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影响因素

10.3　区位影响因素

1.产业环境因素对制造业厂商区位的影响

（1）制造业员工数。在制造业员工数对区位影响研究上，Hansen（2001）利用巢式多项逻辑特模型（nested multinomial logitmodel），来探讨巴西圣保罗州（San Paulo state）在1995—1997年间，360家分厂或迁厂的制造业厂商在都市间（interurban）的区位决策行为，实证发现制造业员工数对于区位选择具有重大（strong）的影响。

（2）工业用地相关因素。在工业用地面积对制造业厂商区位影响的相关研究方面，rickson and Wasylenko（1980）利用逻辑特模型研究1984—1994年间，探讨自米尔沃基市（M ilwaukee）迁往郊区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厂商的迁厂（relocation）行为，实证发现制造业厂商倾向在拥有相对较多空旷土地的自治市设厂，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未来扩厂的方便性；同时制造业厂商迁厂也倾向迁往邻近高速公路且拥有较高比例空旷土地的自治市，而非地价较低但却远离市中心的地区。

同样地，Herrin and Pernia（2007）自菲律宾2000年时的前1000大企业中，挑选100家企业为研究样本，50家当地企业，50家外资，利用与高阶经理人访谈的方式，来探讨是否当地厂商与国外厂商的选址行为有所不同，以及何为最重要的厂商区位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最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为适合设厂地的可获得性以及足够的扩厂空间。

而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陈惠美（2006）针对都会区各工业，探讨影响其区位分布的因素。发现工业分布区位受工业用地分布影响的有：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制造业、木竹制品制造业、化学材料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及煤制品制造业；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除了就产业分布来探讨外，过去研究亦从工业区的使用率来代表厂商的设厂行为，发现各都市计划工业区面积规模与比例和都市计划工业区的现况使用率间，呈现正向变动关系。

以上研究均显示，工业用地面积越大，厂商基于未来的扩厂考量，故投资设厂的意愿越高。

除了工业用地面积外，工业用地价格是另一个影响厂商区位的因素。陈明灿（2006）利用问卷的方式发现，对桃园县境内的制造业厂商而言，不同的区位因素对不同的制造业有不同的重要性，地价低廉对于设厂区位有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孔繁治（2005）分析新兴工业的基本属性及空间分布特性，探讨新兴工业的空间发展模式。研究发现地价水平为轻微正向关系，此可能因为地价较高的地区其本身在其它因素，如科技资源、制造业的聚集经济、与工业用地供给上也较利于设厂，造成地价成本也为正向的因素，此也反应新兴工业的特质。

除了直接探讨工业用地对厂商设厂的影响外，杨松龄（2006）利用探讨工业区土地销售的影响因素来代表厂商的设厂情形，发现厂商在购买工业区土地设厂时，除了考虑工业区土地售价的高低及与邻近乡镇的距离外，亦对当地未来发展动态、劳动力来源、各项公共建设的提供等，视为其是否购地投资的参考。研究发现影响工业区土地销售率的因素，除了与国内经济景气、工业成长有相当关系外，与其所在地方的劳力供应、地方公共设施水平、与邻近乡镇距离、以及工业区土地售价等，皆有相当的关系，说明了工业区土地销售受其区位条件及开发规模的影响。认为目前各工业区所提供者，仍以基本性的公共设施，如道路、电力、自来水等为主，而对于治安、医疗、消防、或员工的休闲娱乐设施，如各类球场、电影院、餐厅、图书资料等，仍嫌不足。并且一些厂商极需的服务设施，如劳工管理训练、税务机构、公用电传，或一些支持性的企业，如交通运输公司、货物搬运公司、仓储公司、超级商场等，皆应考虑予以改善或修改相关法令准许在工业区内设置，使工业区功能多样化，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并满足厂商于生产活动时的必要需求。

工业区的设置是常见的吸引制造业投资的方式，过去在工业区对厂商区位的影响研究方面，施鸿志（2004）研究科技厂商的区位特性，发现科技厂商与一般制造业厂商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差不多。此外，企业主对专业工业区的偏好最高，其次依序为一般工业区、工业用地（工业区外）、科学园区，最后则为加工出口区。同时，研究发现企业主对前四项工业用地评点值均甚为接近，显示其偏好程度差异不大。除了一般的工业区研究外，白仁德（2000）开发区的设置对西部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发现有设置工业区的县区的制造业产值及厂商家数指标皆是正向成长的。设置有开发区的县区占西部制造业发展总量的比例大致呈现40%，而未设有开发区的县区总量则呈现逐年降低。反映政府透过开发区的设置与开发，提供良好的工业用地及设施环境，对工业生产活动的集中的确有其效果，从而也产生了制造业于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效应。

（3）聚集经济。聚集经济可以区分为制造业的聚集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厂商设厂的影响。在制造业的聚集对国内厂商设厂行为的影响方面，Erickson and Wasylenko（1980）利用逻辑特模型研究1964—1974年间，自米尔沃基市（Milwaukee）迁往郊区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厂商的迁厂（relocation）行为，包含七个产业：营造业、制造业、运输通信及公用能源业、批发业、零售业、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服务业，实证发现聚集经济（同业聚集）是所有产业在郊区选择设厂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的一，具正向显著影响。

同样地，Chakravorty（2003）利用逻辑特模型探讨改革后的印度，制造业区位选择问题。认为聚集形成过程是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亦即，制造业新投资很有可能选择在现有制造业聚集的处，以及其它新投资附近的地区。实证发现确实影响一地区是否能够吸引新投资、以及吸引的新投资数量，最重要与最显著的因素为：当地的（改革前）制造业数量及聚集程度、以及邻近地区的新投资数量与聚集程度。

而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陈惠美（2003）针对浙江都会区各工业，探讨影响其区位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浙江都会区各工业间彼此有很强的聚集倾向。现今二十二种工业中，大部分工业区位分布的考量因素，主要乃其它工业的分布情形，显示浙江都会区的工业分布，彼此之间存有聚集经济的利益。

徐旻穗（2005）探讨聚集经济与都市发展的关系，整理过去文献发现，都市发展与聚集经济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连，且聚集经济可促进生产力成长。徐旻穗（1995）同时认为至原料产地及市场的交通可及性在区位过程中是主要的元素，国内交通因素仍为厂商聚集的主要因素。徐旻穗（2005）实证也发现，各种产业对都市发展的影响均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各种产业有其聚集经济因素，且对都市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并发现聚集经济可以在许多方面影响厂商生产力的成长及都市的发展，在区域内活动的规模可以使厂商生产方面有专业化的存在，改变都市的产业结构；可以使厂商生产规模增加；可以吸引更多的厂商及人口聚集；可以鼓励厂商的发展；可以在厂商的生产过程中，增加创新与研究开发、能源消费的经济使用；可以分摊公共设施的开发成本，避免公共设施的浪费或不足。

许瑞尧（2003）探讨都市发展形态对制造业产值与生产力的影响，认为聚集经济是指生产活动及消费活动在空间中聚集所产生的外部效果，此效果对于厂商而言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因此地区的聚集经济是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

除了探讨制造业聚集对国内厂商的设厂影响，过去研究亦开始探讨制造业聚集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Coughlin et al.（1991）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探讨1981—1983年间，美国各州的制造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证发现当州的人均所得越高或制造业聚集程度越高，越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同样地，Guimaraes et al.（2000）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来探讨聚集经济等因素对在葡萄牙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聚集经济是影响新投资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的聚集亦有显著的影响，产业别的都市化经济与地方化经济同样是重要影响因素。陈哲正（2003）探讨地域条件对台商投资中国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厂商聚集的形成与当地政策、生产要素条件、基础设施等在地条件的创造是无法分离的，因此厂商的区位选择行为将深受地域条件的影响，而趋向某一个地方聚集。实证发现在整体制造业聚集对台商区位选择的影响上，对台商整体会有正向的影响，显示制造业聚集的地，仍会吸引台商前往设厂投资，同时人力素质的考量达正向显著的影响。

至于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厂商区位行为的影响方面，陈立菁（1999）探讨浙江都会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发现无论就（1）组织型态（单一工厂、总管理单位、或分支工厂）、（2）产品内容（负责最终产品组装销售、零组件产销、或代客加工厂商）、（3）产品属性（产品经常变动、产品变化较小）、（4）土地规模、（5）员工规模等来探讨，制造业使用国际贸易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的频率最高。而就制造业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而言，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运输服务使用频率普遍较高。

（4）整体经营环境与建设。在过去的研究中，除了如前述的回顾，得到的是较为特定的区位影响因素外，有的研究针对较为广泛的整体产业经营环境进行区位影响探讨，得到的结论将较具概括性与一般性。林郁钦（2003）探讨各种制造业及其区位规模在浙江都会区的空间分布，以及随时间演变所产生区位结构变迁和设厂趋向的特征，发现在浙江都会区里，不同的区位因素对各种制造业设厂区位有不同的重要性，交通便利因素在各业厂商中为共同识觉的最重要因素；此外，水供应、能源成本、及同业聚集等三项因素在各类制造业中，对设厂区位有其共同性的影响。林郁钦（2003）认为对于区位因素不同的需求，基本上影响了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型态；此外，透过因子分析，发现影响浙江都会区制造业设厂区位因素的共通性，可以四个因子来说明，分别是：接近原料地—水供应因子、接近市场—同业聚集因子、交通便利—商业服务因子、和劳工供应—劳工成本因子，此种共通因子是造成设厂区位因素需求的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林郁钦（2003）同时并发现浙江都会区所有制造业厂商选择区位的决策过程，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区位因素依次为：交通便利、充足劳工供应、土地和建筑物、接近市场、环境适宜、劳工成本、接近原料地区、商业服务、能源成本、同业聚集、以及水供应。

李慧玲（1989）针对1966—1986年制造业发展的区位变迁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制造业区位变迁的缘由。研究发现各类制造业在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制造业空间发展影响因素的改变，其中尤以地方交通建设的发达，工业区设置所反映的政府平衡工业发展的政策意义等因素影响较大。

而在科技厂商的研究方面，施鸿志（1990）利用问卷调查发现，现有科技厂商企业主选择现有区位时，所考虑的前十项因素依序为：地方交通便利、易于雇用到技术人力、地价低廉、治安良好、附近有关联厂商（聚集经济）、自有土地所在、劳工薪资便宜、公共设施完备、易于雇用到非技术人力、近原料市场。除了针对科技厂商的设厂行为进行研究外，杨胜评（1997）探讨科技厂商的区位调整动机，通过对电子信息产业厂商进行问卷调查与电话访谈，再以个体选择行为模型为观点，运用逻辑特模型以描述厂商的区位调整（包括工厂迁移及设置分厂）行为。研究归结一般厂商所受的区位压力为：（1）工厂生产经营规模需求增加；（2）生产条件比较优势的降低；（3）市场的占有考量；（4）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5）地价高涨，既有厂房土地预期价值高于经营生产价值；（6）政府的政策与规划。在区位调整动机方面发现，生产需求增加、周边生产环境恶化等因素，是区位调整的主要动机。

吴连赏（1990）研究发现国内厂商设厂考虑因素，不论是电子业或纺织业，首要的考量因素包括：卫星工厂多，可获聚集利益；水电充足，价格便宜；位于工业区，公共设施完善。除了针对一般性工业进行探讨外，孔繁治（1992）探讨新兴工业的空间发展模式，从新兴工业属性分析得知，新兴工业的发展与厂商高生产力及技术层级的集中有关。研究发现，新兴工业的空间发展型态及其区位因素，具体的显示传统区位理论着重原料、市场及运输成本的不足，取而代之的将是技术为导向的产业研发活动、研究机构、大学与技术人力等科技资源。

而在地区性的研究上，方进呈（2002）以县为例，探讨我国投资环境，分析影响投资环境的内因素，针对该县目前已登记有案工厂经理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制造业在生产因素取得方面，依取得难易程度排列依序为：土地取得、资金取得、劳力取得、用水取得、用电取得；同时有关制造业进行投资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经统计分别为：土地取得成本、劳动成本、资金取得成本三项。

在国外相关研究方面，Hodgkinson et al.（2001）自新南韦尔斯地区随机挑选265家厂商，利用结构化问卷配合电话访谈的方式，探讨各厂商在扩厂及迁厂时的考量因素，在产业别的分析上，发现对所有产业而言，土地价格与房屋价格、生活质量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地区可及性因素对制造业厂商区位的影响

（1）交通可及性。交通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厂商的运输成本与效率，陈明灿（2006）利用问卷的方式，发现对桃园县境内的制造业厂商而言，不同的区位因素对不同的制造业有不同的重要性，交通方便因素为各类工业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接近劳力充沛区与接近消费市场，对于设厂区位也有重要的影响。Hansen（1987）研究分厂或迁厂的制造业厂商在都市间（interurban）的区位决策行为，实证发现至圣保罗市的可及性是重要的区位考量因素，因为代表着至主要市场的运输成本。Guimaraes et al.（2000）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来探讨聚集经济等因素对在葡萄牙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亦具有显著的影响，与Hansen（1987）相同。Hodgkinson et al.（2001）自新南韦尔斯地区随机挑选265家厂商，利用结构化问卷配合电话访谈的方式，探讨各厂商在扩厂及迁厂时的考量因素。在区分厂商规模的分析上，发现对大厂商而言，对于与国际机场或国际港口的距离、以及已发展的铁路系统的可及性较为重视。

虽然一般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均认为厂商会追求交通运输上的效率性，不过，似乎跟产业特性有关。解鸿年（1990）研究科技厂商的区位选择，发现可及性两变数（道路开辟率及距交通道距离）与假设不符，可能因为浙江地区交通建设良好，各乡镇可及性差异不显著；或者是因为科技厂商的产品具有高附加价值，较易忽略运输成本。

交通便利性除了影响厂商的新设厂行为外，对于原有厂商的区位调整动机亦有所影响。杨胜评（2007）研究厂商的区位调整（包括工厂迁移及设置分厂）行为，发现接近市场是区位调整的主要动机；实证发现，厂商在进行搬迁与否的决策时，对于新区位的交通条件往往要求明显的优势，才能促使厂商进行搬迁。同时，交通条件的优势可以使厂商迁移距离原有工厂较远的地区，而仍能方便联系，显然厂商对于交通条件的要求较为注重。

此外，亦有研究从工业区的使用率来探讨交通便利性对厂商设厂行为的影响。贾胜华（2004）探讨各都市计划工业区的使用情形，发现各都市计划工业区所在区位到最近交通道的时间与都市计划工业区的现况使用率间呈现负向变动关系，表示都市计划工业区到最近交通道时间越短，都市计划工业区的使用强度越高；而在都市环境因素对都市计划工业区现况发展的影响程度上，以都市计划工业区到最近交通道的时间与所在区位地价的影响最为明显，发现各都市计划工业区至最近交通道的时间与所在区位地价是影响都市计划工业区现况使用率高低的主要因素的一，且至最近交通道时间的影响程度最高。

（2）市场可及性。距离主要消费或销售市场的远近，是另一个影响厂商是否能够迅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因素。Herrin and Pernia（1987）探讨是否当地厂商与国外厂商的选址行为有所不同，以及何为最重要的厂商区位决定因素，发现最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消费市场接近性、道路可及性与便利性；此外，研究发现国外厂商与国内厂商的选址行为大致上无显著差异存在，不过对外资而言，消费者的可及性相对于当地厂商而言，重要性较高；而对当地厂商而言，劳动便宜、限制产品竞争、地价便宜等因素相对外资来的重视。除了市场距离外，市场需求越大者，也将越有利吸引厂商前往投资。hUallachain（1990）利用复回归探讨1977—1984年间，美国264个都会区的总体制造业及五个高科技产业就业量改变（以就业来代表区位）的影响因素。在高科技产业的实证方面，发现市场需求越大且工资越低者，越有利于吸引高科技产业投资。

若依产业特性来探讨市场因素对厂商设厂行为的影响，陈惠美（2003）针对浙江都会区各工业，探讨影响其区位分布的因素，在各业别的实证结果中，发现工业分布区位明显受到“市场因素”影响的有：成衣及服饰品制造业、纸浆、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印刷及有关事业。

除了分别探讨交通因素与市场因素对区位的影响外，亦有相关研究同时探讨市场与交通因素对厂商设厂的影响。Friedman et al.（1992）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探讨1977—1988年间，多国籍企业在美投资的884家国外投资新增制造业厂商的区位选择。实证发现市场可及性及交通基础设施亦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国内也有相关研究得到相类似的结果。吴连赏（2000）研究发现国内厂商设厂考虑因素，不论是电子业或纺织业，首要的考量因素包括：交通便利，运费低廉；接近消费市场，具发展潜力；近大都市，信息发达。

3.劳力因素对制造业厂商区位的影响

劳动力因素对厂商的设厂行为影响，主要可以由劳动力供给是否充足，及劳动成本是否低廉或合理两方面来探讨。吴连赏（2000）研究发现国内厂商设厂考虑因素，不论是电子业或纺织业，首要的考量因素包括：劳工来源充足，且劳资便宜；容易雇到非技术性人力。因此，劳动因素是重要的区位影响因素。

（1）劳动供给。首先，在劳动供给方面，劳力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一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越充沛，将能吸引厂商前往进驻设厂。Erickson and Wasylenko（1980）研究1964—1974年间，自米尔沃基市（M ilwaukee）迁往郊区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厂商的迁厂（relocation）行为，发现劳动力可获得性是所有产业在郊区选择设厂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具正向显著影响。Chakravorty（2003）利用逻辑特模型探讨改革后的印度，制造业区位选择问题，实证发现人口密度与劳动力可获得性具显著正向的影响，得到同样的结论。虽然多数研究均认为劳动供给对厂商设厂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但李慧玲（2007）针对1986—2006年制造业发展的区位变迁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制造业区位变迁的缘由，发现普遍各类制造业于空间上在各市区乡镇的分布差距有逐渐缩小的现象；同时发现，当地劳力的提供对部分制造业（食品业、塑料制品业、运输工具业、机械业、基本金属业）空间分布的显著影响由正面效果转为负面，暗藏着劳工有转业、外流迹象。

若由厂商生产规模来探讨劳动供给的影响，Hodgkinson et al.（2001）探讨各厂商在扩厂及迁厂时的考量因素，在区分厂商规模的分析上，发现对大厂商而言，对于劳动力的可获得性较为重视。

若由各业别的分析来探讨劳动供给的影响，陈惠美（2007）针对浙江都会区各工业，探讨影响其区位分布的因素。在各业别的实证结果方面，发现工业分布区位受劳力因素影响的有：橡胶制品制造业、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除了劳动力数量会影响厂商设厂意愿外，劳动力素质是另一个影响因素。hUallachain（1990）利用复回归探讨1977—1984年间，美国264个都会区的总体制造业及五个高科技产业就业量改变（以就业来代表区位）的影响因素。在制造业的实证方面，发现技术劳力与制造业成长呈显著正向相关。此外，若由厂商生产特性来探讨，结论亦大致相同。Schmenner et al.（1987）利用多项逻辑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model）来研究制造业厂商区位，研究发现，在劳动力教育程度方面，产品销售成长率越高、或产品创新研发投入越多的厂商，越重视劳工的教育程度。

在国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上，Friedman et al.（1992）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探讨1977—1988年间，多国籍企业在美投资的884家国外投资新增制造业厂商的区位选择。实证发现多国籍企业重视劳动市场因素，劳动力供给有助吸引多国籍企业的投资。

（2）劳动成本。劳动成本将直接影响厂商的生产成本，故在劳动素质等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成本越低廉的地区将越能吸引厂商前往设厂。李慧玲（1989）针对1986—2006年制造业发展的区位变迁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制造业区位变迁的缘由，发现各类制造业在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制造业空间发展影响因素的改变，其中尤以各地工资差异缩小等因素影响较大。此外，Huallachain（1990）利用复回归探讨1977—1984年间，美国264个都会区的总体制造业及五个高科技产业就业量改变（以就业来代表区位）的影响因素，在高科技产业的实证方面，发现劳动成本（薪资）确实是重要的区位影响因素。

在国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上，Coughlin et al.（1991）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探讨1981—1983年间，美国各州的制造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证发现工资越高，国外直接投资越少。同样地，Friedman et al.（1992）利用条件逻辑特模型探讨1977—1988年间，多国籍企业在美投资的884家国外投资新增制造业厂商的区位选择，实证发现制造业工资对多国籍企业的投资有负向显著的影响，且制造业工资是最重要的区位决策因素。

在生产规模的分析上，Schmenner et al.（1987）利用多项逻辑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model）来研究制造业厂商区位，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制造业新增厂商的区位选择。研究发现，在工资方面，规模较大的厂商倾向选择在低工资的地区设厂。

在产业别的分析上，Hodgkinson et al.（2001）探讨各厂商在扩厂及迁厂时的考量因素。在产业别的分析上，发现对所有产业而言，劳动成本、生活质量及关键员工的素质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内亦有相关研究得到类似结论。李淳一（2006）探讨区域发展与高级技术工业的关连，定义高级技术工业为：食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业、运输工具制造修配业、精密器械制造修配业，研究发现薪资为影响高级技术工业发展的主因。

4.其它区位影响因素

除了前述的产业环境、地区可及性以及劳动因素等三大因素会影响厂商的区位选择行为外，过去研究也发现了其它可能会影响厂商设厂行为的因素。整理过去研究发现，除了前述的三项区位影响因素外，政府支出与当地建设水平是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政府支出主要影响当地的整体社经与建设水平，当地建设越完备、社经水平越高，将越有助于吸引厂商前往设厂。hUallachain（1990）利用复回归探讨1977—1984年间，美国264个都会区的总体制造业及五个高科技产业就业量改变（以就业来代表区位）的影响因素。认为政府支出对于当地的发展有其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刺激劳动需求，提高就业，同时亦能提供当地产业新的市场。同样地，Coughlin et al.（1991）利用条件逻辑斯蒂模型探讨1981—1983年间，美国各州的制造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证发现运输相关基础设施越完备，能吸引越多国外直接投资。

除了基本建设外，Hodgkinson et al.（2001）探讨各厂商在扩厂及迁厂时的考量因素，结果发现基础建设、市场可及性、资本成本及劳动成本、生活质量等因素确实会影响厂商的迁厂或扩厂决策，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与过去研究不同的是，发现最重要的区位影响因素是通讯网路的质量。此外，对二级产业而言，基础建设，包括已发展道路系统的可及性、运输成本，重要性更高。虽然建设水平会影响厂商进驻意愿，但亦有研究发现其影响力与产业特性有关。Granger and Blomquist（1999）利用复回归来探讨环境设施（amenities）对都市地区制造业厂商选址行为的影响，认为如果环境设施会影响工资及地价或是其它因素，则会影响制造业厂商的区位决策。实证发现环境设施确实会影响制造业厂商的区位决策，不过其影响程度依产业及设施种类而有所不同。

除了政府支出与当地公共建设水平外，当地人口密度也可能会影响厂商设厂行为。Schmenner et al.（1987）研究制造业厂商区位，研究发现，在人口密度方面，当厂商以销售消费性最终产品为主要目标时，倾向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设厂。在考虑了厂商特征的相关变数后，发现除了人口密度的影响不变外，工资及劳动力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大幅降低。此外，研究园区的设置亦具有其影响力存在，hUallachain（1990）利用复回归探讨1977—1984年间，美国264个都会区的总体制造业及五个高科技产业就业量改变（以就业来代表区位）的影响因素。在制造业的实证

方面，发现研究园区的设置对制造业成长为正向显著的影响⁽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