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人的行为造成委托人损失

当雇主与职工作为委托人，把职业年金委托给其代理人（受托人、基金投资人、基金保管人和账户管理人等）之后，就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在签订契约之后，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具体行为）和自然随机状态，难以分辨业绩多大程度上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多大程度上与自然随机状态有关。相对于委托人，代理人知道自己的努力水平，而且更了解市场信息和盈利机会。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者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或者从事一些与委托人利益无关的活动，甚至有一些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也无法强制代理人的行动，所以，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激励合同，促使代理人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道德风险问题就是要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根据可以观察到的信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促使代理人在签约之后选择适宜的行动以实现委托人效用最大化。

（一）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模型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用以下模型表示：

其中，π为委托人可观测到产出；s（x）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函数；a为代理人的行动；v（π-s（x））为委托人的效用函数；f（π，a）是代理人选择行动时外生随机变量密度函数。委托代理问题就是如何选择a和 s（x），使模型（6-3）效用最大化。同时，要满足两个约束条件，即参与约束条件和激励相融约束条件。

第一个参与约束是指代理人从激励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也就是说代理人的机会成本约束。

第二个激励相融约束是指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选择的行动，a′∈A是代理人可选择的任何行动，只有当代理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中得到的期望效用时，代理人才会选择a。

（二）道德风险模型分析

1.产出水平主要由代理人行为决定的情况

在职业年金的实际运营过程中，不论是雇主与职工作为委托人，还是受托人作为委托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代理人的行动a，而只能观测到产出π，因此，委托人只有通过激励合同S（π），优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假定有两个取值可能，L代表偷懒，H表示努力。代理人努力工作时产出　π的密度函数fH（π）；代理人偷懒时则为fL（π）。努力工作时的成本C（H）＞C（L）。正常情况下，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努力工作。所以，实际情况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委托人选择激励合同S（π），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令分别为参与约束IR和激励相容约束IC的拉格郎日乘数。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经整理得：

（6-8）就是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最优合同条件。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即委托人可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激励相融约束（IC）是多余的，只需考虑个人理性约束（IR），最优条件为：

这是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条件。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即v′＝0，u″≤0，条件（6-9）就为1/v′＝λ，这意味着代理人拿固定收入，委托人承担全部风险。而在非对称信息下，代理人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说，当委托人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时，帕累托最优风险不可能达到。

用S′（π）表示由条件（6-9）决定的最优风险分担合同，S（π）表示满足条件（6-8）激励合同，可以得到：当fl（π）≥fH（π）时，S（π）≥S′（π）；fl（π）≤fH（π）时，S（π）≤S′（π）。就是说，对于一个给定产出π，如果π在代理人偷懒（a＝L）时出现的概率大于勤奋工作（a＝H）时出现的概率，代理人在该利润时的收入，向下调整，反之就向上调整。

似然率fL/fH是指代理人选择懒惰a＝L时的概率，与选择努力工作a＝H时的概率之比，它表示委托人观察到的π在多大程度上fL还是fH。委托人根据观察到的产出量来判断代理人的行动是L还是H，进而对代理人进行奖惩。如果委托人判断代理人L的可能性较大，委托人就惩罚代理人即S（π）≤S′（π）；相反，如果委托人认为代理人H的可能性较大，则奖励代理人，即S（π）≥S′（π）。代理人的收入随fL/fH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委托人可以根据产出　π包含的信息决定代理人的收入。

2.产出水平受代理人行为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的情况

由于职业年金运营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是以稳定性和安全性为运营目的，委托人如果以产出π作为主要依据，决定代理人的收入，与职业年金运营特征并不符合。在职业年金运营中，委托人选择代理人的标准主要考虑的是信誉、资产规模和专业能力等因素。假设有另一个变量z，包含了代理人的信誉、资产规模和专业能力等主要信息，当然变量z与代理人的行动a和职业年金行业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有关系，即z＝（a，θ）。现在把变量z也加入到激励合同中，即委托人对其代理人的激励程度不仅依赖产出π，还依赖变量z，最优激励合同为s（π，z）：而不是s（π）。

假定在不同努力水平下，π和z的联合分布密度函数分别为hL（π，z）和hH（π，z）。如果π和z同时被写进合同，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s（π，z），解下列最优问题：

最优化一阶条件是：

条件（6-10）意味着，当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时，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是不可能的。为了使代理人努力工作，委托人必须让代理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即产出越高，代理人的收入越高。但该条件不能保证最优解的唯一性（代理人的努力水平非唯一性），即对于一个给定的合同S（π），代理人的最优化条件可能有多个。也就是说，当产出水平受代理人行为和其他因素共同影响时，委托人不能依赖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给予奖励或惩罚，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3.多次重复或长期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

如果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为了诱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委托人必须根据观察到的代理人行为结果来奖惩代理人，这样的激励机制为显性激励。如果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时间”本身可能会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德纳和鲁宾斯坦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一方面，委托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从而做出准确地判断，代理人不可能用偷懒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福利，另一方面，通过长期合同向代理人提供保险的办法，委托人可以免除代理人的风险。同时，既然契约具有不完备性，出于“声誉效应”的考虑，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上述的委托代理关系，假定代理人只从事一项工作，代理人的努力选择是一维的。但现实中代理人从事的工作不只一项，或者即使是一项工作也是多维的。当一个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对其激励程度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的可观测性，而且取决于其他工作的可观测性。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工资合同可能优于根据可观测的变量奖惩代理人的激励合同。也就是说，如果委托人希望代理人付出更多努力，而该项工作又难以观测，采用固定工资激励可能更好。

根据上述道德风险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果产出水平（π）主要由代理人的行为方式（a）决定，委托人可以通过代理人的似然率fL/fH决定对代理人的奖罚，即委托人可以根据产出π包含的信息决定代理人的收入。

2）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果产出水平（π）不仅仅由代理人的行为（a）决定，还受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话，委托人根据产出水平决定代理人收入，不是唯一最佳方式。

3）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果委托代理关系是多次重复性、长期性的，或者是代理人多任务性，委托人采取固定工资合同方式可能更好。

（三）职业年金激励契约安排的建议

根据道德风险问题分析的结论以及职业年金所具有的特征，本文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合理安排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契约。在第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是建立职业年金计划的雇主及其职工，代理人是信托契约下的受托人。第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是：①信托契约一般具有长期性；②受托人多任务性；③产出（职业年金基金的增值）不仅仅依赖受托人的努力水平，与法律制度、政府政策、宏观经济环境、汇率与利率的变化、资本市场波动幅度等外部因素相关性很大。因此，委托人对其代理人（受托人）以绩效激励与固定收益相结合的激励契约安排，相对合理。因为职业年金基金增值（产出）并不完全由受托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单纯的绩效激励，受托人要承担主要的经营风险，在利益驱动下，容易引起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单纯的固定收益激励，受托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就没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在第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是职业年金受托人，代理人是基金投资人、基金保管人和账户管理人。第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是：①一个委托人、多个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②委托代理关系具有长期性；③产出（基金增值）与不同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关联性不同。因此，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应针对不同的代理人采取不同的激励契约安排。首先，受托人对基金投资人，应该以绩效激励为主，固定收益激励为辅助的契约安排。这是因为尽管基金的增值（产出）受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但在所有代理人中，与基金投资人努力程度的关联性最大，基金投资人必须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其次，受托人对基金保管人和账户管理人的激励契约安排，应以固定收益为主。这是因为基金保管人和账户管理人以服务为主，受托人很难观测到它们的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