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铮
记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文化也越来越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城市文化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蒋述卓:第一是世俗性。世俗是相对于神圣来说的,就是相对于过去的政治生活,中国的城市文化越来越走向世俗性,日常生活推到了前面,政治生活越来越隐退,物质消费越来越突出,务实的东西越来越看重,这种世俗性在中国城市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世俗不等于庸俗,庸俗是一个贬义词,如果是庸俗化我们是要批判的,但是世俗我认为是老百姓应该享受的。从天上掉到人间这就是世俗,相对于过去对一个神、一种宗教或者政治的狂热,老百姓回到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这是中国城市文化应该有的。
第二个特点是消费性。在城市文化中消费越来越重要。以前我们只重视生产,但生产和消费是一个共同的生产环节,没有消费,生产是无法取得效益的,没有消费对象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无效的、无意义的。所以在消费方面我们越来越重视,尤其是文化消费成为了当前城市文化的瓶颈,也成为了中国城市文化的重点。
第三个特点是流行性。这种流行性就是时尚,比如说流行音乐、演唱会、时装表演,包括“美在花城”、“明日之星”类选秀,现在还有超女,这些都是流行性。
第四个特点是大众性。所谓大众性就是城市文化发挥了让大众普遍得到享受的功能,不要一说大众化就认定它不好,其实大众化也有它的好处,它使得大众能够在愉悦的享受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并不能说大众文化丧失了教育意义,大众化的东西里也蕴含着教育的意义。
第五个特点就是多元兼容性。价值多元化,趣味更加多元化,同时也使得大家都能够容纳。
记者:这些城市文化的特点对于城市发展文化产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蒋述卓:中国城市文化消费从目前来看是很滞后的,物质消费占了绝大多数,占到60%～70%,文化消费只占到30%左右,而这30%的文化消费中教育消费又占去40%,教育占的量是最大的,其次是买一些文化用品,真正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买书的文化消费只占10%都不到。所以文化消费是目前我们消费的瓶颈,要使中国城市文化完全走向成熟,促使文化消费进一步增长,这将是我们今后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现在我们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动漫和电影电视的制作,目的就是要提供出让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
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受着消费性的制约,比如电视产品的制作越来越看重收视率,重视消费性。像《玉观音》这部电视剧,它具有国际上热门的电视剧的几大特点。它首先是警匪片,这是一个热门题材；第二它是反毒、禁毒片,反毒品题材也是国际上热门的题材,引人注意又十分刺激；第三它又是爱情片,而且还使卧底的武警禁毒女战士跟一个贩毒分子发生稀里糊涂的爱情,生了一个孩子,禁毒女战士在暴露了身份之后不得不跑到北京,隐姓埋名,然后又发生了第二场爱情故事；第四个卖点就是亲情,贩毒分子和女主角在见面争斗之后,贩毒分子还把自己的儿子亲手掐死了。这种片子是为了消费性而制造出热点卖点的,当然它也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法,看起来很新潮,叙事也很吸引人,老百姓不仅能够看得懂,而且能够被吸引。
从城市文化的流行性来看,紧跟流行趋势,具有时尚性和流行性的文化产品,能够符合城市文化的需要。超级女声就是抓住了流行性这么一个特点而制造出来的文化现象。
城市文化的大众性,强调带有大众性的文化产品会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伦理教育意义。有一些流行歌曲确实缺乏教育意义,比如宣扬一夜情、三角恋爱等,这些都不好。但是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流行歌曲也进行了伦理教育,比如说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就进行了一种孝道的教育,大家一听都懂。还有李春波的歌曲,像《工作》,就说一个很平常的东西:好好工作就是尽你的职业责任,你只要工作好就是贡献,不要贪大也不要好高骛远。其实流行歌曲包括一些艺术产品,照样承担着伦理道德教育的功能,关键是看你艺术家怎么写,而这种基于大众能够接受程度的一种道德教育,比你在上面做几场政治报告更有力。
而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则要求我们在制作一个文化产品时,必须要考虑它的多元兼容性。比如《武林外传》,开始看可能不喜欢,但是多看了几集之后,觉得还能接受,这就是多元化。它也包含有教育意义,比如其中的一集,就探讨了到底什么是江湖,郭芙蓉经过外面的闯荡,终于明白了闯江湖就是想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别看这部电视剧打打闹闹充满调侃的口气,娱乐性很强,但是也蕴含着一些教育的意义。
记者:有人提出“文化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城市文化建设?
蒋述卓:要利用城市文化资源才能做好城市文化建设,同时还要将城市的审美意识贯穿其中。这首先是一种认识和理念,现在从国家领导人到省市一级的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从十五大报告开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就提出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表现。以前我们只看重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物质的增长,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它的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表现。这个观念提出来之后,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另外,有的城市管理者也认识到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自然是在它的经济,但是它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文化。一个城市不管它的经济增长多快,但是城市建筑乱七八糟,居民素质非常低下,那么这个城市就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这个城市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同志也提到“大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实际上就是提到城市间的竞争要以文化来竞争。文化氛围、文化面貌所体现出的文化生态,往往是一个城市能够吸引人才、能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还必须有精神文化生态,这就包括学术气氛和大学,城市要有学术自由的环境,要有学术流派的形成。著名大学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上海市政府明确说复旦大学是上海的一张名片,所以复旦大学进行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上海市鼎力支持。北京大学也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总之大学创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精神。还有厦门的鼓浪屿,产生过著名的诗人舒婷,许多优秀的钢琴家都是从鼓浪屿这个地方出来的。没有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态,文化得不到发展,城市缺乏精神思想的滋润,就没有灵魂,没有活力和动力。
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与城市的形象也关系密切。文化资源、文化特色在城市的定位中是起关键作用的。西安就定位在文化古都上,于是它恢复城门城墙,现在还按照以前文献的记载重新恢复芙蓉园,又创造了一个好的景点,西安在恢复文化景致方面不遗余力,这就是充分利用资源；桂林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必须将自然的山水资源发挥到极致,这是它的文化特色,也是它的文化资源。法国戛纳是一个小城市,但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使它扬名天下。一个没有文化特色和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竞争的优势,就会没有内涵,没有灵魂。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文化个性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形象对外宣传的关键因素包括文化特色、地理特色、风土质感。
记者:广场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城市文化产生的价值应该如何界定?
广场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新资源、新时尚,它的价值与意义有待深入研究,并引起重视。
第一,有助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展示城市的文化个性,提高城市文化品格。
广场文化的缤纷绚丽、多姿多彩,往往会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然广场是城市的“客厅”,管理者都想把这“客厅”装扮得美丽大方,对外可迎八方宾客,展示自己城市的精神风貌；对内则使居住者生活得心情舒畅,并轻松自在享用它,观赏它。广场文化又必然反映出各地城市的地方性,从而展示出城市的个性。有个性的城市才可以说得上有一定的文化品格,个性模糊、缺乏特色的城市就很难说有什么文化品格。像上海每年均在人民广场上演交响乐,就与它中西融合并颇带洋气浪漫的城市个性与品格极相符合。
第二,可以开掘地方文化资源,提升地方文化品位。
各地城市建设广场文化,就是要尽量地开掘与调动地方文化的资源,使得地方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的继承与发扬,并改造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文化。像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的形成,最初就是从开发壮族的民歌节“三月三”发展而来的。“三月三”从田间山野走入城市广场,再进一步演变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性民歌节,它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资源,而且提升了壮族山歌的文化品位,使其步入国际歌坛,享誉世界。可以说,地方文化资源借广场文化的展示与推动,成为有显示度的城市文化,从而充实了城市文化内涵。
第三,开创了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式。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社区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区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主要阵地与载体。现在不少大城市,不仅仅只建一、两个广场,而是分社区建多个广场,使广场文化与社区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真正使市民享受到市政的公共设施和文化利益。有的城市还将广场的文艺演出分配给各社区,促使各社区必须经常性地考虑自己的文化建设任务,从而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建设。2001年广州市举行“都市热浪——群众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在各区和社区的努力下,全年共举行广场文化活动达60场,参加人次达30万。大连市以市区中山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五四广场为中心,辐射到其他广场、社区及公园,从1996年至2000年,全市开展了以“绿色的旋律”为主题的广场文化活动达600多场,参加演出人数达6万人次,观众人数达300万人次。社区文化是最能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文化,也最具广泛的参与性。广场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合,拓宽了社会文化建设的道路。
第四,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强化对市民审美意识与文化人格的培养。
从生态环境上看,由于城市广场敞亮的空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广场往往构成了市民生存、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春秋冬夏,广场都可以成为调节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场文化的连续与持久,又形成了城市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广场文化按照“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导思想,不断推出具有较高审美趣味的新作,可以形成良性的美育环境,强化对市民审美意识的培养。市民在观赏与参与广场文化的过程中,会逐渐培养起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广场文化作为一种公共的群体行为,它依靠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不仅是展示市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风貌,更重要的是它的创造作用,因为它可塑造和优化市民的群体文化人格。
记者:广场文化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蒋述卓:从目前来说,广场文化尚未形成一定的经济效应,组织与管理者大多还是将广场文化视为一种纯粹的公益事业,而忽视了它的产业价值,不把它纳入到文化产业的范围加以考虑。其实不然。如果将广场文化所产生的效应放大来看,它所形成的产业价值应该是可视的,不过它往往是间接获得,而不是直接取利。关键看广场文化是否能有品牌效应并具有吸引力。还拿南宁市的广场文化——“大地飞歌”国际民歌节来说,它虽然只一年一次,但对该市的旅游业、餐饮业以及文化音像制品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加,它还可以提供不少就业机会。在节日期间,“大地飞歌”的节目可以制成VCD、录音带等大量销售,国际歌星亦可以带动广告业的发展,仅这几项收入就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当然,大量的广场不会获得这样的机遇和条件,但将广场文化的组织、策划交给文化经纪人、广告商等去运作,或许能走出一条产业化道路,也能保证广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广场文化的公益性与商业性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公益性通过一定的商业性操作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
杨宏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现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作为文化系统的资深专家,杨宏峰一直致力于宁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他认为文化产业通过产业链的打造,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和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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