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四、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人民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界开展过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多数同志主张新闻理论中不宜采用“人民性”这一概念。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新闻工作要坚持“三贴近”的思想以来，有的同志认为，“人民性”提法应该予以肯定。这里试对“人民性”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列宁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35]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36]总的来说，人民是指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按照客观的社会地位，能够参加到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事业中来的某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它始终具有阶级的具体内容。我们使用“人民”这个概念时，既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也不能忘记阶级分析的方法。

（二）“人民性”概念在文艺领域里有特定的确切含义，在新闻理论中无独特的具体内容

“人民性”概念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法国、意大利的启蒙主义者。法国的狄德罗等曾提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第三等级”的主张，要求艺术形式应当有民族的特点和人民的精神。这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关心，但还没有明确地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只能说是包含着这个概念的一些思想萌芽成分。

“人民性”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初的沙皇俄国。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叫维亚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屠格涅夫的信里和1824年写的《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一文中，使用了“人民性”的概念，不过当时的“人民性”是指民族性。1825年普希金在《论文学与人民》一文中说：“一些时间以来，我们常常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缺乏人民性，但谁也不明确规定一下人民性这个词究竟是意味着什么。”1832年果戈里发表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一文，认为人民性“不在于描写俄罗斯妇女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人民的精神”。这在“人民性”的理解上前进了一步。

俄国民主主义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第一次对“人民”和“人民性”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人民就是民众，指的是国家最底层的基本的阶层；人民性就是指文艺作品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反映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真正的人民性在于无情地批判“有教养的阶级”，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利益。他认为一部作品，愈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就愈是渗透着深刻的人民性，因为真实地描写现实对于人民是有利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在“人民性”一词的条目中说：“艺术上的人民性是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艺术上的表现。”还说：“苏维埃艺术的人民性和它的党性是不可分的。”

由于“人民性”概念是用来衡量文艺作品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的，所以，革命民主主义把人民性问题同反对沙皇专制和农民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同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联系起来。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对人民性以及阶级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多次争论。开始由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派、列夫派、拉普派等“左”派阵营，将阶级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否定了人民性。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展了反对庸俗社会学的斗争，经过斗争，又使人民性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和理论原则予以恢复和确认。1936年以后，由于反对庸俗社会学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的倾向。到四十年代初期，苏联文艺界开展对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的倾向的批判。结果既肯定了阶级性，又承认了人民性。

当苏联文艺界就人民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1944年，我国文艺界的进步刊物《中苏文化》的专号中刊登了《文艺论争中的几个教训》的译文。这篇文章反映了苏联当时关于人民性的争论，从此，人民性的术语就传入我国，并得到了肯定。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教育界的文科教学、历史教材等运用“人民性”这个术语，来指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表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旨在肯定旧时代文艺的民主性精华。我国文艺界曾引用这个概念作为评价历代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在评价昆曲《十五贯》时说：“《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特点。”又说，历史剧“首先要有人民性，要站在同情广大人民方面”。

综上所述，“人民性”这一概念是在文艺理论中针对文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腐朽性提出来的。当时，人民群众还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时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只要同情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揭露剥削制度或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就被认为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所以，人民性总是同历史上进步的文化艺术联系在一起，而同反动的文化艺术相对立。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作为与人民性相对立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艺术也已经不允许存在，人民性概念除了以它的特有历史意义在一定范围如继承文化遗产中应用外，在其他范围都缺乏独特的内涵。

“人民性”一词用在新闻领域，最早见于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文章写道：“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今天，中国人民主要的要求和希望，是争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卖国内战独裁。我们认为，团结全民族全人民进行这种反对卖国内战独裁、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就是对全民族全人民最大至高的服务。正是因为这样，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报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得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得不够的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37]

《新华日报》这篇文章使用“人民性”一词，是为了消除有些读者认为该报“党派色彩太浓厚”的误解。文章解释说，《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的言论和报道，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这样做，正是代表和维护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文章强调，《新华日报》的党性，就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它的人民性。这篇文章在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对“人民性”进行历史和阶级的科学分析。

（三）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内涵之一是，政治上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述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体现在党性中，要求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曾经指出，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加强党性锻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来讲，党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党以来的多部党章，都强调党代表中国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刘少奇同志在“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8]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又重新强调了这个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包含“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内容。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党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爱，党的新闻事业也因之在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江泽民同志指出，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不能把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把党报对党负责，同党报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前面提到的党性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要求，都是为了办好新闻事业，有效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党的根本利益。党的宗旨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的全部工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言论行动，都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的。我们创办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四）把“为人民服务”等内容排斥在党性之外的“人民性”主张，歪曲和贬低了党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新闻界在拨乱反正，纠正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基础上，着手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后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有的人针对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新闻工作也犯了背离人民利益和要求的严重错误提出，为了防止类似错误再度发生，新闻工作必须既讲党性，还要讲人民性。新闻界在讨论中形成了五种主要观点：第一，党性来源于人民性，高于人民性；第二，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性和人民性发生矛盾时，党性要服从人民性；第三，人民性是党性的“补充”和“制约”；第四，党性和人民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不是对立的，是统一的；第五，人民性并无独特的科学内涵，把它与党性并列将导致人们误解、歪曲和贬低党性原则，也会引起新闻理论研究的混乱。第五种观点后来成为一种主流意见。

我们反对把“为人民服务”等内容排斥在党性之外的“人民性”主张。有人认为，人民性就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就是为人民服务；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按照这样的看法，党性只是强调宣传党的主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人民性才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党性并不具有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意见、体现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等内容。这种观点，把原本属于新闻工作党性原则重要内容的“为人民服务”，硬是排斥在党性原则之外，表面上歪曲了党性原则，实质上否定了党性原则。

1979年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39]1983年他在一次讲话中又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40]，只会“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41]。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和认识党性与人民性问题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