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为组织者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为行为提供模版和一个“意义框架”来指导人类的行为。因此，文化也是一种制度。^[35]

传播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压力、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等构成传播制度的规则。由于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传播媒介无论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还是一种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人的相互作用，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制约。具体来说，媒介作为经济组织必须考虑经济活动中作为制度性因素的产权和交易费用，通过界定产权，尽量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理论，在解释传播制度变迁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三大理论基石，传媒在此理论模型中具有经济组织、权力机构和文化传播载体等多重角色，传媒制度创新应该考虑诸多内外制度因素，从而选择较为合理的改革路径。^[36]作为传播制度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在于，除了市场化经济的影响这一重要外在变量之外，更有政治民主的内在呼唤。所以，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为本研究提供了论证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逻辑，但它并不能解释公共广播电视这一特殊的政治民主产物制度变迁的全部动因。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本研究运用中的局限所在。因此，本书将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机结合，为论证市场化背景下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从以上对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的梳理可以看出，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值得借鉴和运用的资源，它们为研究市场化背景下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与商业电视制度及其博弈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大众传播的意义构成功能提示了广播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广播电视对西方政治民主的意义；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示了政治、经济权力对传播制度的控制与左右力量；公共领域理论在描绘一个人类共同理想的同时，为我们勾画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合法性未来；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则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思路，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论证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当然，以上每一种理论分析范式中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综合利用各种理论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将不同理论运用到不同的论述对象中去，以期提供更加全面、辩证的思维与逻辑。

【注释】

[1]〔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7页。

[4]〔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绪论》，杜力平译，柯雄校，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5]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50页。

[6]高炜：《新闻传播失范与制度》，《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8]〔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1、59页。

[9]〔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郤继红、刘士军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39页。

[11]〔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2]〔加〕赵月枝：《漫谈北美传播研究》（韩运荣整理），笔者2005年在加调研期间作者赠稿。

[13]Gregory Ferrell Lowe ＆ Per Jauert（eds.），Cultural Dilemmas 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RIPE@2005，NORDICOM，2005，p.37.

[14]〔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114页。

[15]〔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6]〔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38页。

[17]〔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35页。

[18]〔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68页。

[19]〔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35页。

[20]〔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1]章戈浩：《莱斯特学派与批判政治经济学派》，转引自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22]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密尔认为：“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代议制政府”。参见〔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2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5页。

[2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1页。

[27]〔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2页。

[2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6页。

[29]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30]Oliver Williamson，Economic Organization，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86，p.15.

[31]〔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5-226页。

[3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3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2003/07/21。

[35]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

[36]徐桂权：《传播图景中的制度》，《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