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若桃花美如乳酪”

“艳若桃花　美如乳酪”
——中国专制赋税制化妆师魁奈追记

一

不知为什么，在读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时，忽然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说的那段话：“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1］原是因为，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魁奈的眼里，中华帝国专制制度是一个“天堂政府”，一点也找不到“愚昧而野蛮”以及惨无人道的非人影子。

早在1757年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人口论”一文中，就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民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土地“耕种得很好”，极度粉饰中国专制政体。在魁奈眼里，中华帝国是遵守自然法的楷模和榜样，“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华帝国“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它是“一个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而它的统治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完全无视中国专制独裁政体的残暴与非人性，看不到中国专制独裁政体对中华民族繁荣与发展的阻碍与束缚，看不到中华帝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专制政体对全民族进步活力的扼杀与窒息。

以赋税征收为例，魁奈认为，中华帝国只对土地收益课税，这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由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着的学说的基本原则。”“这个帝国的臣民们必须缴纳的租税数额，是以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作为标准，而每块土地面积又按其肥沃程度来摊派税额。在近代，只有土地所有者一直交纳租税，而耕种土地的人则不必交纳此税。”^［2］果真如此，中华帝国的赋税制是多么人道啊——广大农民可以不交租税。而且，赋税制是如此的公平和公正，连宗教圣地都不例外。“任何土地都不得免税，甚至连寺院周围的地产也不例外。”^［3］而对于拖欠租税的，皇帝还允许将其地产没收充公，还允许穷人、老人对不纳税者“吃大户”，直到吃光“拖欠皇帝的税额为止”。这完全是一种无赖与地痞的做派，与盗寇并无两样。他指出，在中华帝国，“对于拖欠税额者可能将他们的地产没收充公，因为那样做会使这些家庭破产，从而使他们变成靠赡养的人。从春耕到秋收期间，不能打扰农民；过了这一时期，便可以从他们收获的产量中得到一份实物或货币形式的摊派税额；如果他们不纳税，就把每个城市中那些靠皇帝赈济为生的穷人和老人安排在他们家里，让这些人住在那里一直吃光他们拖欠皇帝的税额为止”^［4］。同时以为：“皇帝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增加赋税但除了迫切需要的情况以外，他很少使用这一权力。甚至形成一个惯例，每年都要赦免一二省份应交纳的税收份额，也就是在这些省份不论是遇到瘟疫流行还是遭受其他灾害时，都予以赦免租税。”^［5］同时声称：“在那个国家，既未听说有纳税的租地农民，也未听说有专门的税收官吏。”^［6］

在魁奈眼里，中华帝国完全是一个人间天堂，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皇帝的仁慈普照，始终把百姓的忧乐放在心上，整个国家治理得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可以注意到，中国私人住宅的房间虽然安排得井井有条，却很简单。这和公共建筑物，特别是沿公路而兴建的公共建筑，完全不一样。这些公共建筑物在结构方面，具有惊人的宏伟壮丽规模；而对它们的专门保养维护，特别值得注意。那里对于公共建筑的坚固牢固所给予的关心，也是令人称赞的，并且为了给过路旅客、商人和车夫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他们毫不吝啬建筑费用。”^［7］在魁奈看来，所谓的关于君主专制的残暴与黑暗，在中华帝国根本不存在，如果有谁认定中华帝国专制的恶劣性与罪恶，魁奈就认为，这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在这个国家，皇帝的权力是受国家法律制约制衡的，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他说：“如果可以让《世界通史》的英国作者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权力人物比中国的皇帝更加专制’，如果他们所谓的专制主义，意味着这个绝对权力必须正确地遵守各项法律和基本的统治准则，那么，在中国确实没有人类权力能够阻止皇帝的权力。不过，皇帝本人在行使审判权力时是如此严格，以致他可能出于偏袒而实行的任何不合于法律的仁慈措施，都将受到政府所颁布的基本法的公开抵制。”^［8］“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不敢违法作恶，能够保证他合法地行使职权，保证最高权力人物积德行善。结果这个权力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臣民来说也是一个受崇拜的力量。”^［9］

基于这种认识，魁奈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我们的传教士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值得称赞的，它的政体的指导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10］十分不以为然。他对孟德斯鸠的观点：“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11］——几乎暴跳如雷地说：“这是一个多么混乱的观念！法律和专制主义联系便会令人生畏，法律和专制主义联系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跟法律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就变得凶暴；跟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法律就会失去效力。”^［12］

就是对中华帝国赋税中的沉疴——非正规赋税所造成的危害，魁奈也是极力为其开脱和掩饰。在魁奈看来：“在那个帝国，这些非正规赋税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至少不是完全灾难性的，因为一般说来，那里的税收相当有节制，几乎总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且没有大量的征收费用。但是，这类赋税无论迄今为止它们可能多么轻微，只能被看做是在以后的时期会变得日益明显的祸患的起因，而不能被看做是别的什么东西。”^［13］“因此，这个弊端如果存在的话，它确是一个被带进这个政府内的真实缺陷，但它不必归因于这个政府本身，因为这只是一个执行过程中的错误，而不是政府本身的错误；因为它可以被加以纠正而不涉及对那个帝国的制度本身作出任何改变。”^［14］而“赋税成为纷争和起义的根源，是由于无知、担忧和贪婪而引起的。实质上，赋税是由一些不变的法律和规章所决定的，君主和国民如果脱离这些法律和规章，只会对自己造成不利。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些法律和规章可以用严密的精确性表现出来，因而排除了一切的不公平、武断专横和营私舞弊行为。”^［15］在他看来，如此美好的中华帝国，它是上帝给中华帝国臣民的最大恩赐。它的子民只需虔诚地信奉尊崇即可。“摈弃无知，承认基本的秩序，这样你们就会崇尚上帝的先见之明，它给了你们一个火炬，使你们能够在这个布满着容易使人误入通向邪恶的歧途的迷宫中，毫无危险地前进。”^［16］因为，“人生来就具有智慧去获得必需的知识，以便去认识上帝为他们指示的道路，这种道路通向最完善的帝国统治。因此，知识是建立符合规则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秩序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并规定一切人类政权都必须遵守由大自然的造物主所创立的法则，以便使所有的人都服从理性，约束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他们享受造物主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那些财富。”^［17］

在笔者看来，魁奈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至少有三点原因：其一，研究资料来源的匮乏稀少。在魁奈时代，由于交通以及信息技术的落后，魁奈对中华帝国的了解，大多只是通过外国传教士提供的有限的不完全的资料。因此，一方面根本不可能全面掌握所有关于中华帝国的重要资料，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资料；另一方面，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就不可能得出全面科学的结论。其二，爱屋及乌似的情感迷失。魁奈作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中华帝国是它理想的楷模和榜样，也是其学术研究的范本。因此，就情感而言，极力美化中华帝国及其专制赋税完全可以理解。其三，失之偏颇的认识误区。无论怎样，在魁奈看来，专制是有价值的，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最好的政体就是专制，这是最符合自然法的选择。赋税制一样，最好的赋税制是专制赋税制。

其实不然！

二

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确如魁奈所言，“艳若桃花”“美如乳酪”吗？

首先，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确是特别公正的吗？公正意味着平等的利害相交换。中华帝国皇帝尽管自比天子，国即家，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但就赋税而言，皇帝与广大臣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交换吗？皇帝征收的每一份赋税都用之于老百姓了吗？我们不否认因为天灾人祸，不少皇帝确实赦免了老百姓赋税的事实，但这能说明什么呢？皇帝的仁慈，还是皇帝的“坐寇”式的算计？假如魁奈曾经有机会到中国考察过遍布中华大地的“帝王陵”，仅仅了解一下这些帝王们为其身后继续享受皇帝生活，从其一登基就不惜数以万计的劳役血汗，耗费不计其数的民脂民膏，为其修建奢华无比的陵墓，就可窥其恶劣的本性，就不会那么自信地宣称中华帝国的荣耀，就不会极力粉饰中华帝国的丑恶。如果再还有机会考察一下中华帝国皇帝荒淫无耻的日常生活，及其随意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追求自己一个人的现世快感的现实，恐怕魁奈再也不敢如此信誓旦旦地为中华帝国化妆了。固然，皇帝们也会用老百姓的赋税，为老百姓做一些事，但这些事所耗费的资财，仅占所有赋税的很少一部分。老百姓的赋税，除维系皇帝及其家族和利益集团奢华的生活外，不是用在巩固维护专制统治的基础方面，就是大肆用在征战，不断拓展疆土界域方面。用在老百姓民生方面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试想，这样的权利与义务安排，何谈公正！一个极端不公正、极端违背公道原则的专制政体，更何谈是遵守自然法的典范！而没有了公正作为基本结构的赋税制，何谈优良，何谈人道！

其次，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所拥有的“税权”是合法的且拥有实质性制约的吗？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所拥有的“税权”绝不是通过广大老百姓的同意获得的，不是靠杀戮和征战抢得，就是子承父业，从上一代继承而来。如此，其“税权”与政权一样，都带有“原罪”，打着武力强夺的烙印，都是不合法的，非法的。而魁奈所谓的皇帝权力不是随心所欲地使用，既是因为对中华专制赋税制运作机制的陌生，也是因为魁奈在价值判断上出现的情感性迷失，没有看到中华帝国专制政体的残暴本质。仅从死于中华帝国历朝历代皇帝刀下的大臣与无数老百姓的生命，以及无数因文字狱而丧命的历史事实可知，中华帝国皇帝的各项权力根本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他们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如果现实需要的话，任何一个皇帝都可能动用所有的国家资源，特别是暴力资源，用于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所谓的一切精致的内部监督机制，几千年的中华历史表明，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等弊端。道理很简单，因为从根本上说，权力的执掌者是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的，皇帝的权力是无限且不合法的。因此，任何对中华帝国皇权进行粉饰的言论，都是有悖人类社会税收治理大道，有悖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基本立场的。而魁奈所言“中国君主的专制主义或专制权力，被我们的政论作者过于夸大了，或者说至少他们是带着相当反感的情绪来考虑这个问题。”^［18］无疑，正是他自己过于夸大了“中国君主的专制主义或专制权力”的合法性与内部监督的有效性，显然明显违背了中华帝国专制皇权运作的事实。而芸芸臣民对其崇拜，并不是像魁奈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种专制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受崇拜的力量，恰恰是因为在惨无人道的专制皇权控制之下，广大臣民若不服从，就不得食，就要被饿死。可见，魁奈的悲哀在于，在一个最崇尚自由与人道的国度，他却因为个人研究的偏好与逻辑，丧失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基本价值立场，无视专制的恶劣与丑陋，十分投入地为专制叫好，自愿充当专制及其赋税制的化妆师。

再次，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都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吗？说中华帝国专制赋税制的创建是为了老百姓的福利，那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和专制政体一样，其赋税制同样是极端非人道的。这是因为，自由是人道的根本原则，由于在专制体制下只有皇帝一人拥有社会生活管理的全部且最高权力，这就意味着只有皇帝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而其他所有人，只能以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为意志，不拥有任何个人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等一切自由，自然也内含赋税自由。如此，剥夺所有百姓赋税自由的税制，一定是非人道的税制，根本不可能将所有老百姓福利的增进作为其赋税的终极目的。因此，这样的赋税制只能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繁荣的障碍。然而，魁奈却极力美化中华专制赋税制，把皇帝按照个人喜怒哀乐随意花费老百姓民脂民膏的非人道行为，背离赋税治理根本方向的恶劣行径当作皇帝的美德来赞赏，其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助纣为虐式的学术辩护。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给予足够的警惕。就是个别皇帝的慈悲之举，也不可能改变其整个专制体制的独裁本性，无法改变其违背公正、非人道的根本性质。专制赋税制是一种与广大社会民众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野蛮的赋税制，根本不可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根本不可能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福利的增加。相反，任何专制体制及其赋税制，都无法摆脱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直至灭亡的宿命，不断进入轻税—增税—抗税—灭亡的恶性循环链条之中，而中华帝国的历史演进，这种宿命般的轨迹更是清晰久长，所受危害也最为深重和酷烈。

最后，中华帝国的专制赋税制是上帝给中华帝国臣民的最大恩赐吗？极端不公正不人道的中华帝国专制赋税制，根本不是上帝对中华民族的恩赐，而是对充满奴性的愚弱国民最大的惩罚。在几千年中华专制政体的残酷凌辱下，中华帝国国民历代积淀下的奴性习惯，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并进而继续阻碍着这个民族的发展与繁荣。要打破这个历史的“魔咒”，必须建立与专制政体相反的政体，即人道自由民主的政体。赋税制一样，必须建立民主自由人道的赋税制。只有这样的赋税制，才是真正可以促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道税制，才是中华民族世代需要的税制。

三

魁奈对中华帝国赋税制的误判，不论是基于什么原因，但他给予后世研究者最大的启示在于：学术立场决定学术品格。其实，与魁奈一样，至今仍然认为专制体制“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学者大有人在，并且皓首穷经，继续在历史的墓地里，不断为封建帝王寻找美丽的羽毛。当然，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一点社会价值都没有。但是，有一点却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一种恶劣的非人道的体制辩护，是一种完全背离学术研究终极标准的混饭劳作，根本谈不上什么价值坚守与良知守望。像魁奈这样的研究，对一个专制的“幽灵”至今还在头顶盘旋的民族而言，这样的学术研究，其实与助纣为虐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现代民主政体建立以后，类似研究的危害才可能减小，才可能彰显其技术层面的价值。魁奈一族研究者的最大悲哀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悬置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结果，其辛辛苦苦研究的成果，很可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者的遮羞布和借口。

2008.08.03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C］.热风·随想录三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8.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法〕弗朗西斯·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8，78，78，78－79，79，80，82，82，94，98，99，108，108，120，120，12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