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本节主要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取决于该国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以及人口状况等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至1999年我国的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5亿增加到12.5亿，并且将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递增。据人口学家估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峰值，与此同时，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74亿，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将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虽然我国自然资源的总量较大，但由于人口众多，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耕地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32％，森林为14％，草地为32％，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矿产，如铁、铜等都需要进口。水资源紧缺状况在我国十分突出，我国淡水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并且由于分布的不均匀，我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00个城市严重缺水，农业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受旱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

另一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比国际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耕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较1957年减少了近3/5，土地质量明显下降，土壤有机质已下降到1％—2％。人口压力亦造成植被的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到1997年，我国实际水土流失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另外土地荒漠化正在加剧，我国年均沙化面积已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560平方公里扩大到90年代的2640平方公里，受土壤沙化影响，北京市仅2000年上半年就发生了12次沙尘暴。我国城市环境污染也呈恶化趋势，在全球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名单中，1995年有我国的5个城市，1999年则达到8个。据世界银行1996年的专题报告估计，中国目前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约占GDP的8％，其中水污染引起的农业和渔业的损失11.59亿美元，水短缺引起的损失7.83亿美元，酸雨对作物和森林破坏的损失43.64亿美元，生态系统损失4.11亿美元，总共达67.17亿美元。

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还将对资源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好人口增长、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会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严峻的现实使我国不得不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首位。

可持续发展，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89年给出的定义，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从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出发，力求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持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以达到保证社会具有长期持续性发展能力的目标。

一般来说，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短缺以及环境破坏的因素有两类：一是市场缺陷。由于环境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难以区分和实现，导致相应的市场和市场价格的缺乏，以及私人对环境问题的信息不充分，造成在环境保护领域必须由政府发挥中心作用，私人市场几乎不能为制止污染提供鼓励性措施。二是政策失误。政府在环境、资源管理方面往往采用补贴政策等低效措施。这种政策的失误又加重了市场缺陷。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从解决这两类缺陷入手，即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根据市场稀缺性为其定价，促使市场主体对资源节约和实行环境保护，以克服政府和市场缺陷；另一方面依靠和完善法制，用法律使损害环境的外部成本和培育环境资源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同时克服市场与政府的缺陷。

针对于此，当前中国在环境资源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建立产权激励机制。通过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三种方式明确和履行产权将有利于各经济主体在经济决策时考虑环境资源的价值，从而约束资源使用者的行为，防止其对资源的浪费以及无代价的对环境的破坏。②取消补贴，消除价格扭曲。政府的补贴导致经济主体对资源的低效利用，扩大了污染，破坏了环境。取消这种补贴，使资源的稀缺性反映到资源产品的价格上，促使人们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③加大科技进步以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能力。政府应加大对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技研究投入，推广适用技术在环保和资源使用方面的应用，同时要积极为中小企业的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服务，解决它们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④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30多项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600多项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中更是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实现了国家立法中的一项重大突破。我国应在加强环境立法的同时加强环境执法的力度，必须通过国家和各地环境部门和监察部门对环境执法的行政监察，使《环保法》的执行由“软”变“硬”，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而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又遇到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出现使人们普遍担心中国宏观经济会不会形成一种在通胀与通缩之间来回摆动的“跷跷板经济”，并引发滞胀问题。

应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1988—1989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价格改革引发的通胀。虽然我国的价格改革遵循的是逐步放开的原则，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隐蔽的通货膨胀在价格几乎全面放开之后仍会导致物价的大幅度上扬，尤其是1988年前后的主要基本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是推动这一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而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则是“投资过热型”的通胀。这一阶段在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大背景之下，各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掀起了“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推动了信贷的极速扩张，同时由于理论界也错误地夸大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从而出现了1994年的较高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之下，1993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提出了以“软着陆”为目标旨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以整顿经济秩序，控制经济过热。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虽然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从1997年10月开始，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开始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从1998年2月开始负增长，中国经济又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虽然理论界对中国是否进入通货紧缩一直存在着分歧，但需求不旺，市场疲软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1997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因素很多，在供给相对过剩方面，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加上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大量企业倒闭，以及工人失业。在需求相对不足方面，主要是住房、医疗、教育、保险、养老等一揽子改革措施的推出，使消费者增加了未来支出的预期，从而以节制消费来提高当期的预防性储蓄。另外，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使得许多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水平，抑制了我国出口的增长，亦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产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结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重复建设严重，曾经一度支持的能源、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低水平上过剩，而高新产业却因重视不够而发展不足，导致了生产的结构性失调。当经济扩张时，主要投资于那些时效短，见效快的产业，这种产业往往投入多，消耗大，从而产生对信贷和货币扩张的需求，推动通胀的进一步恶化。而当经济萎缩时，这种落后产业无法及时得到升级，固定资产无法变现导致资源的闲置，使得价格下降和失业并存，进一步加深通货紧缩。

对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治理，存在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短期内，主要依靠宏观政策调节，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对于通货膨胀，一般认为通过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相结合，前者以减少货币供给量，后者以降低政府支出减少总需求，并辅以提高利率、控制工资上涨等措施来治理。而对于通货紧缩，理论界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要让位于货币政策，主要依据是①从治理通缩实践看，财政政策的示范作用不明显；②以调控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会弱化社会信用关系，不利于体制改革；③国家财政负担较重。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货币政策在治理通缩中失效，财政政策则会发挥突出作用，主要理由是面对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央行的多次降息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而财政政策在加大支出和投资力度方面将会立竿见影，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合。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没有真正到位是其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而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紧缩效应则抵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从而应该在考虑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加快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空间。

通胀通缩的长期治理则要依靠结构的调整，必须逐步淘汰过剩、低效的生产能力，推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加大对技术装备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

三、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农业问题一直是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农业在新的发展阶段仍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的全面短缺转变为总量上的基本平衡和部分结构性和地区性的相对过剩。随着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持续增加和技术的不断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产品生产全面增长，仅1995—1997年3年时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就提高了5000万吨。农业增产一方面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虽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中国的粮食问题仍不容乐观。一是耕地、水资源的极度短缺仍严重制约着农产品的生产。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还会进一步下降，同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且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世界水平的25％，这种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随时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二是中国农业还未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气候因素对农业产量的年际波动影响十分显著，农产品的丰收是在十分脆弱的基础上实现的。三是中国目前仅有少量的农产品消费量达到世界公认的水平，另外还有4200万的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生产的总量矛盾虽已基本解决，但是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

其次，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7年的2090.1元。虽然如此，农民收入增长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严重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比由1984年的1∶1.71扩大到1998年的1∶2.51，城乡差距逐步扩大。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出现回落，某些地区农民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造成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主要因素有：①农业生产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上，由于户均耕地有限，农产品产量提高受到限制。②以往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而目前由于农产品市场供大于求，某些农产品价格已大大高于世界价格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已不太可能。但是目前农业生产收入仍占农民整体收入的60％左右，所以农产品价格增长停滞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根本原因。③农业生产投资不足。虽然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绝对量上一直呈增长态势，但与农业生产的需求相比，差距却在逐步扩大，从而导致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耕地退化。④农民负担过重。据统计，仅税款一项，农民支付的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加上其他各种摊派费用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另外，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如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价格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农产品价格增长幅度，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

再次，乡镇企业发展前景令人堪忧。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曾经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企业效益下滑，亏损严重，出口创汇能力减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减弱，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这种局面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以及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而出现的。从乡镇企业的结构看，主要分布于传统产业，产品质量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发展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行业由于进入壁垒高等因素，一直是乡镇企业较少涉足的领域。乡镇企业制度不合理，管理落后，决策不科学，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其难以发展壮大的又一因素。另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乡镇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不足，也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为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一整套相应的措施和政策，这包括：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能力；逐步推进农业技术进步，适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革农村费税体制，减轻农民负担，扩大农村市场；推动乡镇企业改革，鼓励乡镇企业结构优化；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积极发展绿色农业。

四、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全国城乡创造就业机会累计达2.9亿个左右，比改革前30年多出大约9000万个，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实行分田到户和城市经济发展实行小型化、分散化、非国有化和服务化的政策。新创造的2.9亿个就业机会，虽然吸纳了城乡新增人口形成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和过去30年在农村沉淀下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但是离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相距甚远。这一方面表现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求工作的压力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而增大，而且表现在伴随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而带来的劳动重组状况正在向社会提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就业需要。政府现行的就业政策将面临劳动供给急速增长的严峻挑战。

虽然我国从业人员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1998年的从业人员比1978年增长了74.2％，人口数量同期增长29.7％，但是我国人口已从年轻型、增长型转向壮年型，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逐步上升的，而劳动力需求总趋势则是逐步减少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国有企业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从过去承担的全员就业压力中解脱出来，需释放出大量的冗员，从而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其数量将达到目前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1/3。在农村，虽然2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非农产业领域已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目前农村仍有大约1.2亿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且今后由于农村人口基数的庞大，农村还要不断有数千万的新增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十分巨大。

未来中国就业的问题还在于，今后15年中国国民经济还面临着技术升级的任务。尽管中央的就业政策促使产业的选择努力追求劳动替代资本，但是自主权扩大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事实上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较大的资本和劳动组合，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比如办公自动化，生产流程和信息的电脑化等新技术革命，都将在使时间缩短和空间变小的同时替代一部分人工劳动。新技术革命一方面解放了劳动力，另一方面又会排挤劳动力，这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无论是国有经济重组、农业改革还是新技术革命，都将在提高就业效率基础上为中国经济起飞作出直接贡献的同时，使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形势更为严峻。因此中国未来面临如下基本矛盾：一方面，2010年以前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供给过剩这一基本背景，另一方面，建立效率型就业体制势必相对减少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量，从而扩大劳动力供求的缺口。面对此形势，政府的确需要在全面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未来就业的制度变革、战略选择和政策目标作出认真审视，以达到全面拓宽就业门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目的。这就要求在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以增加就业率的同时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加大全社会的教育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从而增加劳动力就业的选择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