那些在深圳股市不赚‘最后一块钱’的投资者，预计会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价位较低的上海股市。深圳大户趁机竞价交易，颇有‘杀回马枪’之势。”之后深市的发展与我们预测的完全一致。1991年4月22日，深圳市场的5只股票成交量创下了零的记录。

这时，一方面有上海股民试探去深圳炒股，有的则积极鼓动我们在上海开设深圳股票的交易，另一方面公司总经理管金生曾和深圳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总经理汤生午有互相代理的备忘录，于是我们决定开设代理深圳股票交易业务。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公司总部，把自己的主意向管总报告，管总与王培君副总立即拍板，支持开办代理深圳股票交易业务，越快越好！兴奋异常的我连夜组织起草有关委托买卖深圳股票的相应规定，并在晨曦初露的5月16日早晨，把墨迹未干的通告贴在了黄浦营业部门口。同时，我通知包括建议我开设代理深市股票交易业务的上海股民杨良箴在内的一批股民前来参与。杨良箴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在深圳以外地方购买“深发展”股票的股民。

当时，我们在深交所没有交易席位，也收不到即时行情，营业大厅小黑板上提供的是深市隔天的行情，客户简直是闭着眼睛填委托单，有的干脆填写市价委托。当时客户在黄浦营业部开设的是二级账户，每笔委托汇总后传真到深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后者则以一个股东账号进行买卖，然后由基金部根据总成交单分配给每个具体委托人。一时间，黄浦营业部成了深市的超级大户和上市公司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

9月下旬，随着深圳股市的反弹，市场更加火爆，万人争相入市，排队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其中“十六铺”轮船码头的票贩子，一度成为深夜冲击队伍的“插队专业户”。此时黄浦营业部的治安情况突出，如果不提高委托起点，排队非排到人民广场不可，并且要排几天几夜的队。为此，我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虽然有好多人反对，但就操作性来看当时只能这样，因为深圳股市涨疯了，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客户的“交割单”每天早晨7点就开始办理的措施。

记得有一次周五收市后，例行编号登记下一周的委托，当下一周的编号全发完后，队伍依然望不到头。股民们在营业部门前齐呼我的名字：“一二三，谢荣兴，一二三，谢荣兴。”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当即决定，继续接受登记下下星期的委托。

由于交投异常火爆，清算极端落后，因此问题很多。由于资金在途原因或汇总申报差异及分配不当等原因，造成投资者经常应该成交而没有成交的情况，因此向我投诉，与我吵架者不少。尤其是随着深圳市场的大反转，一周前的委托成交单拿到手以后往往已涨了30%以上，终于有一天发生了把我大包围的情况。因为涨幅最大的时候，所有委托人几乎都没有成交。这是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往往是当天存款、当天就可以委托，而异地划款至少要三个工作日才能真正到账。但我怎么解释也没用。

大吵之后，我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连夜起草了一份《买卖深圳股票协议书》，申明本营业部是二级代理，只负责代理电话传真委托，成交与否，责任自负，与本营业部无关，同意者，就在委托之前签上承诺人姓名，每委托一次就签名一次。该协议被客户戏称为“生死合同”，然而这一招还真管用，以后几个月都没人到我这里投诉。

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黄浦营业部登记的深市投资者超过了2.2万户，整个深市的买卖盘经常是80%来自黄浦营业部。然而，就是这一率先打破沪深两市割据、沟通两市的举动，却得不到理解。只做沪股、不做深股的投资者说我使上海的资金流向了深圳，影响了上海股票的上涨，有的甚至把有关深圳股市的通告撕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管金融监管的副行长不仅亲自到黄浦交易大厅暗访，并且因为这项业务既未请示，又未经批准，因此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是我从事证券工作以来受到批评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我反批评最强烈的一次。就在这次“训话”中，金管处副处长张宁倒是从侧面说了我一大堆好话。

1992年，当深市对全国开放，欢迎各地券商到深圳开设营业部后，我立即到主管部门去申请。然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章程》规定，一个券商“不能同时成为两地会员”。我则坚持：第一，规则是人制定的，是可以改的；第二，全国我最早进入深圳市场，最有资格成为第一批深圳会员。为此，我不得不天天在主管部门“上班”，甘愿以“辞职”为代价。要取得“通行证”如此艰难，现在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几位老总也经常光顾黄浦营业部，尤其是尉文渊，几乎每周要来，而且经常在广东路上被包围，而他则常常“演讲”得非常过瘾。为此，我们经常不得不以“尉总，你的电话来了”来替他解围。上证所交易部经理王强更是明确对部下讲，要了解市场、感受市场，就要经常到“马路沙龙”去听听。

三

1990年12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庄晓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罗时林等来到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考察。

当朱镕基一行的轿车停在黄浦营业部门口20米左右时，广东路上广大股民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立即让出一条通道，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迎。

接待朱镕基市长的地方是在黄浦营业部阁楼下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接待室，向朱镕基汇报情况的是管金生总经理。我只听到朱镕基很严肃地讲道：“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汇报结束后，朱镕基参观了营业部的柜台。此时大厅内的客户开始鼓掌致意，突然有一个人肩扛一台摄像机跳到大厅的大理石柜台上，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有线电视台（CNN）的记者慕名来采访营业部，正巧碰上了这么好的机会。当时我心里一阵紧张，正想上去阻挡一下，想不到朱镕基满脸笑容地面对镜头，并挥手致意。

当朱镕基走到营业大厅时，突然有一位客户冲向朱镕基身边，拿着一张“小飞乐”股票，要求签名。这时与朱市长同来的不知是警卫还是秘书出来阻拦，我立即上前解释，他是我这里的大客户，你放心，帮他签一下吧。朱镕基于是欣然在这张“小飞乐”股票上签上了“朱镕基”三个字。

这位客户叫赵善荣，现在是全国知名的股票证券收藏者，他后来将这张股票送进了上证所，现在应该还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

四

地处人民广场旁边的广东路，自万国证券在此开办黄浦营业部后，就改变了它昔日的平静，整整一条马路，如同赶大集般地被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每天夜晚，那些在股市上拼搏厮杀了一天的人，依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分析行情，有人兴奋，有人懊丧，手舞足蹈的，高谈阔论，熙熙攘攘。甚至到晚上9、10点钟，还没有散去的意思，还聚着，挤着，一本正经讨论着。“马路沙龙”因此出名。

1993年1月4日起，黄浦营业部正式开设股市信息夜市，并创办了全国唯一的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当时《上海证券报》虽然已经出版，但因是一周两刊，投资者仍然无法看到每天行情的分析报道。为了使缺少信息来源的中小投资者在了解信息方面能够处于与大户、机构较为平等的地位，经过充分准备，我重操当年在企业办“厂报”的旧业，推出了当时全国第一份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主要包括三块内容，一是报刊转摘和本刊讯，二是每天股市走势K线图，三是对每天的行情进行技术解盘和基本面分析。

1992年万国证券与上海电视大学联合搞了八集关于股票知识的讲座，我主讲深圳股市，这以后，负责与万国具体合作事宜的上海电大教师张磊就成了黄浦营业部的常客，并自学技术分析，教师不用坐班，张磊就每天在我这里试着写行情分析，大约写了两个多月。我不懂技术分析，于是创办《股市大哥大》时，就请张磊任主笔，办公室的项贞荣负责剪报和起草本刊讯，我则自封主编，负责审稿，并协调制版和销售。为了《股市大哥大》，每天有近十人加班，晚饭都是自己动手烧大锅菜，大家干得不亦乐乎。

《股市大哥大》从1993年1月4日开盘第一天起，到1994年7月29日止，共计399期，也即399个交易日，每天发行量达2000多份，投资者集中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涌向营业部的一个柜台抢购，场面拥挤而热烈。

1993年1月16日晚，正在上海调研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带着朱从玖、宋丽萍、张志平、聂庆平等人来黄浦营业部考察。平时《股市大哥大》7点就可以销售了，这天为了制造效果，特意推迟了一个小时。刘主席一到，所有柜台开始销售，一时间营业大厅里和广东路上人山人海。他看到这一情景惊叹不已，激动地讲：“没想到上海投资者的热情这么高，真令人感动。”

《股市大哥大》如此火爆，立即有人“盗版”，抢在第一时间买份《股市大哥大》，立即跑步到附近的“打字店”，用胶印机翻印，然后在广东路上“低价倾销”。我们印的是两张八开纸，价格1.2元，盗版者只印一张，售价0.8元。我们为抓盗版者，曾特将该页印成套红，一抓一个准。

1994年7月29日，《股市大哥大》已办到第399期，一则由于《上海证券报》已办成日报，二则其他股市小报、刊物也已汗牛充栋，三则本人也调到公司总部担任交易总监工作，我们商量后，决定封笔停刊了。

《股市大哥大》画上句号，但股市未停，“马路沙龙”依旧。

但凡成功的事业，都是由一个团队共同造就的。万国黄浦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与所有员工、团队的齐心合力分不开的。顾翠华从企业借调到公司不久就一起筹备黄浦营业部，我们招聘的大多是上海统计学校的技校生，所以她在黄浦筹建期又有另外一个“妈妈”的身份，后成了黄浦营业部的第二任经理，由黄浦营业部培养并输送出去做营业部经理及以上岗位的有：滕伟、王竝红、张炜、张磊、徐乐来、韩家兴、缪钱芳、王敏芳、王华、邹翠强、陈忠琴、成微岚、李祖德、项贞荣、郭兴、朱颍、陈孝平、邵斌、黄维琳、竺柏桢、张东辰等。历史将铭记每个为黄浦营业部，为万国作出努力的同事。

谢荣兴，曾任万国证券计划财务部经理、黄浦营业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交易总监；后任君安证券副总裁、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国泰君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国联安基金公司督察长；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