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平衡的决定及影响因素

第二节　中国贸易平衡的决定及影响因素

一、全球分工及贸易趋势

（一）全球制造业转移与亚太地区的承接

从第一节概述中可以看到，中国经常账户大额顺差的主要来源是货物贸易。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的分工促进了贸易，从国际分工角度来探析中国货物贸易平衡的变化是一个可行的起点。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表现出几个新特点，一是分工形式的变化。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之一是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或者叫做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也就是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被拆散后，分布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简言之，就是生产环节在纵向的垂直分布，产品的生产在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生产链条上完成（参见卢锋，200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近年来信息、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取向制度改革，都极大地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交易成本，推动了产品内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

在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主流的背景下，国际分工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制造业的区位转移。产品内分工使得生产的部分或全部可以朝着资源更丰富、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亚太地区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生产份额。图5-9显示了近30年来世界制造业分布格局的变化。长期以来图中所列的四个地区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在95%以上，可以看到，图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21%上升到了2008年的33.6%，而北美、欧洲及中亚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大体上处在下降趋势中，除去份额基本不变的拉美地区，制造业具有从欧美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

图5-9　1980～2008年各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注：地区数据为数据库中直接给出，欧洲及中亚数据序列从1990年开始；比重数为作者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第三个特点就是亚太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产品生产的重要力量。尽管从图5-9来看，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是稳步上升的，但在该地区内部，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之间的变化是不同比例的，发展中经济体份额的上升更为迅速。其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5%上升到2009年的20%，如图5-10。随着先发展起来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收入超越发展中经济体水平，在亚太地区里，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产业转移的承接。

图5-10　1980～2009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

注：地区数据为数据库中直接给出；比重数为作者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当国际分工的新变化与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相结合，大量的货物贸易顺差便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尽管当代国际分工表现为产品内分工，但分工的依据仍然是各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卢锋（2004）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基本利益源泉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由于产品生产不同工序区段的要素投入品比例存在差异，产品内分工能够通过比较优势效应带来利益；而产品生产不同工序区段的有效产量规模存在差异，使得产品内分工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来利益。中国本身具有丰富的资源与劳动力存量，这些资源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就会引起大量的国际生产进入，而当这些生产不是以中国作为最终目标市场的时候，必然会引起货物贸易顺差。卢锋（2006）认为，大量的货物贸易顺差正是中国在产业链中发挥资源比较优势与大国规模优势的结果。姚枝仲（2008）发现，中国的贸易结构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而且产业内贸易主要产品由逆差转为顺差，促进了贸易顺差的增长。宗毅君（2008）采用中国1992～2005年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近十几年来我国生产性行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持续深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行业对外贸易的增长，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地接收其他亚太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原来其他亚太经济体对欧美等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以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的时间上也相对晚于一些临近的东亚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等。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中的一些东亚经济体逐渐失去了原来在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开始把它们之前承担的生产向中国等地区转移。可以说，就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而言，中国充当的不仅仅是亚洲相邻国家的竞争者，而且也是其中一些较发达者，如日韩等国的接替者。中国在承接国际生产链的过程中，不仅仅接收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生产转移，同时也在接收来自亚太较发达经济体的转移。史智宇等（2003）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东亚地区各经济体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出口相似性指数，证实了东亚地区存在产业内贸易比重加强的趋势。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是，原来多个东亚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货物贸易顺差会集中累积到中国身上，参见图5-11。除中国以外的亚太经济体占美国逆差的比重从1987年的62.7%下降到2011年5月的12.9%，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逆差的份额从1.84%上升为38.6%，中间还一度达到过45%的高峰。换个角度看，这种对其他东亚经济体国际生产的接替也是一种新的东亚内分工格局的形成，正是这种新的分工格局，使得中国的外贸顺差连年居高不下。卢万青（2009）运用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与我国对东亚地区的逆差数据，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我国加工贸易净出口是日、韩及台湾地区对我国净出口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同时我国净出口的增加引起了日韩的净出口减少，这说明了中国从其他东亚地区进口中间品并经加工后出口欧美的情况。他认为，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导致了加工贸易大量顺差，只要东亚分工格局未变，我国大量外贸顺差的局面就不会改变。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几十年，是一个不断吸收技术与经验，不断深化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产品结构升级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起到了帮助作用。杨继军、张二震（2008）的研究认为，从国际来看，我国在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在服务业方面相差不大，使得我国产成品的相对价格出现下降，同时也使得实际汇率下降，外贸顺差扩大。杨汝岱（2008）的经验研究表明，技术升级是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技术复杂度越高的行业，出口增长速度越快。文东伟与冼国明（2009、2010）发现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非常迅速，是对外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高技术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带来了高技术行业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

（二）服务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与中国的不均衡发展

在全球经济快速一体化的背景下，制造业从欧美等地区逐渐转出是近30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而这个趋势的另一面，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制造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图5-12。欧盟及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超过了70%，远远大于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非常低，甚至在历史上长时间低于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只是在近几年才逐渐接近。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当今世界形成了“服务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就是发达国家中服务业比重高，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比重较高。当制造业迁离本土，发达国家的消费必须依赖于外来商品，而对于在分工格局中扮演“制造者”角色的国家来说，持续货物贸易顺差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服务业，特别是部分增加值高的服务行业，需要制度环境、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作为基础，同时还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这些条件是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所以，“服务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各国比较优势的一个反映。更具体的，很多学者关注于金融市场发展与经常账户的关系，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国际间代表高端服务业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经常账户失衡存在联系，如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发达国家对金融后进国家输出金融中介服务，帮助其实现储蓄投资转化，而金融后进国家储蓄大于投资，出现经常账户顺差。雷达、赵勇（2009）的研究认为，中美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是金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美国际分工地位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必然反映，是全球金融中心与制造业中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实现机制。徐建炜、姚洋（2010）构造了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对45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对经常账户顺差有解释力。同时，国际分工因素能显著地解释中国的对外贸易失衡。从这个角度看，新形态的国际分工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有着推动作用。

图5-11　1987～2011年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分别占美国外贸逆差比重（%）

注：“其他东亚及亚太地区”包括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以及越南。2011年数据截止前五个月。比重数为作者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www.census.gov。

另一方面，与制造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根据人均收入（人均GNI）把各国进行分组比对，可以发现，多年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两项发展指标都明显低于同收入组别的大部分国家和同收入水平的大部分国家（参见江小涓、李辉2004；江小涓，2011）。我国的服务业明显滞后于整体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产业间的结构性失衡影响了我国的外部平衡，首先，从储蓄—投资恒等式来看，金融服务的效率低下降低了国内资金的转换率，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其次，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倚重制造业的倾向，从而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流向、就业以及消费等多种途径，进一步推高了我国的出口。杨继军、张二震（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要高于服务行业，在“放大效应”作用下，出口行业产出增速较快，出口规模急剧扩张。同时，服务业的发展问题还表现在结构上，即旅游、商业、建筑等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发展较为完善，而金融、电信、保险等新兴服务行业的相对滞后，使得在这些项目上出现了多年的服务贸易逆差。

图5-12　1980～2008年部分国家及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注：地区数据为数据库中直接给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三）小结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产品内分工带动了制造业从发达欧美国家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降低了参与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使得中国的资源能够进入到国际生产过程中。中国很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在承接欧美生产转移的同时还接替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生产，对外贸易出现了大幅顺差。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出现的分工程度深化及技术进步改变了中国的贸易品结构，使中国的外贸顺差得以持续。发达国家发挥服务业比较优势，向外转移制造业带来的是他们对外部制造品的净需求。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是顺应国际产业格局变化、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其存在与持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产业结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外贸易的失衡。

二、转轨时期要素流动与不成熟要素价格体系

从国际分工及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结果。那么，如果要素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的，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的顺差是市场的结果，是合乎经济规律的。由此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是，要素资源是如何支持中国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配置是否是合理有效的。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与变动，同时评判顺差的合理性。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对中国经济变革及现状的考察，我们得到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改革开放从制度上打破了以往对要素的配置限制，大大提升了资源的流动性与配置的有效性，保证了中国能够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带来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而且“超越阶段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人为扭曲要素价格”（参见林毅夫等，1993）。这种经济安排产生了两个效应，一是扭曲了劳动力—资本的相对价格：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稀缺的中国，资本在重工业部门中的价格反而更低；二是产业结构的发展遭到人为扭曲，没有反映出中国本身要素禀赋分布的特点。同时，相对封闭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我国的资源无法接近国际市场。市场化改革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计划性配置，在价格双轨制结束之后，基本上实现了由市场决定商品及服务价格。与此同时，生产性资源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向着更有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部门配置，对外贸易及出口部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地。而且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带动了城市化、金融体系变革等等多方面的发展。这个过程会使得国内的资源存量逐步释放，保持了中国在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贸易顺差长时间存在。王泽填、姚洋（2009）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本身有着较高比例农村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结构转型时，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领域，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工人的进入会抑制工资的增长，从而减缓了实际汇率的升值。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资源的流动性提升不仅仅保证了中国可以发挥存量上的比较优势，还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王小鲁（2000）认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及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不断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产品出口。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促进了要素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重新配置，使中国得以发挥出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角度来看，贸易顺差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我国本身禀赋的一个合理反映。

第二，不成熟的要素价格体系扭曲了相关产品的投入成本，压低了出口部门的成本，引起对外贸易顺差的同时导致了资源过度流向出口部门。尽管市场化改革实现了绝大多数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市场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以及要素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价格体系改革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彻底完成的。Huang和Tao（2011）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非对称的市场自由化”：绝大部分的制成品的价格已经实现了自由化、市场化，但在要素市场上，资源、能源等价格依然被政府牢牢把控，同时要素市场遭到了高度扭曲。具体表现为，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及不完善的社保体系，劳动力成本被压低；由于对内的利率控制和信贷投放管控以及对外的资本管制，资本市场被扭曲；对生产性用地缺乏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国家控制了能源、电力的价格；最后是环保法律没有得到有效实行。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的特点就是价格偏低，主要是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及其导致的资本品价格偏低，最后是利率偏低。张曙光、程炼（2010）认为，当前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远远没有到位，价格仍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管制的状态，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要素与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被扭曲。政府对于生产要素的控制和支配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要素市场的扭曲涵盖了所有生产性要素，从劳动力、土地、能源、自然资源到资金，这些要素的价格都显示出不同程度地被人为压低的情况。史晋川、赵自芳（2007）根据不同所有制形式对我国2001年到2003年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扭曲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资本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劳动力价格（这与Huang和Tao〈2011〉的估计结果相似），而且国有经济部门内的扭曲程度高于非国有部门。郝枫、赵慧卿（2010）对中国1952～2005年分省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差异很大。Huang和Tao（2011）对2000年以来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及环境要素的价格扭曲进行了估计，他们的结果显示，各项扭曲的总量均占当年GDP的8%以上，其中资本价格的扭曲最大。

要素价格的扭曲在中国不仅是长时间存在的，而且涉及的范围广、程度深。另一方面，要素价格的扭曲基本上是单向的，都是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压低的要素价格会从几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货物贸易平衡：一是压低了出口生产者的成本。据估计，如果一个城市的雇主要给他的农村员工交纳各种社保费用的话，他的工资支出会增加35%～40%（参见Huang和Tao，2011）。压低的成本使出口品在价格上获得了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刺激了产品的海外需求，同时被压低成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比进口品更有竞争力。二是提高投资者回报，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出口制造部门。成本被压低意味着有更高的利润率，而更多逐利的投资进入出口部门的生产将会带来供给的扩张，也造成了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比例失衡。三是通过财富转移影响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影响消费。有学者认为，政府对要素价格的管制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补贴和对另一部分人群的征税。根据张曙光、程炼（2010）的估计，由于要素价格扭曲，2000～2004年，个人向政府转移累计达15 739.11亿元，而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的转移也达到了15 146.48亿元。从总的效应来说，压低的要素价格增加了出口品的需求以及供给，使得出口在一个更大规模的交易量上达到均衡，而进口由于受国内产品的竞争增长缓慢，从而扩大了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财富转移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因为不同收入人群有不同边际消费率与边际储蓄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消费，增加了净储蓄，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经常账户失衡。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中国的制度变革促进了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效率，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能够发挥自身的禀赋优势，由此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其中可能存在不合理的成分：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要素价格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对生产性资源价格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具体来说就是还存在有意地压低要素价格的情况，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程度较深。要素价格偏低于市场供求价格使得产品的价格没有反映出其应有的稀缺程度，刺激了出口品的需求及供给增长，同时通过财富转移效应对国内的消费产生了抑制性的影响，加剧了我国的经常账户失衡。

三、金融压抑、FDI流入与加工贸易顺差

要素价格扭曲能够压低生产者成本，形成了对贸易品投资与生产的一种实际上的补贴，同时还会产生其他的效应，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及进出口产生巨大影响，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这个部分着重讨论资金要素市场的扭曲，或者说金融市场压抑，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企业生产融资以及对外贸易顺差的。

（一）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扭曲与压抑

中国金融市场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央银行的建立、银行部门的转型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未完善，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扭曲，或者称为金融压抑。这种压抑有多个方面的体现，其中最明显的要算利率管制。利率管制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动的行政控制，以及对存贷款利率变动范围的控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并统一实施的，其实施具有强制性。同时，虽然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在近年得到了扩大，商业银行在资金的定价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当局依然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及贷款利率下限，这就保证了最低利率差的存在（参见Huang＆Tao，2011）。而维持高的借贷利差也是金融压抑的一种形式（参见Bai，2006）。还有学者认为，低的名义利率也是资金要素价格扭曲的一个表现。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我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过图5-13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实际利率不仅在总体上偏低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和被认为在90年代实行“低利率”的日本（为了图形简洁，仅取美国、印度及日本的数据作比较）。张曙光、程炼（2010）认为，我国的资金市场扭曲还表现为官方利率远远低于民间利率（用温州民间贷款利率表示）。被控制的利率没有随着市场供求波动反映出资金的丰裕程度，一方面降低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压低了投资者的资金使用成本，支持了过度的投资。

图5-13　1980～2009年中国与几个国家的实际利率（%）

注：世界银行公布的实际利率为贷款利率减GDP平减指数而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除了被管制的利率，中国的金融扭曲还表现为金融结构的不合理。这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信贷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手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10年底，工行、农行、中行及建行这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占全国所有金融机构存款的48.3%（全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机构、中央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贷款占比为42.5%，而这一比例在之前甚至更高。Bai（2006）认为，国有控股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是中国金融系统的特征之一。同时，随着大型银行完成商业化改革，它们开始不断地撤离农村市场，纷纷向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转移，而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资源有限，这种变化造成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二是虽然证券市场在不断发展完善，但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企业的融资平台。一方面，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多年以来，只有部分规模足够大的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融资。中国到了2004年6月才在深交所下设立中小企业版，而创业板直到2009年10月才开始正式上市交易。截至2011年7月21日，中小企业版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843家，但相对于中国数目庞大的中小企业来说，能够上市募集资金的只是少数。另一方面，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更为缓慢，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债的发行都还存在不少限制，而且这一市场交易不活跃，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2010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债券余额为195 956.28亿元，沪深两市股票的总市值为265 422.59亿元，两者都要远远低于同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479 195.55亿元。所以，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信贷依然是主要的资金融通渠道。同时，在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资金资源还高度地集中在少数国有商业银行的手中。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和资金资源的相对集中，使得整个经济中容易出现资金配置低效率的情况。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金融压抑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有选择的区别对待。麦金农（1973）和肖（1973）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导致有大量的中小贷款者被排除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外。因此，可以认为，部分市场主体得不到资金市场支持是发展中金融市场的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但是，黄玖立、冼国明（2010）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又不同于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者制度偏向特征。具体地说，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平等地从银行部门获得贷款，在一部分企业能够顺利获得大量信贷的同时，另一部分企业由于本身的所有制形式，或者规模大小等原因而不能够获得其需要的资金。黄亚生（2005）认为，中国经济的制度性特征，表现在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所依据的是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不是经济性主从次序，非国有与国有的差别导致了私人企业遭受了严重的信用约束。Bai等（2006）发现，中国的银行系统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一方面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中有很多形成了坏账，而另一方面私人企业难以得到信贷。尽管在2004年中国对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先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规模企业的贷款利率管制，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好转。Poncet等（2010）使用中国的1998年到2005年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的私人企业面临信贷约束而国有公司以及外商企业则没有。Guariglia等（2011）考察了2000—2007年中国79 841个企业的数据，发现流动性限制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增长，而私人企业的增长必须依赖内部融资，特别是对于沿海地区的、没有外商投资的企业来说，内部融资对其增长形成了约束。卢峰、姚洋（2004）认为，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最后，中国金融系统的选择性压抑还表现为存在地区之间的区别对待，当局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通过地区信贷配额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调配信贷资金，而由于这部分调配资金与特定政策目标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地流向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经济部门，对金融体系资源配置造成了进一步扭曲（参见朱彤等，2010）。Debray和Wei（2005）也发现，中国的政府（或者说国有部门）将资本从效率高的地区向效率低下的地区重新配置。

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压抑，并体现在多个层面上，既有总量上的利率管制，也有市场结构上的发展不均衡，同时还存在着对于微观个体的选择性区别对待。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特征与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国有化相关联，国有金融机构面临“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问题，即不能拒绝来自国有部门的即使是低效率的项目融资要求（参见Qian，1994）。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管制保证了即使是低效的国有经济部门也能承受得起借贷资金的成本，同时借贷利差的一直存在也维护了商业银行的利益；国有经济部门能够顺利地从银行以及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降低了发展和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激励，而大型银行也不愿意因其他融资市场的兴起而失去原有的地位；最后，由于大型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没有规模经济而且信息处理成本相对较高（参看林毅夫、孙希芳，2008），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中小企业在信贷上的障碍。

（二）金融压抑与FDI流入

金融市场相当于一个经济中的转换器，对经济中的闲置资金进行集中与重新配置。因此，一个受到压抑或者扭曲的金融体系，就不能够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在损坏经济效率的同时，可能会摧毁或截断经济增长的动力（肖，1973）。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对一国资金供给的有力补充。多年来，中国都是吸引FDI最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流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发展潜力、生产成本等都是影响FDI供给的重要因素（参见第四章）。但是，经济中的每一个状态都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的FDI变动不仅仅是外国资金流入意愿的反映，也是国内资金需求的表达。而且，中国有大量的“储蓄沉积”（张军、郭为，2004），也就是大量没有转化为投资的过剩储蓄，并不是一个缺乏资金的国家，高FDI流入背后的资金需求对于分析中国的失衡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到，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压抑成分，这种不完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可能给部分企业的融资带来了障碍。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整个经济中大部分资金的聚集与流动都通过银行体系实现。这样的结构特征使得金融市场容易出现几个问题。第一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途径单一。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不足，只有大中型的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才有资格到这两个市场上进行融资。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外部融资的手段几乎完全局限于银行信贷。第二是中小企业面临紧的信贷约束，这是与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业结构有一定关系的。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产权同一性和国有企业对商业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降低，大量资金流向国有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信息生产成本方面的原因，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透明情况相对严重，大银行从事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所以大型银行往往选择直接对中小企业“惜贷”。而中小银行在“关系型”贷款上具有比较优势，本可以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参见鲁丹、肖华荣，2008），但是由于我国中小银行发展相对滞后，资源有限，还不能满足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三是地区间资金资源严重不均。随着大型国有银行完成改革，它们都以提高经营效率、实现利润最大为目标，出现了大型银行撤出农村地区的情况，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尚未发展成型，造成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及金融资源相对不足的现象（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在这种金融市场环境里，中小企业以及部分行业的经济部门面临着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企业面对正规金融中存在的信贷约束，常常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缓解：一是内部融资，如通过提高留存收益或者增加注资；二是通过非正规金融，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民间金融活动，缓解了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居民的资金需求；三是向国外需求资金支持，但是，到国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成本过高，而且需要较高的要求，不太符合中小企业的实际。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说，内部融资和非正规金融都是很重要的融资渠道，大量企业通过这两种方式解决了资金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方法外，通过与FDI合作也是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方法。FDI的进入能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主要通过几个途径。一是增加启动资本，补充实物资产，使得企业能够达到银行的信贷要求。一方面，外资对于资本金的补充可以缓解企业一部分的信贷需求，从而替代了银行信贷；另一方面，目前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首要方式是抵押贷款，中小企业的公开信息相对较少，银行对抵押品的要求也更高，而FDI的流入很多是以实物资产，如设备等方式进入的，这帮助了企业达到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张军、郭为（2004）认为，企业的存量实物资产在得到FDI的补充后，资产评估变得更容易，评估成本更低，从而使企业能够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二是帮助企业解决了“身份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压抑是有选择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制度性歧视”，这表现为金融系统或者说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存在信贷配给，而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则不会面临这样的信贷约束（参见黄亚生，2005；黄玖立、冼国明，2010；刘瑞明，2011；Poncet et al.，2010；Guarigliaet al.，2011等）。当民营企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后，开始寻求与外资的合作，从而成为合资企业以获得银行的信贷。虽然很多学者都观察到了中国金融体系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选择性压制，但是近年来外资与国企合作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从外资进入的方式来看，无论是项目数还是实际使用资金量，选择成立外资独资企业的比例更大，而与中国企业成立合作或合资企业的比例较小。因此，试图通过变成合资企业解决金融抑制可能不足以解释大部分的FDI流入。三是解决了企业的“信号问题”。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信贷配给的一个重要因素。FDI的进入，实际上使得银行系统可以借此获得对企业的信息。首先，如果是外资与民营企业成立合作或合资企业，这本身就是对该民营企业运营生产效率及其市场的一种认可，而且其进入也给民营企业带来管理方式、生产能力的提高。其次，即使外资只是成立独资企业，但其成立后会通过产业链联系一批上下游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当地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会为外资企业提供原材料、部分的加工生产以及服务，或者成为其采购商。外商企业的存在，成为了这些中小企业的一个有实力的客户，意味着它们的市场得到了保证；同时，这些中小企业也是经过了外商企业的筛选，体现出了在效率、能力方面的优势，给银行提供了一个信号。所以，FDI的流入，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透明程度，银行也以较低的成本扩充了当地中小企业的信息集，进而放松了对企业的信贷配给。

从总的效应来看，FDI进入给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带来的效应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企业向金融机构借贷的“帮助效应”，即外商投资通过增加银行方面的信息，减少了银行与中小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帮助中小企业缓解了信贷约束问题。借助图5-14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这种变化。如果FDI的流入使银行放松了对相关企业的信贷约束，那么原来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曲线S向S₁移动（由于存在信贷配给，所以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在企业资金需求曲线D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使企业在较原来更低利率i₁上借到更多的资金Q₁。这种效应实际上是减少了金融交易中的摩擦，降低了金融市场上扭曲与压抑的程度，同时也帮助金融系统提高了储蓄—投资转化率。第二种效应是“替代效应”，也就是企业的资金需求通过外资得到了满足，FDI的流入替代了原本应由银行体系提供的信贷。在这种效应下，图5-14中的资金需求曲线会向内移动，到达D₁，而企业资金需求的下降可能降低了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是利率水平降到了i₂，——这也可以理解为FDI流入增加了企业的抵押品，银行降低了利率的要求；但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压抑程度没有得到改观，而且经济的信贷资金量下降了，也可以就此认为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又被降低了。

图5-14　FDI流入对企业信贷市场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学者们发现，不少国内企业借助FDI直接获得资金支援，从而绕开了低效的金融系统，所以FDI更多地表现出替代银行信贷的作用，两者不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是互相竞争甚至互相挤出的关系。李青原等（2010）、朱彤等（2010）、黄玖立和冼国明（2010）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这种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获得资本的方法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融资途径（Guarigliaet al.，2011），因此，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企业通过FDI跨过最初的资金门槛后，不再寻求外部融资，转而只通过内部融资满足资金需求。综合来看，目前FDI对我国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的“帮助效应”远远小于“替代效应”，FDI只是作为一个新增的资金来源弥补和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并没有在改变我国金融压抑上表现出很明显的效应。而且，在“替代效应”下，企业向金融机构的借贷量下降，储蓄—投资转化效率降低，进一步地使我国表现出“储蓄沉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或者是保持了“储蓄—投资”缺口，维持了我国的失衡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与FDI合作是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首要（或者是最主要）途径，而且也不意味着企业与FDI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资金困境。FDI只是企业众多融资解决方案中的一种，而影响企业与FDI合作的因素更是多种多样。但是缓解资金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影响FDI需求的一个动因（参见张军、郭为，2004；朱彤等，2010），在考察影响FDI需求的因素时，这也是一个不应遗漏的部分。

（三）FDI流入、加工贸易与货物贸易顺差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经济中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联系，即金融压抑强化了引进FDI的需求，而FDI流入后与国内金融形成了竞争和挤出关系，没有能够很好地减轻我国的金融抑制状况，使得对FDI的流入需求具有了较强的持续性。虽然说FDI的持续流入并不必然带来货物贸易的顺差，但是在一定的FDI投资结构下，这是可能出现并长时间持续的。

对FDI的分类有很多种，Markusen（1995）将FDI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前者以出口为主要目的，而后者将东道国定为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1998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或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余永定、覃东海（2006）将中国的FDI分为技术导向型、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寻求型。这些分法不尽相同，但基本一致的是，不同的FDI对其产品的目标市场定向不同，而这会对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不同的影响。

出口导向型FDI的基本模式，就是利用东道国的某一项或几项资源（技术）优势生产产品，然后输出到其他国家。这种发挥东道国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再向其他地区输出产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委托”东道国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属于出口导向的，或者说出口导向型的FDI很大部分就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劳动力是我国的一个巨大的资源优势，是吸引出口导向型FDI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中国在“入世”之前，政府对大多数外资企业实施“外汇自我平衡”政策，即要求外资企业通过出口创汇来满足企业进口的外汇需求。同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励劳动密集型行业FDI进入的优惠措施。最后，如上文分析的，加工贸易型FDI能带来较稳定的国外订单与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上下游的合作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这也构成了其受到当地厂商“欢迎”的原因。中国的巨大劳动力资源优势与政府优惠政策相结合，造就了加工贸易型FDI在我国的支配地位（余永定、覃东海，2006）。薛漫天、赵曙东（2007）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我国制造业吸收的FDI中垂直型投资，也就是出口导向型投资占据主要地位。

出口导向型，或者说加工贸易型占据较大比例的直接投资流入时，其生产就会带来贸易顺差。在投资进入初期，加工贸易型FDI会引起金融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顺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这与其他类型FDI没有很大区别。但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后，由于原材料及产品市场都在国外，加工贸易带来的出口额必然大于进口额，其中的贸易顺差即为加工生产带来的增加值。加工贸易分为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出料加工、补偿贸易等多种方式，其中出料加工是指国内出口原料委托外国加工的贸易方式，不会产生顺差，但在中国数额非常小。进料加工贸易及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两种加工贸易的背后，外资企业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图5-15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料加工贸易上的顺差都占全国顺差的80%以上，而2005年以后，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上，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顺差也超过了30%。

图5-15　2000～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对两种加工贸易顺差的贡献（%）

注：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比重数为作者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各期《海关统计》。

外商投资企业在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上贡献了大量的顺差，而由于我国最近几年的货物贸易顺差都是来自加工贸易，因此也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加工贸易顺差成了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来源。参看图5-16。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属于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顺差对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很大，除去2006～2008的三年外，都超过了100%，2004年、2005年都超过了200%。

图5-16　2000～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两种加工贸易顺差情况

注：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海关统计》公布的进出口顺差额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公布的货物贸易差额有一定的不一致，应该是统计方法不一致所致。比重数为作者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各期《海关统计》。

对于FDI与货物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数据实证工作。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FDI推动了中国产品的出口。梁琦、施晓苏（2004）认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补作用远大于替代作用，外国投资引起了制成品出口的增加。陈策（2007）对我国的行业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流入工业部门的FDI大大促进了该部门产品的出口。桑百川、李玉梅（2008）的研究表明，FDI对我国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又替代了部分的进口，间接增加了贸易顺差，加剧了我国的贸易失衡。更进一步地，学者们发现，FDI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FDI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影响我国贸易平衡的。高峰、高越（2006）发现，FDI和加工贸易进出口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关系，而和一般贸易进出口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而且对加工贸易进口的影响小于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造成了顺差的持续扩大。孙楚仁等（2008）针对我国省市数据的考察，同样发现了FDI对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推动作用。王三兴（2011）对2001～200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对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净出口和进料加工净出口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最后，出口或者说加工贸易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FDI流入，进一步推进了顺差的扩大（参见梁琦、施晓苏，2004；孙楚仁等，2008；王三兴，2011，等等）。

长期以来，中国吸引的FDI中有很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总投资额达25 000亿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数也占所有外商企业数的44.1%。同时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以及发展战略、相关优惠政策等因素，相当比例的FDI进入到加工贸易领域。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生产给我国带来了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在这之中，可以说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推动者。

（四）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其他影响

长期以来，FDI流入我国制造业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其中从事加工贸易的比例也很大，这就给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带来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制成品出口，FDI流入还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说，在流入当期，FDI会使得金融账户下的外国直接投资项出现顺差，如果是用设备投资入股的话，就会同时出现货物贸易出现逆差。在生产时期，若不考虑设备追加进口的话，FDI厂商会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同时出口制成品，如果外资厂商是从事加工贸易的话，两者的综合影响应该还是产生货物贸易顺差。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是FDI厂商生产了原来需要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供应东道国，替代了进口，从而增加了货物贸易顺差。另外，外资厂商可能会在生产中使用到外国的特许权及专利权，这将导致服务贸易项下的逆差。外资企业获得的利润如果汇出将使经常账户下的投资收益项出现逆差，如果企业将其进行再投资则会形成金融账户的顺差。最后，如果FDI完成投资，可能出现资本撤离，外国直接投资项下出现逆差（参见姚枝仲、何帆，2004）。

FDI和证券投资以及其他投资等其他金融账户变动不同，其流入具有长期性，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大进大出的情况。但是，FDI归根到底属于债务性流入，其所有权还是属于外国的，流出的可能性或者风险始终存在。而且，由于投资本身会产生收益，FDI收益的汇出也被看做是导致一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一国国际收支危机的来源（参见毛中根、段军山，2005）。中国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在2010年进行过一次调整（参见图5-1的数据说明），因此，通过对比2005～2009年新旧两种方法下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就能看出FDI收益汇出的情况。如图5-17。将调整后的“投资收益”借方数据减去调整前的，可以得到外资企业留在中国的利润额。由此可以发现，外商企业选择留在中国的收益额不小，除2007年以外，都超过了200亿美元，占经常账户（调整后）顺差的比重在2005年及2009年都超过了10%。对比“投资收益”借方数据——这一数据在经过调整后已经包含了未汇出部分，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的收益被留在了中国（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收益”项借方数据不只是FDI的投资收益，同时也包括了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收益，所以，FDI投资收益中留在中国国内的比例应该更大）。

图5-17　2005～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未汇出收益情况

注：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未分配利润和未汇出利润数据为作者对比调整前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www.safe.gov.cn。

利润汇出比例不大反映了外资对我国经济状况的良好预期，但是，留在国内的未汇出利润又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金融账户顺差，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当其出口率大于利润汇出及资本撤回时，FDI对于中国国际收支的总效应仍然是顺差，并且顺差会越来越大（姚枝仲、何帆，2004）。所以，就短期内来看，FDI进入后，其企业的利润汇出尚不能导致我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相反其带来的顺差还会继续推高中国的总体顺差水平。

（五）小结

长时间以来，中国要素市场存在着多方面的扭曲，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金融市场的压抑。在存在压抑的金融环境下，资金的流向出现了偏差：国有大型企业的融资手段较多，能以较低的成本得到资金，而中小企业则不得不面对信贷约束；同时信贷资金在产业间的配置也出现了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寻求与外资合作缓解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FDI流入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在拥有巨大资金资源的情况下仍然吸收了大量外资流入的一个原因。大量流入的FDI资金在国内政策的鼓励下，进入到制造业中，尤其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大量参与加工贸易，进而成为推动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扭曲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Song等（2011）的研究认为，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不同的企业在资金市场上面临不同的待遇，导致了他们采取不同的经营以及储蓄决策，最终对中国的外部经济平衡产生了影响。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虽然FDI的利润汇出有可能带来逆差，但目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比例不大，而且由于其带来的贸易顺差非常大，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FDI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效应还是顺差。

FDI流入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方面、长时期的，而且受到经济中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刘渝琳、周靖祥（2007）认为，FDI对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依赖于宏观经济体系内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程度，同时，FDI对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资本金融项目的影响。因此，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去除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扭曲因素，调整FDI政策，引导外资的地区、产业流向，将会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金融深化与居民消费、储蓄

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如果不考虑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变动，那么一国经常账户的顺差CA等于储蓄S与投资I之差，即CA＝S－I；而由于储蓄是未被消费的产出，所以有CA＝Y－C－I。也就是说，经常账户顺差的量等于一国产出中没有被消费及投资的部分。因此，从恒等式中可以知道，造成一国出现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可能是投资率过低，也可能是消费率偏低或者说储蓄率过高。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投资占产出的比重一直较高，而消费的贡献则较少。因此，研究我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就可以从探讨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投资失衡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入手。

影响储蓄—投资失衡的因素很多，这里不能一一阐述，本部分打算从中国金融发展深化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来进行梳理。从跨期消费决策来看，当期的消费与当期收入、预期收入、未来支出以及收益率等因素紧密相关。金融的深化发展可以对这几个因素产生作用，从多个方面影响一国居民的消费或者储蓄。一是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闲置资金转化为消费。金融的基本功能在于对资源或财富进行最优配置，而配置的方向又可分为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因此，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生产领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很好地支持居民的消费，使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消费信贷有助于居民降低提前消费的成本。中国的消费信贷起步较晚，但在近几年发展较快，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1月居民消费性贷款占全部贷款的10.7%，到2011年6月该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5.9%。但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消费习惯以及投资规划等，消费金融的发展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有限，居民消费还需要金融市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来推动。

二是多层次的保险市场有助于居民规避生活中的风险，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得以平滑消费。居民的消费决策受对未来支出预期的影响，当未来支出存在不确定性时，人们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进行应对。当居民面临不确定的风险时，能够通过保险市场寻求到帮助，从而降低了未来不确定支出的波动性，平滑当期与未来消费。保险市场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

三是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可以给居民提供优质的投资产品，使其获得收益，增加收入。居民对于未来收入以及收益率的预期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为居民提供稳定合理的收益率，同时减少了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预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预防性储蓄。韩其恒、李俊青（2010）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越不完全，个体就越会增加预防性储蓄数量。陈强、叶阿忠（2009）发现，股市收益波动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风险。袁志刚、冯俊（2005）也认为，我国现阶段低风险资产的缺乏，以及风险资产的广度和深度难以配比居民的投资选择，产生强制性银行储蓄，是现在储蓄高企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资本市场，拓展居民的投资渠道，可以帮助其平滑消费，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解决我国住房的消费（储蓄）问题，进而使我国住房的失衡问题得到减缓。

四是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来影响一国的消费及储蓄。对居民个人来说，消费（储蓄）通常是收入的一个函数，边际消费率（储蓄率）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消费与储蓄的比率。郝爱民（2009）基于农户的调查研究就发现，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因此，减少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其消费意愿，是促进总体消费倾向提高的一个方法。

关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国内外学界看法不完全一致。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呈现倒“U”型关系，在初期拉大收入差距，在发展成熟后减小收入差距。而Galor和Zeira（1993）则认为，金融的发展使得更多人可以获得金融服务，信贷市场的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一篇综述文献则强调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有关金融发展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都很不足（参见Demirguc-Kunt＆Levine，2009）。

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苏基溶、廖进中（2009）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金融发展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但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的高指标伴随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很多研究者使用了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例如信贷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检验与收入差距指标的时间相关性，认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参见姚耀军，2005；陈志刚、王皖君，2009）。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是城乡之间有显著差别，而这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参见温涛等，2005；杨俊等，2008；叶志强等，2011）。前面第二章第二节已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机构撤离农村地区。这样，在金融活动总规模得到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资源却倾向于集中于或进一步集中于城市地区，同时，农村地区出现金融资源的相对不足。另外，在金融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金融服务可能是存在“门槛效应”的，即达不到资金要求的低收入者无法获得服务，而资金量能达到要求的人群则可以通过金融服务获得高收益回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扩大人群中的收入差距产生正面影响。张立军、湛泳（2006）认为，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门槛效应”显著地扩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麦金农（1973）和肖（1973）的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理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存在“金融抑制”。长期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种金融压抑，同时其发展还是不均衡、不全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收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资本市场也没有能够提供给居民良好的投资、避险工具，从一个方面推高了居民持有的预防性储蓄数量。收入差距扩大以及较大的收入支出不确定性，都压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推高了储蓄。中国连年的经常账户顺差就是经济内部中消费偏低与储蓄过高的反映。

五、汇率因素与贸易顺差

从经典的国际收支理论来看，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如果贸易商品需求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本币的贬值可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一国若长期地人为低估本币汇率，就会带来贸易收支顺差。换个角度来看，汇率也是一种要素的价格，如果该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自然可以降低成本，促进其产品的出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汇率的变动不一定完全地反映在商品的价格里。因此，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论题。

首先是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来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别。如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刘尧成等（2010）的实证研究都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会对我国的进出口产生影响，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会产生逆差的效应。而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贺力平（2008）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对于中国的货物贸易平衡乃至经常账户平衡的作用相对不突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关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同时，关于双边汇率与双边贸易的研究也充满了争议。沈国兵（2004）得到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与中日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戴世宏（2006）则发现人民币对日元的实际汇率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很显著。可以看到，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顺差影响的大小问题上，学者们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性的结论，这很可能是与使用的模型、测度的方法以及数据的时间区间等都有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至少在时间维度上，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了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作用。一是加工贸易的存在。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对于这种原材料和成品市场都在国外的贸易方式，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是有一定对称性的，即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商品的海外价格被提高的同时原材料的进口成本也被降低了。所以，汇率的升高不一定会减少加工贸易的顺差。黄志刚（2009）的研究表明，在加工贸易经济中，只有当贸易产品更多地采用本币定价时，本币升值才会带来贸易逆差或降低顺差。Liu（2005）也认为，在中、美、东亚三角贸易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单边升值是缓解不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二是汇率对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当汇率变动与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动不是完全同比例时，被称为“汇率的不完全传递”。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厂商为了保护市场份额，也有可能是厂商的边际成本出现了变化。“汇率的不完全传递”导致了汇率的调整不能完全地反映到商品价格中，从而难以影响顺差。毕玉江、朱钟棣（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而且不同类别的产品之间还存在差异。

尽管在人民币汇率对顺差具体影响的大小上学界尚没有获得一个一致的答案，但基本上统一的认识是，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是存在影响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顺差是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民币汇率虽然可以对进出口产生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对顺差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具有其特殊性，有关汇率变动与贸易平衡的常规性观点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参见张燕生、贺力平，2011）

其次是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问题。如果承认汇率对贸易顺差存在影响，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人民币“钉住美元”（peg to the dollar）的政策是否造成了汇率出现一定的低估，从而推动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导致了持续的大额顺差呢？关于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的讨论一直是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Frankel（2005）认为，人民币汇率在2000年后被低估了35%；Cheung等（2009）认为，人民币的偏离是实质性的。从时间上看，一般认为中国的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偏离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过几次变化，即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被高估；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估（参见林伯强，2002；施建淮、余海丰，2005）。秦朵、何新华（2010）的研究则认为，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从实际有效汇率看，目前人民币基本不存在失衡情况。还有学者认为人民币是被高估了，如Coudert和Couharde（2005）。可见，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以及人民币汇率偏离的程度上，研究者的观点也没有达到统一。实际上，估算人民币汇率的偏离程度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指标及方法的选取、时间区间的确定等等，很难得到一个精确的估计。

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放大，有利于汇率能够更灵活准确地反映出资金的供需以及经济的变动；同时，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是有利于调节贸易顺差的。

六、小结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持续时间长、顺差量大，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贡献力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起到了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正好和全球产业内分工兴起、发达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浪潮相契合，中国在承接外部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在劳动力及资源方面的禀赋优势，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分工及自身比较优势发挥的结果，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推高了贸易顺差。中国在发展中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不均衡，导致了过多资源流向出口制造业，而其他行业发展滞后；要素市场长期处于扭曲之中，被人为压低的资金、劳动力及资源价格降低了出口商的成本，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出口和顺差。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存在压抑的，这种压抑是具有一定选择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受到了信贷约束。为了摆脱资金约束，企业选择了与FDI结合，这形成了对FDI流入的强大需求。FDI集中地进入加工贸易领域，而加工贸易是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主要由加工贸易带来，外资厂商成了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力量。金融压抑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金融发展的不均衡，不全面。金融在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一致，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也使得居民投资、保值的渠道过少。金融抑制下的金融发展在压制了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还扩大了分配差距，导致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压抑消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内外经济平衡。最后，汇率是影响对外贸易乃至货物贸易顺差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因素，汇率对顺差的作用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更有弹性的汇率将有助于国际失衡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