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参加人民政协一次全体会议前后

王芸生参加人民政协一次全体会议前后

王　鹏

王芸生(1901—1980年)是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大公报》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2、3、4、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1、2、3、4、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

1948年10月30日,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香港候船,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王芸生为掩人耳目,对外界说是到台湾休假,而顺利到达香港。1949年3月18日,他与柳亚子、马寅初、陈叔通等到达解放后的北平。5月27日,他又随解放大军回到了上海。9月4日,他和梅兰芳、恽逸群、金仲华、赵超构等一行30人,乘坐北上列车,5日到达北平,至10月13日离开北京,逗留37天,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王芸生出身贫寒,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受尽坎坷,最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此次,他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心情无比激动。王芸生兴奋地说:“在这个大年代里,人民革命震动了全中国,纵使在极冷清角落的一潭死水,也要屡起涟漪而终于波动起来。我是一个职业报人,二十几年来,百忧感心,万事劳形,国家兴旺,息息关心,但因在做报期间,始终抱着司马迁‘戴盆何能观天’的观念,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所以总还与‘匹夫有责’隔了一层。但到1949年,我再不能做微起涟漪之水了,毅然投入汹涌前进的洪流。1949年春天,我曾经到‘北平’住了两个月,清算了自己,也改造了自己,抛弃了消极玩世而自以为清高的习性,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

王芸生作为一家民间报纸的代言人,经常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这次,他名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有的朋友对他说,“还是在台下看戏吧!”他毫不踌躇地说:“我要扬弃那种消极旁观的旧态度,而不顾能力不够、学识不足的缺陷,愿意把自己作为壤土细流之献。”北平、北京之行,王芸生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他当年对参加一系列建国活动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在生前做过片段回忆。

第一个报告会

9月7日晨,王芸生向人民政协报到,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当日下午3时至6时半,听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人民政协三大文件的内容和起草经过。王芸生回忆说:“在北京饭店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七八百人,这时北平虽已有了秋意,屋虽大而人多,电扇齐摇,空气仍是热的。……周副主席在掌声中走上了讲台,娓娓道来,讲者不倦,听者更是留心,总有近半数的人是耳手并用,边听边记。”

作为有20年新闻工作经验的职业记者,王芸生自然不会放过新中国成立的每一个细节。他记录下了周恩来所讲的6个问题。周恩来讲道:第一,从去年的“五一号召”到最近,我们所筹备的会议一直叫“新政协”。新政协与旧政协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形式、内容以至它的意义,都完全不同了。因此,觉得“新政协”这个名称是不甚合适了,筹备会决议正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会议,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统一战线始于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时代,北伐将近胜利,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对日抗战,也是统一战线进行的,在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又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圆满建立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三,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开过之后,在中央设全国委员会,在地方设地方委员会,执行统一战线的工作。现在各地举行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就是地方的人民政协。在军管时期,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更要常开,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开会一次。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的,要使之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却不是民族联邦。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少数民族有自治权,不是自决权。第五,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将来举行普选。人民选举的叫“大会”,党派推举的叫“会议”,是有分别的。普选之前,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第六,人民政协总结了北伐大革命、土地革命、对日抗战、人民解放战争等四个革命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是长期合作的。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王芸生深有感触地说:“这在我是上了一次政治讲习课。”

讨论“共同纲领”

9月8日晚上,全体代表都接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连夜披读。

9日上午10时到下午6时半,会议就“共同纲领”草案进行分组讨论。王芸生参加的小组讨论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宋庆龄、陈嘉庚、程潜、陈铭枢、陈毅等。周恩来说明“共同纲领”要义和精神后,代表们即纷纷发言。有的代表提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程,终须走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为何不明白指出?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后,认为“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它有现实性,有时间性,是相当时期的过渡纲领,所以无须远远地标出社会主义。“总纲”不提社会主义,但在“经济政策”一章中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趋势:“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的代表提出:义务教育是重要的,第47条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是否包含有义务教育的意思在内?周恩来答复是包括的,但不明白写出,因“共同纲领”是有时间性的,不必好高骛远;否则,开了支票而不兑现,是不好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上曾列举了各省区的名称。这样,有一种意义,就是列举出台湾和西藏,使帝国主义知道我们决心使之解放。但将来省区或行政区划势须调整,还要修改“共同纲领”未免不便。这一点,在再稿中删去了。有的代表提出:“共同纲领”中为何“人民”与“国民”并用?周恩来解释说,“国民”是广义的,凡具有国籍的皆是国民。而“人民”是革命的民主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这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权利是属于“人民”的。有的代表提出,“监察”与“检察”如何区别?答复是:“检察”是司法的,检察官是代表国家起诉的。“监察”是行政性质的,是专门监督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这制度已在华北人民政府中试行,甚有成就。有的代表主张在“军事制度”一章中体现国际主义的精神,以有别于一般的军队。经考虑,“共同纲领”第21条,“以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其中的“革命精神”就已包括了国际主义的精神。有的代表以为在“共同纲领”第5条“人民基本自由”项下应该增加“罢工自由权”。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但既有资本家存在,劳资斗争总是有的,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放弃此武器。但经考虑,终未加入“罢工”二字。历时一整天的小组会气氛活跃,各位代表的发言严肃认真。

9月14日下午2时至7时,王芸生参加了扩大的小组会,讨论新一稿“共同纲领”。会议由章伯钧和李烛尘两位召集,刘少奇副主席参加指导。当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在“共同纲领”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加上了括弧的“简称中华民国”6字。多数代表发言,不赞成这个简称,以为当前是空前的大革命,自在开国的规模,何必作此留恋?这当然也反映着代表的感情,但从远大着想,这简称非但不简,且是累赘。刘少奇解释道:“这是有的代表提出的。我们中共并不反对加这几个字。”后来,经马叙伦、梁希等9位代表正式提案,最终把这个简称取消了。第二是人民政协的继续存在问题。“共同纲领”第13条中说:“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这就出现了人民政协将继续存在的问题。若干代表提出询问,经刘少奇解释,人民政协是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的。今天存在,到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仍需存在。不过那时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家大计事先协商幕后建议的机关。那时组织的规模也许要小些,但仍存在,这正是统一战线有效的应用。

讨论两个“组织法”

9月15日,王芸生和14位新闻界的代表,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此次讨论集中议论了3个问题:

一是个人代表的地位问题。在人民政协“组织法”第2章“参加单位及代表”中,其第2条的后半段:“个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这里为何特别提出个人代表的问题?其第4条说:“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申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这里为何不提个人代表也有此权?在这两点上,大家相互磋商后认为,人民政协的组织成分,主要骨干在于各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人民政协的筹备会即由这主要成分而组织。为了使人民政协的代表性更完备,所以设了特别邀请的代表。但今后的人民新中国,必要组织化,等到人民团体组织充分发展之后,全国人民皆有了组织,那时人民政协可能就没有个人代表了。这当然是当时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二是行政机构的分类指导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及下列各部、会、院、书、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政务院与各部之间又设了几个委员会,分类指导各部,不嫌重复吗?在小组讨论时,曾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政务院之下的行政机构有30多个单位,负责的官员在百人以上,假使政务院开例会都要参加,人太多了,且必有彼此不相涉及的事务在讨论,必有许多人枯坐耗时。这样用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分类指导,就灵活集中而有效率了,所以并不重复。三是经济文化两大重点问题。政务院下的30个机构,16个属于经济部门,6个单位属于文化部门,这就看出重点所在,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财经一类的机构,在“组织法”草案的变动上也可看出重点精神。譬如燃料工业部,曾一度改为矿业部,最后仍改为燃料工业部。这就看出重点是置于煤炭和石油上,至于金属矿产便可划归重工业部了。又如食品工业部。草案上最初是化学工业部,最后改为食品工业部,是把重点置于食上。纺织工业部特成一部,而不属于轻工业部,是把重点置于衣上。又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上,把海关总署隶属于贸易部,而不属于财政部,就是注重计划贸易,保护贸易,而不是财政性质的。

惊天动地的大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了,600多位代表在下午7时前都已到会就位了。7时整,人民政协筹备会副主席周恩来报告代表名额和到会代表人数,然后提出主席团89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全场鼓掌通过。王芸生生前对这一历史性时刻有过生动的记载:“89位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登台就位,水银灯通明,开麦拉大动员,这是人民政协的第一个镜头。毛泽东同志昂然立在正中,朗声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这时,乐声大作,场外鸣礼炮54响,全体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象征参加人民政协的54个单位。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硕大声宏,字字沉着有力,立言雄伟,是一篇开国的大文章。在会议进行中,天降大雨,雷声隆隆,到深夜散会时,又复满天星斗。开会时的一阵雷雨,可能是礼炮震荡了云层所致。总之,人民政协开幕,是象征4亿多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这当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逐日举行,一派庄严气象,内容始终和谐一致,充分表现了新民主政治的协商效能。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皆于事前协商,必求得全体了解并意见一致了,然后才提到全体会议上来。因此,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显得特别庄严、和谐、一致。尤其是3大文件,在全体会议席上,除了几个字的文字修正外,皆是全无异议,一致通过。若干旁听的人或觉得奇怪,这样的大会为何不见什么辩论。其实,主要的是辩论磋商都在全体会议外的分组会里协商妥当了。

全体会议共举行了7次大会。其间,有两个动人的场面,值得一提。一是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以傅作义将军的发言获得的掌声最多。因为他刚从绥远赶回来,说服董其武等起义,使绥远兵不血刃即走到人民中国这方面来。同时,他的发言里,报告了一件事,就是他到绥远时,蒋介石还给他打了一个电报,说:“你这次回到绥远,正如同我在西安事变时回到南京,我深悔不该和共产党共同抗日,现在希望你不要上当。”但是,傅作义说:“我现在还是站在人民的面前!”这句话特别响亮有力,全场一片掌声。二是24日下午,新疆代表团代表向人民政协献旗,并向毛泽东献新疆维吾尔族的帽子和外衣。毛泽东当场戴上维族的帽子,穿上维族的外衣,全场掌声,乐声悠扬。

27日的大会,通过了两个“组织法”;国都定为北平,即日起改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把国都定为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会内会外,大会小会,意见全同,未经任何讨论,这可见人心之一致。采用公元,会前曾在斟酌,及至毛泽东的开幕词明言人民政协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大家都同意了。国歌问题,许多人感觉《义勇军进行曲》的内容与当前情况不甚吻合,但所征到的国歌草案皆无适宜的,遂决定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之。《义勇军进行曲》气魄雄伟,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它。歌词内容,有历史的情感与意义,值得回顾与前瞻。例如法国国歌《马塞曲》,也早与法国情况不合了,但合于法国的历史。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天然是属于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关于国旗的决定,在候选图案中,多数代表是倾向于一颗黄星及一道黄条的红旗;但有些代表痛切陈辞,坚持不可,确是言之成理,制成五星红旗悬挂起来,的确美丽壮观,比一道黄条的好,扩大的小组会就采纳了这少数人的意见,而获得全体会议的通过。

29日下午的大会,继续讨论“共同纲领”。周恩来说,“共同纲领”已经过反复讨论,四易草案,到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已无问题,建议付诸表决,在场的代表一致举手。毛泽东问:“有反对者请举手”,无人举手。毛泽东又问:“有怀疑或弃权者请举手”,仍无人举手。最后,毛泽东宣布:“全体一致通过”。全场爆发一片热烈的掌声,乐声随之而起,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此庄严气象中诞生,这是人民政协的一个重要日子。

30日下午的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她的中央人民政府乃告正式诞生。选举是采用票选进行,按规定选票只可少选,不能多选,多写了作为废票。到会的正式代表576人,代表们写好选票后,依次将选票投入匦。监票人当场打开10个票匦,不多不少。

毛泽东宣布:“选举有效”,全场鼓掌。在监票人分组开匦点票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行奠基礼。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北京天安门外中华门内的人民广场上,代表们在毛泽东的率领下,集合在碑基前,奏乐、默哀、奠基。

由毛泽东宣读碑文。当代表们奠基时,天安门前五星红旗高悬,霓虹灯照耀,天上挂着上弦的眉月,亮晶晶的星子在眨眼,气氛庄严。这足以象征109年以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大革命的成功。

奠基活动完毕,全体代表又回到政协会场。选票已清点完毕,宣布选举结果。

最后,毛泽东大声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了!”朱德总司令致闭幕词后,奏国歌,全场一片欢呼。这时已近晚9时,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聚餐,人人快乐吃喜酒,深夜席散,喜气洋溢于九城。

开国盛典

1949年10月1日,是伟大庄严的一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它。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典。

当天下午3时前,王芸生和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说:“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

在开国盛典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朱德下达了阅兵令。

由分列阅兵到群众游行队伍出场完毕,已是晚9时多了。

王芸生事后说,那天的场面,我是站在城楼上,固然大开眼界,而毕竟未曾列身在群众队伍里,还是隔了一层。在群众游行的队伍里,动人的故事就更多了。

清华燕京的师生从清晨4时集合,从西郊徒步到天安门前,潘光旦教授架着两根拐杖跟着走,金岳霖教授一直走着……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

开国大典后不久,10月9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第一次会议。

在会上,马叙伦委员提议,定10月1日为“国庆日”;谢雪红委员提议,国旗旗杆的顶端应规定统一的样式。委员们一致同意,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施。

(原载1999年9月26、27、28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