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方田均税法”

第五节　宋代的“方田均税法”

两税法作为封建国家基本赋役制度创立后，其以地税和户税之名于春秋两季征课的形式，在继后的各代没有变化，但其内容却因时嬗变，自公元907年宣武节度使朱温篡唐即皇帝位建立后梁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宋、辽、夏、金、等多个政权分裂对峙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国家的收入仍然主要是田赋，在赋役制度上多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制，分为夏秋两季交纳。但总的来看，史书记载不甚全面，缺少章法。辽、夏、金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多以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在财政制度上少有建树。而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建立的赵宋政权，在沿袭两税法制的基础上，则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为适应财政的需要，对农业租税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以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成为两税法向一条鞭法过渡重要环节，代表了这一时期农业租税制度发展进步的轨迹。

一、田制与田赋

北宋成立后，有意识地依靠豪强地主为其统治基础，实行“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土地政策，对豪强地主兼并采取前所未有的纵容态度，而且赋予他们免税免役特权，以致耕地虽有所增加，但出现的却是“富有者有弥望之天，贫弱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纵容地主兼并土地的结果是使土地集中更为严重。

宋代耕地，按其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划分为官田和私田两大类。官田包括官庄、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和仓田等。国家对官田收租，其租金都由特定用途。私田即农民占有的土地，其中又多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私田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田赋。

宋代田赋包括:①公田之赋:对官庄、屯田、营田等官田的收获物而收的租粟。②民田之赋:对私有土地而课之税。③城郭之赋:对城市店宅和园田所课之税。④丁口之赋:即人头税。对人丁征丁钱和丁米税。⑤杂变之赋:即对各地土特产征税。宋代赋税征收实行两税法，交纳物品有谷、布帛、金铁、物产等四类。纳税期限为夏秋两季:夏税勿过六月，秋税勿过十一月。并分三限，税户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宋代按土地质地、地势划分土地等级，确定税额，因此，全国各地土地每亩税率并不统一，税负差距较大。

在宋代的户籍上，全国居民分“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主户是指有产业有土地的官僚豪绅和地主等，客户是指没有土地产业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佃客或寄庄户。客户没有田产，没有租税负担能力。因而，租税负担的主要对象是在主户这个阶层身上，所以，占有土地向官府交纳赋税的主户，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上又称“税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户都是税户，负担租税者，只是一部分，这又与主户的政治身份有关。主户有官户、形势户、寺观户、平户和民户的区别。官户是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他们除了从国家领取优厚的俸禄外，还可以通过恩荫制度为自己的亲属、子孙谋取免除赋税的特权。北宋统治者奉行的国策是:“恩逮于百官而唯恐其不足，财取于民不留其有余”，特制定“官户法”，来保障官户的各种特权。形势户还可以通过纳粟补官转变为官户。占有大量土地的僧侣、道士等寺观户、也享受免赋役特权。这些都致使政府控制的税源急剧流失。到英宗(公元1064－1067年)以后，全国垦田“赋租不及者，十居其七”，即赋税负担都落在30%左右的土地上，绝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胥吏、寺观地主所占有，赋役重担都落在了占有少量土地的中小地主好一般的平户、民户身上，负担十分苛重。

面对税收总额逐年增加的趋势，两宋时期，大力发展工商业，给工商业诸多税收优惠，工商税收大大增加，到宋中期，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工商业的收入已和来源于农业方面的收入持平，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交换区域的扩大，为财政开辟了税源，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据记载，至道(公元995－997年)末，全国收入缗钱2224.58万，经20多年后，到天禧(公元1017－1021年)末，全国财政计15085.01万^[10]，其中主要是赋税收入。但宋代的财税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和统治者耗费。两宋时期，官多、兵多、造成财政的沉重负担。据《食货志》记载:真宗(公元998－1021年)时，内外兵员为91.2万，宗室吏员受禄者9785;宝元(公元1038－1039年)后，兵力达125.9万，宗室吏员受禄者达15443人。再加上对外、对内的战争经费，国家财政开支已难以承受。

二、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而赋税征课面不断缩小，财政矛盾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尖锐，到11世纪，财政收入已逐年下降，财政赤字愈来愈严重。在王安石执政时，财政罗掘俱穷，濒于破产，而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又日深一日，要解决财政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抑制土地兼并，扩大赋税征课面，减轻中小地主及小生产者的租税负担。王安石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其中“方田均税法”是其主要内容。

“方田均税法”的具体做法是，每年9月开始，由官家派人四出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面积约当41顷66亩160方步为一方田。方田四角，立土峰以为志。然后参酌土壤色泽、厚薄和肥瘠划为五等，分等确定税负。到第二年3月，将丈量结果和所定税负张榜示众，如无异论即付诸实施。从以上的具体做法可以看出，方田均税实际上是一种整理、核实计税依据的地籍制度，它为我国后代进行土地清丈开创了先例。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包括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一种清丈土地整理田赋地籍的制度。具体办法是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每年9月县令派人分地丈量，按照地势和土质的肥瘠分为5等，依地之等级和各县原来租税数额分派定税。至次年3月丈量完毕，公布于民。均税，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做到:①纠正无租之地，使良田税重，瘠田税轻;②对无生产的田地，包括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③一县税收总额不能超过配赋的总额，以求税负的均衡。

方田均税法的推行，受到豪强阻挠，官吏徇私舞弊，障碍横生，到元丰八年(1085)被迫停止，共推行了14年。先后所方之田，仅及五路，所清丈的田达2484349顷，占当时全国垦田总数的一半以上，可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丈量田亩的一次壮举。方田均税法自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实施以后，在防止豪强地主漏税，增加国家收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是，由于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官僚的反对。元丰八年，皇帝下令停止方田。后来又屡行屡辍，时断时续，最终于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完全废除。

虽然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没有被全面贯彻实施，到其维护税、地一致的做法却是值得肯定的。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虽是税收的基础和来源，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只有人地结合才能创造财富，从而使中国农业租税制度向更高级的摊丁入地的阶段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