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名目论的前提

二、货币名目论的前提

王瑬鼓吹行钞，为的是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基础理论方面为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与儒家传统观念相抗衡，提出“足君尤(更)先”的经济观点。针对《论语·颜渊》中有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不足?”即百姓的用度够了，国君的用度哪有不够的道理;反之，百姓用度不够，国君的用度又怎么可能充足!他宣称这是“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焉。”三代以后人们早就背弃古训，只是没人肯于出来点破，“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因而，“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苟不能操钱币之权，则欲减赋而绌于用，欲开垦而无其资，何以劝民之重农务穑哉?故足君尤先⁽²⁰⁾。”“君足而后民足”，“君足尤先”就成为他整个行钞方案的出发点，成为他的货币名目论的前提条件。

王瑬的足君观点与传统的足民观点，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足民观点相对立。传统儒家的足民观点是从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出发，试图调节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地主阶级改革派则代表着具有某种资本主义因素的市民利益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顽固派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而王瑬则代表着统治集团内部保守顽固派利益，从其所处时代特点出发，为解燃眉之急，不再高唱“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调，迫不及待地抛出为摆脱困境，充实政府财政的经济理论。公开宣布传统理论观点的过时，并代之以“足君尤先”，“君足而后民足”的新理论。堂而皇之地许下诺言:用钞利国，国用既足，就可以官加俸，吏增禄，减田赋，轻关税，鳏寡孤独得到赡养，并且发展生产，繁荣文化教育，士之才者养之，民之贫者赈之，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是利国，还会利民!而达到这种美妙境界的最佳途径就是行钞收银。他确信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操钱币之权莫如行钞。总结历史上招致货币发行权旁落的原因有，毁钱为器，外洋(银元)流行，商贾操纵银价，奸民私铸，富户私人签发钱票、会票等等。所以要控制货币发行权就须行钞收银，使银贱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则国用常足，而民财用阜。何况王氏以为他物为币都有个用完的时候，唯独造钞，要百万即百万，要千万即千万，国家得“操不涸之财源”。行钞取天地之利，财政赋税等措施都取之于民，“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者……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²¹⁾。”在王氏眼里，兴利之臣为了使国家财力充裕，没有不以损害百姓利益为代价的便捷之道，只有发行流通纸币，才可以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所谓利国利民，富国裕民的目的。真是天方夜谭式的“富国富民之第一策”。

王瑬所讲富国是真，富民是假;利国是真，利民之假;足君是真，足民之假。他一方面故作公允，批评王安石的青苗法是损上益下，放债取利是荒谬背理，而他自己的主张“将使国家独操钱币之权，而一切实利皆予之百姓，其名正大，其揆(度)之理而必可行者也⁽²²⁾”。一方面又凶相毕露地公然声称其行钞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加紧对百姓的掠夺和侵吞，并为自己的高超伎俩而踌躇满志。“惟行钞，则能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而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为神妙而无穷也⁽²³⁾”。说白了就是国家以二分小利尽取天下百姓之财，这样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不去干。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其获利不可谓不大，其所谓天下百姓不啻指平民，而且包括官吏、商贾和高利贷者。这是王瑬意料中的事。《行钞巵言六则》对此表白得再清楚不过了:“古今欲图行钞，宜若无人不悦者，然而亦必有阻挠之人。何也?一则京官之顾虑也。盖官俸皆给以银，银价贵则官俸不加而已加。彼既习闻前明行钞，其后至不直(值)钱而官俸只给空钞之说，一旦行钞，惟恐复蹈其辙耳。”他企图采取加俸，甚而数倍的办法来遏止“浮言四起”，以便“国家与百姓均受无穷之利”，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骗术的花样翻新。加俸是虚，勒索克扣是真，王瑬的主张遭到大部分官吏的反对。同样王瑬把矛头对准商贾，他们经营的钱庄、银号将失去发行钱票、银票和会票的利益，将失去操纵银钱比价，从中渔利的机运，还将因为政府收兑工作的强制进行而失去大量藏银的特权，得到的只是一大堆数额相当的纸币及其收兑总额十分之一的利益，这同二分小利的诱饵没有两样。“禁银使不为币，最是权宜妙术，所以恐吓富翁，使急以银易钞耳。既以二分之利歆(xīn，动情)动之，又以数年后银止半价恐吓之，则天下之银必悉入内库矣。然后徐商散之民间之法，使为器皿亦有限止，非一时尽散也⁽²⁴⁾。”“权宜妙术”，一语泄透天机，为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不惜牺牲一般剥削者在内的一切天下百姓的利益，尽笼其财富为帝王所有。

尽管王瑬为最高当权者呕心沥血，谋划筹措，并把行钞方案哗众取宠般吹得神乎其神，终未根除帝王对于纸币的戒心。从宋到明，我国纸币流通的历史已有五百年之久，其间创造和积累起异常丰富的纸币流通理论和历史经验。前朝历代行钞失败的教训太过深刻，不到万不得已帝王绝不会轻举枉动，铤而走险。何况王瑬凭借他主观想象来代替实事求是的研讨，把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看得过重，以致不顾货币发展沿革的必然趋势，由贱金属铸币向贵金属铸币推进的演变过程，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禁银为币，精工纸币，大钱都吹得尽善尽美，太邪乎了。“井田既坏，欲求利权之操于上，无过钱钞二端。则正理财之大经也。……但视为救弊之善术，则亦仅可以论宋、金、元、明所行之钞，而不知钞中自有尽美尽善之方也⁽²⁵⁾”。他把行钞看得和管理经营土地一样是最重要的社会理财方术，并试图利用行钞来消除土地占有关系上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与纸币流通的过去与现实形成极大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的可靠性和成功率，终未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连蒋臣那样数月的官都未捞到。这对于一心想往上爬，急功近利，热衷功名的王瑬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