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浙江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第八章　晚清：出版转型，承前启后

第一节　晚清浙江出版业概述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西方，从1500年开始，西班牙、葡萄牙积极向海外探索；深居“天朝上国”的中国士大夫却依旧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进取。英国殖民者正是窥探到了清政府的虚实，才敢悍然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依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轨迹，我们可以将晚清浙江的出版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95年。这段时期，主要是外国势力在浙江创办报刊，客观上传播了先进的印刷技术，浙江本土的出版事业仍以旧式出版为主，出版机构以浙江官书局为代表，出版内容以地方志及乡邦文献为主。

第二阶段，从1895年至1900年。这段时期，在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意识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投身办报办刊的活动，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这5年间浙江省共有13家报刊创办。这时期，介绍新知识的报刊已然成为主流，如《利济学堂报》《算学报》等；宣传维新改革的报刊也是重点，如《经世报》等。

第三阶段，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这10年间，浙江出版业逐渐走向高潮，一共出版发行了67份报纸杂志。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浙江潮》《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5家白话报。这些报刊都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依托这些报刊大力宣扬革命思想。这些报刊为广大人民群众冲破清政府反动牢笼的束缚，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以下将简要介绍这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外国人最早在上海设立了新式出版机构。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馆，是中国大陆最早置有中文活字印刷设备的出版机构。^[1]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设立书房。翌年，该书房迁至宁波，改称华花圣经书房。直到1860年再次迁往上海。在宁波的近15年间，书房负责人姜别利有两大发明：一是用电镀法来铸造汉字字模，这比传统的雕版字模更为清晰、耐用、美观；二是发明了元宝式排字架，将中文铅字分成常用、备用和罕见三类，提高了铅印书籍的生产效率。^[2]华花圣经书房最大的功绩在于改进了中文的活字印刷术，这对晚清浙江新式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宁波还有传教士协会出版社和三圣教会出版社，主要印刷教会的书籍。

传教士在中国发展出版业是为了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力。这一方面带有很强的侵略性，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浙江出版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在技术上，雕版印刷继续发展，同时，新式印刷技术也开始起步。其次，除了传统文献的整理外，新式的西学书籍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成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风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浙江的出版业逐渐发生了从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型，这一转型正是在晚清时期完成的。具体说来，在印刷技术上，先进的活字印刷、石印技术逐渐取代以前的雕版印刷，获得优势地位；在出版机构上，官方的出版机构，如浙江官书局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只是落日余晖。新式的民营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构成了这一时期浙江出版业的主体。以张元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机构，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出版企业管理上，从以前的家庭作坊模式过渡到现代公司制。这些都是晚清浙江出版业的特点，从而构成了晚清浙江出版业在出版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西学在浙江的传播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出版物的类型逐渐由单纯宗教、自然科学逐渐向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转变。国人除了继续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外，注重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已渐成风气了。尤其是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思想趋渐流行。出版业在宣传启蒙上的巨大作用，使许多先进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都纷纷投身于出版事业，出版刊物和书籍，宣传维新与革命思想。最早宣传改良思想的应数汤寿潜，他1890年就刊行了《危言》一书，为时人所赏识。陈虬、宋恕也都积极为维新运动贡献自己的主张。前者刊印著作《治平通议》，后者刊行《六斋卑议》，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士人的出版活动更是如火如荼，如章炳麟执掌《苏报》，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王子余创办《绍兴白话报》和进步书店，推销革命书籍。这些浙江先进文人的出版活动与时代大潮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浙江出版了各种新式刊物。这些刊物为开通浙江风气，宣传各种思想做出了很大努力。比较有名的刊物如《译林》和《浙江潮》，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重要刊物。

新式出版业的发展逐渐兴盛，大量采用新式的石印、铅印技术，是出版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传统的一些私家刻书活动依然活跃，特别是一些私家刻书机构也开始刊刻新学书籍，如浙江宝晋斋石印的《定庵文集》《报国录》，自强学斋印行的陈虬的《经世博议》《救时要议》，温州汲古斋刊刻的《日本文法教科书》，杭州史学斋刊印的《十九世纪外交史》，这些新式书籍在开启民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传统的出版活动依然活跃，尤其是丁丙的抄书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遭到破坏，丁丙返乡后，一面积极出版有关乡邦文献的书籍，一面热心搜罗散失的文澜阁藏书，并主持抄书活动，基本上补全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为保存传统文化和书籍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　晚清浙江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在不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不断地演绎着近代化进程。出版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近代化特点与轨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将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中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历程。

第一，晚清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实质就是近代化的过程，但是这种近代化离不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1807年，来到中国传教的马礼逊受伦敦教会派遣来到广州，在其影响下，教士米怜等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及印刷所，并创办了一份刊物，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杂志，但是这时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直到1838年，牧师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发明了用钢冲压铸造中文字模的新方法。^[3]用这种新式印刷方法铸造的字模更为耐用，因而得以推广使用。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宁波成为浙江唯一的通商口岸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开始侵入浙江沿海一带。与殖民者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外国传教士，作为侵略中国的先锋军，他们在为殖民者侵略中国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印刷技术的发展。外国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教徒，世俗观念较强，强调间接布道，也就是通过一些文化传播活动，比如翻译、印刷一些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以及出版一些刊载新闻时事的报纸和杂志，来推动布道事业的发展。加之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对于《圣经》等布道书籍的数量需求也很大。为此，西方传教士不遗余力，在中国创办了采用西方近代印刷工艺和设备的印刷机构，印制了包括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为宗旨的大量报刊和书籍，以完成在中国传教和配合西方殖民者侵略、瓜分中国的任务。

所以，浙江最早的现代印刷技术均效法西方。华花圣经书房的姜别利来到宁波，带来了新的铅字和字模。^[4]此后，姜别利还发明了用电镀法来铸造汉字字模及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字盘，“他的发明使中文活字的笔锋比用钢冲压出的字模所铸造的活字清晰多了，而且可以铸造出更小的字体。他的这些发明后来传到日本等许多国家，对于以后汉文、日文的活字印刷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5]。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后，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逐渐在中国大地产生共鸣。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方向，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改良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将革命运动一步一步推向高潮。在浙江，维新派和革命派风云竞涌，并依靠报刊书籍的出版来扩大其宣传。所以，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随着殖民侵略一起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浙江。这一方面既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文化上的侵略，但客观上传播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促进了浙江的维新与革命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先进印刷技术的不断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浙江新式印刷业的崛起。

第二，除了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外，浙江商品经济的发达对于出版业的发展作用巨大。西方思想和印刷术传入浙江的途径主要是什么呢？这就离不开通商口岸的作用了。《南京条约》规定浙江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对浙江的经济侵略就愈发深刻。西方大量的棉纺织产品涌入中国，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浙江的自然经济也随之缓慢地解体，虽然速度很慢，但总算是冲破了一个缺口。1896年，杭州正式开埠。此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浙江的家庭手工业破产加速，许多农民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随之，近代的民族资本逐渐兴起。浙江省最早的机器轧花厂就是1887年宁波建立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宁波商人是近代最为著名的商人群体之一。宁波商人具有天生的商业精神，办银行，开公司，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一度成为沪上著名的宁波帮。浙江本土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也在1907年正式成立。浙江的工业、金融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浙江近代的开放。随后，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识也逐渐得到传播。新式学堂的建立使许多学生接触到了西方的知识和学问。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实施“新政”，开始派遣官费留学生赴国外留学。其中，浙江1901年选派18人赴日留学，1902年又选派10人留学，当然自费留学的那就更多了。回国的留学生纷纷参加民主革命活动，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浙江出版业繁荣的一大后盾。浙江出版业正是在近代的社会环境不断影响下发展变化的，一是经济的发展促使浙江出版家有实力开拓出版业，二是浙江较为开放的环境使维新和革命党人能够运用报刊等出版物来支持其事业。这是浙江出版业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第三，浙江历代以来出版业的发达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北宋时期，浙江成为全国五大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以后历代浙江的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浙江传统印刷技术和出版业的发达是晚清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基础。在西方印刷技术来到中国后，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走向衰落，但是传统雕版印刷业也给浙江留下了丰厚的出版经验和优秀的出版人才，这些正是浙江新式出版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具备丰富出版经验的人，才能在新式出版业的发展中抢得先机，继而才能不断有所创造。

第四，晚清浙江的文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首先，自宋代以来，浙江文化已经非常昌盛。经过历代的发展，到了明清，文化更为繁荣了。这为晚清浙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浙江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背靠太湖，是少有的鱼米之乡；东濒大海，航行条件非常便利。最后，浙江地处东南，除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外，在晚清较少受战争之苦，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也为浙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此，近代浙江名人辈出，有人说近代浙江名人占据了中国近代名流的半壁江山，诸如蔡元培、章太炎、鲁迅、徐志摩、蒋梦麟等，这些近代历史上的文化名流都是浙江籍人士，名人辈出正是浙江文化发达的一个缩影。

第五，宗教事业的发展对于佛经等宗教典籍的刊刻有很大影响。进入晚清以后，浙江的宗教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到了清末，浙江宗教渐有勃兴迹象。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有道高僧，如圆瑛大师、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巨赞大师，他们对于刊刻佛教典籍、促进佛教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太虚法师设立佛教图书馆的设想与实践，推动了佛教出版业的发展。在图书馆中专门设立编译处，负责编辑翻译出版事务，这对佛教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

晚清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原因大体如此，那么晚清浙江出版业到底是怎样发展的呢？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一一分别阐述。

第三节　西方出版业的启蒙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西方的出版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新式出版业的发展。浙江新式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出版业的启蒙。

西方出版业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从一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时间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中外文报刊170余种，约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可见西方出版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西方出版业对浙江出版的影响不外乎这四个：一是传播了先进的印刷技术。毕昇很早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由于活字印刷术一直没有得到普及，中国最主要的印刷技术仍然是雕版印刷。直到西方传教士将铅印技术引入中国，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才彻底改观。以后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促使中国的出版业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变化，新式印刷技术是近代出版业的标志。二是西方出版图书的内容也大大影响了浙江出版业。西方在中国最早出版的是宗教书籍及宣传册子，以后发展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后来又增加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出版书籍内容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出版事业逐渐适应中国的过程。以后浙江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内容大体效仿其内容。三是西方出版机构的管理与经营手段给浙江出版业提供了榜样，美华书馆的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就为以后中国出版机构所采用。广学会全国范围设店分销的销售方式、书刊结合的经营模式，也纷纷为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企业所效仿。^[6]四是西方出版业也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人才，如王韬等。

在出版技术上，新的铅印技术使出版物质量大大提升。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宋代毕昇早就发明活字印刷术，但是活字印刷的使用一直不是很广泛，主要是因为活字技术普及难、成本较高。所以，雕版印刷一直是印刷技术的主流。但是雕版印刷自有其缺点：首先，雕版印刷所用的印版需要占用很大地方存放，常出现蛀虫腐蚀的现象；其次，印量少的印版很有可能就作废了；最后，雕版印刷的错字改起来非常麻烦。因此雕版的印版损耗非常严重，以致无法大量印刷书籍。而活字印刷则具有相对的优点：只要准备足够的活字，就可以随便使用、更换，而且容易保存，可以多次使用。因此，活字印刷的使用是世界出版技术的发展趋势。德国谷登堡采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比例铸成铅活字，对活字印刷术进行了改进。此后，印刷术开始突破以前的历史发展轨迹，雕版印刷的传统优势被彻底瓦解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最早将西方先进的出版技术带到中国。

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印刷机构之一，是近代西学东传的第一个根据地。墨海书馆采用了铅印技术，被称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7]铅印设备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是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曾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王韬详细描述过该印刷术。铅印技术虽然已经发明，与雕版印刷相比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仍然有一些不足需要改进。

1845年，华花圣经书房从澳门迁往宁波。该书房的姜别利发明了用电镀法铸造汉字字模，这种字模经久耐用，而且销往其他书馆和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他还发明了元宝字架，而且各类铅字均以《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这样一来，就架取字，颇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活字排版速度，方便了铅印技术的传播。

在出版内容上，宣传西方宗教思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籍开始印行。最早来到中国开展出版业的是传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将传播西方文化作为他们的追求之一。虽然依靠初期的个体传教士的力量和教会学校的举办，传教事业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0多万，^[8]但是这是传教士通过70余年的努力才获得的些许成果，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来说，简直是微乎其微。因此，传教士们想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宣教方式，那就是依靠出版印刷品来进行传教。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非常热衷于出版书籍刊物，想以此来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

墨海书馆不仅印刷了许多《圣经》和宗教宣传册子，而且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科技著作，如《续几何原本》（9卷，前6卷已经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及《西国天学源流》《植物学》等，这些书当中很多都成为中国人学习西学的入门书。这些书籍的出版经过各种渠道也逐渐流传到浙江。设在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出版有《乡训五十二则》，将其作为乡村布道的书籍。^[9]

除了教会宣传资料的出版外，传教士还创办了近代浙江的第一份期刊。1854年，美国浸礼会玛高温（D．J．Macgowen）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该刊由华花圣经书房印刷，于1861年停刊，是浙江省第一份近代期刊。宁波人第一份自己的报纸——《甬报》的创办与西方传教士也有很深的渊源。该报纸就是由英国人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邀请李小池于1881年创办的。该报每月一卷，由美华书馆排印出版。

西方出版业在中国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对于中国出版业影响至为深远。它不仅传播了新式的印刷技术，其印刷机构的组织结构、经营模式都为以后的中国出版业所效仿，同时还为中国出版业培养了一批人才，浙江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出版业的启蒙。以宁波为例，从1844年到1860年，西方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杂志计有106种^[10]，对于宁波乃至浙江的出版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节　华花圣经书房

如前所述，西方出版物在近代浙江出版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尤以华花圣经书房久负盛誉。早在五口通商之前，宁波作为浙江海关的重要港口，承担了南北海运中枢及对外贸易的重要职能。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宁波作为通商口岸，使得欧美传教士纷至沓来。西方传教士为了便于宣传基督教义，需大量印制《圣经》，教会故而创设出版机构予以支持。1844年，美国长老会率先在澳门设立教会印刷机构，成为首个在华刊印圣经的据点。教会还专门从美国运送印刷设备，大量翻印宗教印刷品。在向“中华帝国异教徒”传教使命的感召下，长老会择取宁波作为传教据点。

1845年7月19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夫妇携带印刷设备从澳门抵达宁波。历经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1845年9月1日，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印刷《圣经》的机构，名曰“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异名“花华圣经书房”。所谓“华”，乃中华；所谓“花”，乃花旗国，即美国。华花圣经书房位于江北岸槐树路卢氏宗祠，实属外国人在华经营的最早一家印刷企业。华花圣经书房与上海的墨海书馆、广州的博济医局，堪称晚清教会翻译机构三支重要的先锋队。书房成立后，教会专设出版委员会管理出版事宜，并委命柯里、娄理华和克隆存等人担任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由柯里统筹委员会的相关事务。出版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遴选需刊书籍，决定印数、版式、印刷范围及经费等事宜，进而管理书籍的发行、编辑、核对，以及对书房的发展提出规划与建议。^[11]

书房主要由柯里担任经理，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而且精通印刷业务。他雇用宁波当地乡民担任助手，并安置3名排字工、2名印刷工。由于印刷业务日臻繁盛，柯里先后招募了不少工人，承担印刷业务。仅1850年，就招募崇信义塾4名优秀毕业生，安排在印刷所工作。1847年8月，柯里因事离职，由甬赴沪，委员会委任露密士（Loomis，1847年8月至1850年）负责宁波印刷的具体事宜，并安排麦嘉缔襄助。1849年，露密士因健康问题提前返回美国，委员会的工作交由柯尔特打理。柯尔特（Coulter，1850年至1852年12月）对委员会的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他刊刻了不少西文书籍，为介绍西方文化来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852年12月12日，柯尔特病逝于宁波。接替柯尔特掌管委员会工作的是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1853年至1858年9月）。祎理哲在承担委员会工作时，印刷业务有了明显增长，所刊图书品类繁多，涉及各类学科，1853年刊刻有8．2万余册图书，共计280万页；1854年刊刻有8．4万余册图书，共计401万页；到1855年就增长为11．2万余册图书，共计460万页。祎理哲在甬期间，还创办有男童寄宿学校，此后该校与长老会在杭州所办的学校合并为之江大学。继祎理哲之后，长老会委派姜别利（Willian Ganmble，1858年10月至1860年）承担委员会工作。姜别利早年在美国费城的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在纽约专门从事《圣经》的出版工作，对印刷业务颇为熟稔。1858年10月，他奉命抵达宁波，开始了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工作，并从美国带来了一些新制作的字模、铅字和铸字炉等器具。考虑到购买印刷器材，以及售卖寄发图书的便利，姜别利认为上海比宁波更具市场开拓价值，经美国长老会首肯，于1860年12月将华花圣经书房由宁波迁至上海小东门十六铺，更名为“美华书馆”。

华花圣经书房所需器材均源自美国，并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铅印技术。所用字模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英国传教士戴尔早年在新加坡发明的中文活版铅字，共有1845个字模冲头；二是柯里在宁波自造的字模。传教士们苦心钻研活字铅印汉字技术，不仅自己浇筑铅印汉字，还自制铸造铜模。尽管当时的铅印汉字颇为拙劣，但印刷品的质量有了较大改观。姜别利接管后，将铜模加以改进，先用铅字刻坯，再用电镀紫铜镶黄铜铸造外壳，使字形隽秀精美。姜别利还发明了电镀汉字字模，按照大小分为1至7号铅字，并与西文字体大小对应，方便中西字体对照印刷，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这种字模非常清晰，且经久耐用，以后更是驰销日本、英美诸国。1869年，姜别利应邀前往日本，指导本木昌造用铅制成一幅汉字，一幅英文，一幅日文，大小字号齐备，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除此之外，姜别利还用《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本排出了6000多字，按照出现的频率分为15类，称为常用、备用、罕见三个种类，并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发明了一种元宝式的字架。这种字架正面放置24个字盘，中间8盘装有常用字，上8盘和下8盘装有备用字，旁边8盘装有罕见字。由此一来，就架取字，颇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活字排版的速度，提高了工人的劳动效率，极大方便了铅印技术的传播。

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的时间，肇始于1845年9月，止于1860年12月，历时长达14年零3个月。在近15年的经营时间里，华花圣经书房共刊刻图书多达5176万余册，无论其印刷数量、册数，均仅次于上海，并远远高出广州、福州、厦门三地，^[12]其中，1848年所刊书籍数量最多，达16．4万册，所刊页数多达399万页；以1859年所刊页数为最，多达739万页。

诚然，华花圣经书房所刊书籍主要以宗教类书籍为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来甬后，积极学习宁波当地方言，并用宁波方言翻译并撰写了宁波话《圣经》，对在宁波的传教士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除了宗教类书籍外，华花圣经书房还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读本，譬如在天文、地理方面，有专门介绍指南针使用知识的《指南针》，西方地理学著作的地球简明读物《地球图说》，鸦片战争后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天文学知识的《天文问答》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还有《日食图说》《航海金针》《平安通书》；物理学方面，有《博物通书》和《电气通标》；历史学方面，有较为详尽地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的《古今万国纲鉴》及《万国纲鉴》；旅游方面，有用宁波方言编写的《旅人入胜》；语言学方面，有用宁波方言写成的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的《宁波土话初学》，对于传教士学习宁波方言，了解中国历史地理起了很大作用。传教士还据早期在南洋一带出版物旧籍在宁波重印了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的书籍，如《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清明祭扫坟墓论》《孝敬父母》《论说谎》等。

报刊印刷也是华花圣经书房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美国长老会的资助下，书房印刷并出版了浙江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中外新报》是1845年由传教士玛高温所创办。最早为半月刊，1856年后改为月刊，内容涉及新闻、宗教、科学、文学等，1861年停刊。该报出版后面向全国发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当时蔚为风气之先。1858年后，《中外新报》传入日本，改称《官办中外新报》，在日本发行了约4年，共翻刻13册，现今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有11册。《中外新报》的出版发行在浙江出版史、浙江新闻传播史上都极富史料价值。

华花圣经书房在浙江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出版技术上，华花圣经书房改进了汉字字模铸造技术，提高了铅印活字印刷的速度与质量，大大便利了活字印刷的使用和传播，这对浙江乃至中国与世界出版业的发展来说，都不啻为一场技术革命。此后，铅活字印刷技术普及速度大大加快，极大地提升了出版业的发展进度；在出版组织及人才培养上，华花圣经书房专设有出版委员会管理出版事务，使得出版事务有制可依，对于以后民营出版机构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书房还雇用了中国工人，培养了一些近代的出版技术骨干，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积蓄了人才。后来与夏瑞芳、高凤池一起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最早就是书房工人。在出版内容上，书房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宗教宣传的书籍，促进了基督教在浙江的传播。同时，书房也出版了一些地理历史类书籍，这些书籍对于开通文化、启迪民智有巨大帮助。譬如，《地球图说》与《古今万国纲鉴》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版发行的《中外新报》在近代报刊发行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是浙江第一份近代化的报刊，也是中国较早的近代报刊。

令人遗憾的是，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宁波逐渐丧失了在通商方面的诸多优势。华花圣经书房因业务发展的需要于1860年12月迁移沪上，易名美华书馆，并逐渐发展为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的近15年时间里，对晚清浙江出版业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第五节　维新变法时期的浙江出版业

晚清浙江出版业深受西方出版业影响。诚然，也不能说浙江出版业完全是由外来传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之后，一直就在思索怎样拯救国家，怎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看到单纯依靠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从而从学习西方的器物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新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从而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后，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翻译西学书籍。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大力推动下，许多翻译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如强学会、大同译书局等。浙江出现了浙江特别译书局和杭州合众译书局。^[13]虽然这些译书局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大影响，但是却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维新时期浙江出版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从出版内容看，以翻译、宣传西方先进书籍来推动维新启蒙；从出版机构看，维新志士依托改良倾向的团体出版书籍、杂志、报纸，尤其是报刊的发行在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出版管理看，这时期并没有显著特色，但是个人出版业逐渐勃兴。这些特点反映了维新时期的出版业突破了以往出版业的窠臼，逐渐走向民间化、政治化，出版事业在政治改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深渊中沦陷。尤其是德国开始强占胶州湾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情况下，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纷纷起来要求社会改革。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推动中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官府开始公开（以法律、法规确认的形式）允许和鼓励民间设立报馆、书局等出版机构，奖励翻译、出版介绍西学的活动。这对于推动民间出版活动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普通百姓对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的认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戊戌变法虽然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其所开创的风气、设立的法度，以及在文化教育界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和取得的许多成果，却实际上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

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因此，成立学会、办报纸、办学堂等等一时蔚然成风。在浙江，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汤寿潜于1890年就刊行《危言》一书，大力呼吁清政府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在此书中，他提出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式学堂；开发矿产资源，修筑铁路等救亡图存的措施。此书的刊行得到了翁同龢、孙家鼐等人的支持，翁还将此书呈送给光绪帝阅览。汤寿潜以后的经历基本践行了他在《危言》中的主张，一生成绩卓著。因此张謇认为他“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可谓知人之论，并不过誉。

温州人宋恕也是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他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后又改名衡。他自小就有神童的美誉，曾经受到著名经学大师孙诒让的叔叔孙锵鸣的赏识，孙将其小女儿许配给他。宋恕与陈黻宸、陈虬一起并称为“浙东三杰”。宋恕更随其岳丈游历各地，访问世间大儒。1891年，他撰写了《六斋卑议》，全书共4篇64章。他主张设议院、办学校、开报馆等改革措施，世人称为“开风气之先”。他决心去拜见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向其游说变法纲领。李鸿章以为其是“海内奇才”，派他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争之后，他寓居上海，并整理《津谈》一书，托古孔子，为《六斋卑议》的变法纲领提供理论基础。以后他成为上海变法派的理论领袖，被谭嗣同誉为“后王师”。1895年后，担任《经世报》的临时主笔，发表了多篇政论性文章。也就在此时，他终于出版了活字版的《六斋卑议》，虽然只印行了200本。但是在书中，他极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核心——程朱理学，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立言。可以说，宋恕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起到了舆论宣传的作用，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

与宋恕并称为“浙东三杰”之一的陈虬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也是风云人物。陈虬，原名国珍，号子珊，又号蛰庐，瑞安县城人。出身贫苦，但是自幼好学，自学成才。1890年，陈虬赴京会试，在归途中向山东巡抚提出八条条陈，第一条就是“创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第一次提出设立议院的设想。1893年，陈虬刊印了他的《治平通议》（包括《治平礼仪》《经世博议》《救世要议》）。在《经世博议》中，他提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在《救世要议》中，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变法主张。他的主张主要是：政治上，要改革官制，在各县设立议院；文化上，改革科举制度，改设新式学科；经济上，主张奖励工商；军事上，改变营务、设经略、改炮台等等。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方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当时，许多想法都非常富有创见，在戊戌变法中，其思想也成为戊戌变法思想的一部分。因此，陈虬刊印此书，对戊戌变法影响很大，梁启超也专门将此书列入《西学目录表》。

章炳麟在戊戌变法中是非常积极的，他既参加了强学会，又是《时务报》的撰笔人之一。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这些都反映了其民族主义思想。

维新志士的出版业是这一时期浙江出版事业最具有特色的，从他们的著述来看，他们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办报办刊与著述出版来宣传政治主张，扩大思想影响。^[14]通过出版业，维新思想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报刊的发行逐渐成为出版业的重要部分，这是维新时期才有的出版局面。依靠报刊出版业宣传维新政治主张，使出版与政治改革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以后的出版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业并不单单是某家机构或单个出版人物保存乡土文化典籍的事情，而是影响整个国家前途走向的重大舆论宣传工具。

第六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出版业概述

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掀起与清末新政的无疾而终，中国的灾难日益深重。广大有识之士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不再对维新变法抱有任何希望，主张革命以救中国的势力逐渐抬头，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进入20世纪初的十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者纷纷宣传革命思想，出版业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全国范围当中，浙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比较活跃的，故而这一时期浙江的出版业，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以报刊、书籍、杂志出版为主的出版业的革命宣传比维新时期更进一步。

这一时期的浙江出版事业与维新时期相比，具有更鲜明的特点：首先，依靠出版机构宣传革命思想继承了维新时期出版政治化的趋势，但是此时突破了报刊出版发行法律的限制，大胆地宣传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具有舍生取义的革命勇气。其次，维新时期浙江出版业更多依靠的是个别的维新人士，这一时期浙江各地都出现了许多持续时间较长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如《杭州白话报》《浙江潮》等，这些刊物的出版不再只是依靠个人，在其出版发行的过程中，有一群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与前一个阶段的最大不同。最后，出版内容上，除了宣传革命思想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专门介绍新学、开通风气的刊物，如《算学报》《利济学堂报》等，这与前期的宣传内容相比，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03，章炳麟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文中，他痛快淋漓地驳斥了康有为认为中国不可革命的谬论，义正词严地说明“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又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是为《革命军序》一文。在此文中，他大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章在《苏报》上大力宣传革命思想，言行无忌，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反感，导致清廷抓人封报，酿成了晚清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虽然章炳麟被捕入狱，但是此案影响遍及全国。陶成章曾在《浙案纪略》一书中说：“章炳麟，浙江人也，其学问素为浙江人所崇拜。苏报案情起自上海，上海毗邻浙江，故此案之风潮，遂遍传于浙江内地，而革命之思想，因以普及于一班之人心也。”^[15]

除了章炳麟是用笔杆子宣传革命之外，绍兴的王子余创办新式书店和《绍兴白话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王子余与著名的革命者秋瑾、徐锡麟过从甚密，逐渐成为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创办了进步书店“万卷书楼”，专门销售时务书籍，推销反清书刊，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1903年，他又创办了《绍兴白话报》，此刊物除了登载绍兴地方新闻外，还刊载国内国外时事评论。秋瑾起义失败后，王子余在报上大胆斥责了清政府的反动嘴脸。最后，《绍兴白话报》受到清政府的查禁，不得不停刊。

1904年，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光复会与华兴会、兴中会在东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这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有了全国性的政党组织的领导。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一直在海外，其主要革命宣传活动大都与章炳麟有关。章炳麟在戊戌变法中就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到了这时，他的思想渐渐转为激进，由维新转而革命。章的革命宣传主阵地就是报刊等出版业，以一支笔投身革命运动，其革命胆量和精神都非常令人敬佩。

在整个革命的大潮背景下，出版业的同业组织也“不甘落后”，做出了“更新换代”的动作。顺着东西交流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和方式逐步发展壮大的趋势和国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大环境的熏陶，旧式的出版业同业组织逐渐落后于出版业现实的发展，于是在这一领域内的“革命”也水到渠成地开展起来。这对于促进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革命大潮的继续涌动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政治上的管制一步步放松，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则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前戊戌变法时中央政府开始公开允许和鼓励民间设立报馆、书局等出版机构，奖励翻译、出版介绍西学的活动，这时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来促进地方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1912年1月成立的浙江省临时议会制定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其中第二章规定：人民有身体、住宅、保有财产、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书信秘密、迁徙之自由。这在浙江史上也是第一次正式承认人民享有言论著作权，给浙江近代出版业以明确的法律定位。^[16]

在维新与辛亥时期，许多浙江思想家活跃在全国各地办刊出报，为全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浙江的出版事业非常发达。单以1900年到1910年为例，浙江创办不下数十种宣传革命的报刊。因此，浙江成为辛亥革命思想宣传的重要基地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新式出版物。

第七节　新式出版业与重要报纸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是近代最早的中文刊物，但是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并且是在马六甲出版的。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刊行的刊物是1854年美华书馆在宁波印行的《中外新报》半月刊，这也是我国铅印杂志之始。^[17]墨海书馆1843年在上海成立，一直到1863年停办，该机构出版的《六合丛谈》也是很有价值的。以后还有《中西见闻录》《格致汇编》等刊物的出版。这些刊物都是西方出版机构出版的，也是西方传教士进行文化宣传的重要媒介。当然西方出版机构对于国内刊物发行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内也逐渐开始创办杂志。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仁人志士都积极参与救亡图存运动。为了开民智、启民心，创办刊物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因此，维新知识分子黄遵宪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主要有论说、谕折、近事等栏目，为维新运动进行舆论宣传。相类似的刊物还有《知新报》《湘学新报》《中外纪闻》《国闻报》等。维新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纷纷开始办报，宣传革命主张。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浙江也出现了一批宣传各种思想的刊物，现将这些刊物略做介绍。

一、《利济学堂报》

1897年，温州出现了我国第一份高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该报主办方为瑞安利济医学堂，由该院院长陈虬（志三）任主编，半月刊，共出16期。曾自称“原出利济医院学堂，故医学独详，兼课以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才之地”，其内容包括宣传维新变法，报道国内经济情况，介绍医学知识和西方科学技术，并刊登各国奇闻等。由于该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学堂的学生，因此拥有稳定的期刊读者源，同时该学堂的许多教材都是在该报上首次刊发的，如《利济教经》《教经问答》《利济元经》《中星略图》《卫生经》等，学生在读报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也为利济医院提供了充实的医疗人才，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利济医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其办刊、办学经验至今仍有很大意义。戊戌变法失败后，陈虬遭到清廷通缉。在此情况下，学堂和报馆的处境愈来愈恶劣。报馆终于在1898年停办。

二、《算学报》

1897年，平阳人黄庆澄于温州创办《算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专门刊物。^[18]从第二期起在上海新马路设立分馆，并在时务报馆等地设立经营点。《算学报》属月刊，一共出版12期，第1、2期是石印，第3期起改为木刻。1898年6月被迫停刊。

黄庆澄与陈虬等人结识，受其影响，思想进步。他创办《算学报》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国人自学数学，他认为兴国必须普及自然科学，为开发国人的智力，普及算学尤其重要。^[19]

《算学报》所刊内容大都为西方传入的初等数学，通俗易懂，而且编排集中，图文并茂，读者非常喜欢，在当时的教育界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普及数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经世报》

1897年8月2日，胡道南、童学琦等在杭州创办《经世报》。这是杭州近代第一份综合性新闻报纸，以介绍国内外大事、新知识、新文化为主，并翻译刊载英、法、日等国报纸上的文章。《经世报》的主要撰稿人是陈虬、宋恕等人，使用铅印出版，相当于16开大小，线装成册，每期三四十页不等。馆址设在杭州上扇子巷，在上海新马路福海里设分馆。

《经世报》分12个栏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此外，还有“兴浙文编”“附录”两个不固定的栏目。“兴浙文编”刊登结合浙江实际的研究文章，许多文章是研究浙江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四、《译林》

《译林》由林琴南（林纾）、林长民、魏易等于1901年创办于杭州，月刊，使用拷贝纸铅印，每期30页，共出版13期，^[20]由商务印书馆代印。

《译林》的创办者林琴南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古文功底非常之高，但是不懂西文，却能在朋友口述之下翻译外文著作。译文优美，脍炙人口。1899年，林的爱妻远离人世，林痛苦万分，每日以译文寄托哀思。译到动情处，林琴南的手颤抖不停，仿佛心尖滴淌着血。林琴南边哭边译，为这本译著倾注了满腔的激情和心血。《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两年后，即1901年，魏易拿来《黑奴吁天录》，并向他介绍了书的故事概况。林琴南当即允诺与魏易合作译书。随后，两个人一个口述一个笔译，《黑奴吁天录》终于译完了。在日本求学的鲁迅，一气读完中文本《黑奴吁天录》后，感慨万端：“漫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林琴南是倾向于改良主义的，重视西学。他在1900年写的《译林叙》中说：“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21]

《译林》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外文书籍并作连载。第1至10期一共刊载翻译外文书9种，大部分译文均由日文译出。^[22]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关于其他国家的一些知识，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利于开启民智，也受到地方统治阶级的支持。

五、《杭州白话报》

1901年6月，《杭州白话报》由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该报主要执笔人有林白水、孙翼中、陈叔通等。林白水是有名的报刊知识分子，青年时期主张教育救国，后来积极进行思想启蒙运动。《杭州白话报》是旬报，每年发行33期。林白水主张报社应该是“公共言论机关”，因此他积极利用报纸来鼓吹新政，激烈地抨击封建迷信、鸦片及缠足等不良现象。20多年后，林白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报纸来做革命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23]

六、《浙江五日报》

1902年2月18日，《浙江五日报》创刊于杭州。该报半年后更名为《浙江新政交儆报》。该报以时事新闻为主，分交涉近闻、京外新闻、本省新闻、译各国新闻、农商工艺新闻等栏目。此外，每期刊有谕旨恭录、奏议等朝廷新闻。报纸全用四字标题。在《浙江五日报》第一期目录里，有吴忠怀《述创设浙报宗旨》一文，所以该报又名《浙报》，现存原件藏于上海图书馆。

七、《浙江潮》

《浙江潮》是留日的浙江籍学生在东京创办的，由浙江同乡会主办，在东京用木活字印行。创刊号出版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1903年2月17日），到光绪三十年（1904）共发行了10期（也有说发行了12期的），每月一期，为月刊。主要编辑人员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陈榥、周树人等。

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特殊的人群，特殊的人群为了应对特殊的时局创办了这份“身在异乡，心系母邦”的刊物。编辑们在其发刊词中这样说明这份刊物的宗旨：“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24]表明了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们所为的是“输入文明、介绍新知，‘刺激国民之脑’，发其雄心、养其气魄”^[25]。

《浙江潮》所含有的栏目，在其发刊词中也有着比较具体的介绍，包括以下八类：（1）政法；（2）实业及经济；（3）哲理；（4）教育；（5）军事；（6）历史地理（附传记）；（7）科学；（8）文学。如此丰富的栏目加之登载的高质量的文章，使得这份志于救国救民的刊物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与认同。在该刊仅有的发行的10期中就有数期重印，甚至有几期初印都有5000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数目的发行量了，即使放在今日，也不算小。不仅如此，除了在东京、上海、杭州三地设有代办处外，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其他20多个城市设有50余处，甚至海外的新加坡都有代销点，《浙江潮》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浙江潮》在揭露西方列强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开出了医治中国现状的“药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革命。不过这里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清朝政府的，是为革命服务的。这当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救治中国的比较好的途径。在宣传革命、鼓吹创造新的中国的同时，编辑们也注意介绍新的科学知识以启蒙国民。有学者曾经统计过，《浙江潮》总共刊行10期，刊发文章167篇，其中学术性文章就有72篇，占到了43．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总之，“《浙江潮》在当时浙江思想文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6]。

八、《宁波白话报》

《宁波白话报》于1903年创刊于上海，由上海宁波同乡会主办，在宁波白话报馆编辑发行。旬报，出完9期以后，于1904年6月出改良版本，改为半月报，主要编撰者为马裕藻等人。

《宁波白话报》主要提倡并发表白话文文章。改版之后改订洋装，增加了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格致等门类。该刊主要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主张改良主义，希望能够移风易俗，改变清政府的腐朽与无能。

九、《湖州白话报》

《湖州白话报》1904年创刊于上海，半月报。湖州白话报社编辑发行。主要是钱玄同等人主办，并委托上海开明书店销售。

该报积极宣传白话文写作，内容分为社说、纪事、杂俎、实业、来稿等板块。与《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一样，注重时事宣传，抨击不良现象，为白话文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湖州白话报》是湖州历史上第一份地方报纸。

十、《浙江教育官报》

《浙江教育官报》于1908年8月创刊，由杭州浙江学务公所出版。开始的十数期是每月出一册，每月逢十出版，6月、12月各停刊1册，所以全年就一共有10册，而从第22期开始改为5日报，即每5日出一期。1911年停刊。

此报采取线装书形式，每册约70页。铅印，有光纸单面印刷，有边框和界栏。撰稿先由五人负责编纂，然后再由总务课检查体例，最后审定。由于这份报纸是浙江省的教育行政公报，所以省内各府、厅、州、县及各局、所、学堂均有规定的销量，必须订阅。其主要栏目有：谕旨、章奏、文牍、学制、科学、图书、论说、报告、杂纂、别录等。这份刊物在内容上比较注重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12年以后，浙江教育厅成立，该报成为《浙江教育月刊》。

十一、《浙源汇报》

这是一份有着“华丽出身”的报纸，经过两次演变才定为现用名称。《浙源汇报》由《东浙杂志》改名而来，而《东浙杂志》又是由《萃新报》改易而来。那么要追溯《浙源汇报》的源头，肯定就是《萃新报》。《萃新报》首刊于1904年6月27日，和同时代的众多报纸一样，它也有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这份报纸是半月刊，全年共出二十册，正月、十二月不出版。线装，有光纸单面木刻版印刷。每期二十余页。每册售钱五十文。发行所设在浙江金华塔后章氏日新学堂内。其内容主要有上谕、社说、政法、学术、教育、实业、军事、地理、历史、科学、女界、时论、文件、纪事、小说、丛录等，可以看出这份报纸的内容是包罗万象、十分丰富的，其文章多是从当时的各种报刊上转载的，而不是撰稿人或者编辑的原创。如此多的信息与文章来源的特殊性使得这份刊物在信息沟通与传播新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八节　丁丙的抄书刻书活动

晚清浙江的新式出版业已经越来越兴盛，但是传统的出版业仍然有所发展。尤其以丁丙为首的传统藏书家的抄书刻书活动特别值得一提。丁丙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保护、补全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浙江出版文化史上艰苦而又光辉的一幕。

一、关于丁丙

丁丙，字嘉鱼，别号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32），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兄丁申也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

丁丙出身“书香世家”，其祖父丁国典就很注意搜罗书籍，并且建造了一座小楼专门用来藏书，名曰“八千卷楼”；其父丁英也非常喜欢藏书。小时候家族氛围的熏陶，养成了丁丙、丁申兄弟爱书的习性。成年之后，他们也走上了访书、藏书之路。自丁英于咸丰五年（1855）卒后，丁申、丁丙兄弟就成了充实家中藏书楼的主力，咸丰九年（1859）丁丙从徽州一举购入100多种书籍，其中包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诸多文史要籍，而丁丙的藏书活动则远早于此。随着藏书经验的日渐丰富，丁丙的藏书旨趣也日渐形成。丁丙在一篇跋中道出了其“秘密”：“余少好武林琐细旧闻，尝聚小志数十种。辛酉围城中，尚得金江声先生《吴山志》。虽炮火满天，干戈遍地，一时不顾也。未几城陷，家室流离，图书荡尽，仅以身免。甲子乱平，重返故庐。复收残烬，杜门息影，辑《杭城坊巷志》，益思网罗群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丁丙的藏书志趣是从小一步步培养起来的。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是丁丙藏书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两次攻破杭州，丁氏家族外出逃亡。此后辗转各地，直到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离开杭州，丁丙才回到杭州。几年的战乱给丁丙的人生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家传的“八千卷藏书楼”损失严重，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损失殆尽。于是，丁丙以强烈的责任心与满腔的热情投身战后重建之中，翁福清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丁丙在战后的作为：（1）乐善好施，扶贫济困；（2）修桥建坝，重建杭州；（3）修复名迹，兴复文教；（4）致力藏书，热心出版；（5）辑录掌故，刻意著述；（6）抢救阁书，重建文澜；（8）不图荣利，无私奉献。^[28]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热爱文化事业，丁丙对自己的家乡、乡人都充满了热爱之情。而尤其是其藏书、刻书、抄书活动，重建文澜阁的活动，对浙江的出版、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同治年间清廷曾两次先后授予丁丙“知县”和“同知”官衔，但是丁丙不愿为官，而宁愿留在杭州做一些造福乡里的实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终其一生，丁丙的功名仅为生员。但是他所做的事业，却是好多封疆大吏都难以比肩的。

二、丁丙的藏书和刻书事业

浙江历来就出藏书家，丁丙的“八千卷楼”更是与浙江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绍基、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丁丙的藏书业在全国同行中的地位。丁丙藏书业主要的体现就是“八千卷楼”藏书的逐渐丰富。

“八千卷楼”源于丁丙的祖父丁国典，在建造这座藏书楼的时候，因仰慕先人藏书八千卷的雅事，就名其曰“八千卷楼”，初址在杭州梅东里，此后随着家族居住地的迁移而屡有变动。“八千卷楼”初建时期“前后共楼二幢，书橱一百六十架，以甲、乙、丙、丁配标其目，共八千余种图书”^[29]。其后又经丁英的扩充，藏书日渐丰富。前文已经述及，在咸丰五年（1855）丁英去世后，丁丙、丁申兄弟就成了“八千卷楼”的主人。由于丁丙的积极奔走访求，到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之前，八千卷楼的藏书数量已是蔚为大观，加之以前其父祖两代人的积累，总数已达数万卷，超过了许多久负盛名的藏书楼。在藏书的类别上，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能清楚地知道当时丁丙兄弟到底收藏了多少书，但是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资料给我们透露许多信息。当时丁氏兄弟收藏到了许多前代藏书家所遗失的珍本，比如天一阁、汲古阁、千顷堂、知不足斋及述古堂等数十家的珍本都被他们网罗入架，还有许多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当然，明清刻本肯定占“八千卷楼”所藏图书的大多数。除了正式出版的书籍，他们还收藏了许多未曾刊行的著述，如《艮山杂志》丁丙跋称：“独《艮山杂志》未经梓行。……顾余幼从弼教坊沈雨溥肆中恰得全帙，凡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各两卷，写极潦草。乱中失去。”^[30]此外，还有诸多乾嘉时期学者的著作，十分珍贵。

至于丁氏所藏图书的来源，一部分是通过购买而来。丁丙认为，积财不如积书，积财数万贯，子孙日日取用，不几年即可花个精光，积书10万卷，子孙可以日日取用，终身受益，永远取之不尽。有了这样的想法，丁丙节衣缩食，或购或抄，搜罗了许多珍贵书籍。

太平军失败后，丁氏回到家乡，可惜“八千卷楼”已经破坏严重。丁丙既要重建家乡文化，还要重振家业，继续撑起“八千卷楼”的祖业。于是“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31]。如此多的书籍，原来的地方肯定放不开了。光绪十四年（1888），丁丙兄弟在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了藏书楼，取名曰“嘉惠堂”，这个名号乃是取自光绪七年的诏书中。堂上仍名为“八千卷楼”，储藏《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堂后又加筑室五楹，储藏《四库全书》中存目的书籍和没有收入的书籍，这五楹与“八千卷楼”的规模相同，又因其在堂后，所以就取名为“后八千卷楼”；在堂西又有一间室，上下三楹，专藏“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难更仆数”^[32]，因名之曰“善本书室”，或者“小八千卷楼”，毋庸赘言，这是“八千卷楼”藏书的精华。经过重修藏书楼与对自己藏书的清点，这以后的藏书分门别类，更加规范。

丁氏藏书有一个特点，就是造福乡里。他们乐于将自己所藏之书拿出来与他人共享，而不是藏之秘府，外人不得见。在复兴经过战乱后的杭州时，丁氏兄弟拿出自家的藏书来补全官藏书籍的不足，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补抄工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丁氏藏书名动当世、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有许多又是著述家，又是刻书家，丁丙也是如此。丁丙的刻书事业是从同治初年刊印蒙学书籍开始的，一直到其逝世止，36年间刻书达200余种。丁丙所刻的书籍多是有关杭州地方的“乡土文献”，包括历代杭州的方志、有关杭州历史的著作、杭州籍先贤的著作及传记资料。下面试一一枚举：一是杭州地方志，比如嘉靖《仁和县志》、杭州府学及仁积钱塘二县学志等；二是有关杭州历史的著作，如《吴越备史》《捍海塘志》《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馆阁续录》《南宋院画录》《吴山遗事诗》等；三是杭州籍先贤的著作及传记资料，如《武林往哲遗著》《杭郡诗辑》《钱塘先贤传赞》《武林高僧事略》等。顾志兴先生认为，其中五种书代表了丁丙出版活动的主要成绩，现简略列举于下：^[33]

（1）《当归草堂丛书》。这是一部汇编杂纂类丛书，其所收图书有《童蒙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慎言集训》《温氏母训》《松阳钞存》《切近编》《忱行录》等8种，这部书刊行于同治年间。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书所收的书籍都是关于童蒙或者是人自身的修养的，这反映了丁丙对儿童教育和个人修养的重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以称作是“造福下一代的工程”。

（2）《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属于子部医家丛书，所收图书有《传信适用方》《卫济宝书》《太医局诸科程文》《产育宝庆集方》《急救仙方》《铜人针灸》《西方子名堂针灸》等12种。此部书是丁丙从宋元明旧版书或钞本中辑录出来的，于光绪四年（1878）刊行，版本为钱塘丁氏当归草堂刊本。从书的种类来看，上至太医局的程文，下至民间流传的仙方，无所不包，充分显示了丁丙藏书的宏富；而这些书又是丁丙从宋元明刊本中所辑录出来的，我们又可以想见他的勤奋与辛劳。这样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书籍的辑录与刊刻无疑是造福百姓的好事情。

（3）《西泠五布衣遗书》。这是一部集类丛书，收录乾嘉以来杭州籍文人的作品，包括《临江乡人诗》（吴颖芳撰）、《冬心先生集》（金农撰）、《柳洲遗稿》（魏之琇撰）等，于同治光绪年间刊行。这是刊印者“家乡意识”的集中体现。

（4）《武林掌故丛编》。这是一部汇编郡邑类丛书。这类书肇始于明代樊维城的《盐邑志林》。这种书在浙江刊刻颇盛，而这部《武林掌故丛编》也正是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它一共收录文献187种，分26集，十分庞大，以至于书中的细目不一。现简单地略举几集，以管窥之：第一集《乾道临安志》等12种，第五集《西湖百咏》等10种，第十集《南宋馆阁录》等10种，第十二集《钱塘遗事》等7种，第十五集《四时幽赏录》等5种，第二十二集《建炎复辟记》等10种。仅从这几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书的繁杂多蓄，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极强的审辨选择能力与足够的耐心是万万完不成它的辑录的。从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丁丙作为一个学者的耐心与细致，以及深厚的文化涵养。这部书刊行于光绪年间。

丁丙刻嘉惠堂本《武林掌故丛编》之《龙井见闻录》

（5）《武林先哲遗著》。这也是收录杭州先贤著作的一部书，收录自唐《储亮集》起至清《卧月轩稿》总共66种，刊行于光绪年间。这部书流传比较广泛，所以难免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进而导致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别。

从他所刊刻的这些书籍来看，丁丙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这些乡邦文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这个功劳是光照万世的。

三、丁丙的抄书活动

丁丙为补全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等阁书进行过抄书活动。

《四库全书》修成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于浙江的藏书家居功甚伟，清廷就赐了一部藏于杭州的文澜阁，以示褒奖。这文澜阁也颇有些来头：它原先是清圣祖康熙帝南巡时所建的行宫，后来《古今图书集成》修成后藏于此一部。这藏《四库全书》的阁楼就是在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楼基础之上改建而成的，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平安地度过了数十年时间，但是在太平军攻打杭州城时遭了厄运。太平军曾经两次攻下杭州城，第一次是在咸丰十年（1860）3月，第二次是在次年的12月。由于第一次攻下后旋即撤出，所以对于文澜阁及阁中所藏图书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第二次攻下之后，文澜阁就几乎被夷为平地了。

丁丙兄弟离开杭州城避难至杭州西郊的留下镇时，有一次去买馒头，发现包馒头的纸居然是书页。书页对于身为藏书家的丁氏兄弟来说自然是十分敏感的，他们经过查看发现原来包物品的书页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就知道文澜阁所藏的书籍已经散失了。于是丁氏兄弟就开始着手收集这些散页，并托人回到杭州城收集尚存于文澜阁内的书籍和已经散失但尚未出城的书页，另有说是丁丙亲自冒着危险偷偷回到杭州城带出藏于文澜阁内的图书。但不管是托人也好，亲为也好，他们收集的散页、书本共有800多捆。这数百捆被送往上海、定海等地暂为保存，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才回到杭州。

清军克复杭州之后，丁丙向浙江巡抚谭钟麟建议重修文澜阁。光绪六年（1880）9月，丁丙拟订了重修文澜阁的草案，受命与邹在寅共同主持此项工程。重建后的文澜阁，规模、景色都胜过了旧观，但是藏书严重萎缩。于是丁丙又着手阁书的补抄工作，他们首先制定了关于阁书抄写的章程，除了详细说明抄写所需经费及经费的来源外，还对纸张，抄写的避讳、格式和书写要求等分别做了严格的规定。他拿出自家“八千卷楼”的藏书，雇人（每千字40文）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所有的书目，补抄散失的书籍。“八千卷楼”没有的，就到省内外各个藏书楼去抄录，办得可谓是“轰轰烈烈”。当时所借抄之藏书阁，据《文澜阁志》记载，有“鄞郡范氏之天一阁，卢氏之抱经楼，钱塘江氏之振绮堂，孙氏之寿松堂，海宁蒋氏之别下斋，山阴沈氏之味经堂，慈溪冯氏之醉经阁，长沙袁氏之卧雪庐，常熟瞿氏之田裕斋，宣城李氏之瞿硎石室，钱塘吴氏之清来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湖州陆氏之皕宋楼，金华胡氏之退补斋，丰顺丁氏之静持斋，南海孔氏之三十有三万卷堂”^[34]。抄书规模最盛时期，所雇抄书人员达100多人。至于抄书的经费，主要是从官府那里争取来的。一共抄了4年，工程还没有完成，经费却不够了。丁氏兄弟只得向官府力争，抄书才得以重新进行。一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总计补抄阙书2174种、阙卷891种，合之原有的331种，文澜阁全书已经达到3396种、34769册，共耗资51600缗”^[35]。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补抄没有补全。民国初年又经过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才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完全补完。

此次补抄之后的《四库全书》存于重建后的文澜阁中，藏书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从原来的插架存放改为橱藏，楠木的藏书匣改为了银杏夹板。每匣都悬有红色的丝带标签，注明书的部、类、册数、函数，以及检校人的姓名和年代。“新阁藏书分三层存放，共计110橱。第一层储书30橱，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劝善要言》《全唐文》《剿平粤匪方略》等书16橱，左右储经部书14橱；第二层储史部书24橱；第三层左右室储子部书24橱，中室储集部书32橱。”^[36]

丁丙为浙江的藏书业、出版业，以及文化典籍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刻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系统的关于杭州地方的文献，他的抄书则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文化巨制，这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丁丙不愧为一个伟大的藏书家、刻书家。

晚清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它既是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样激烈的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可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孕育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今日中国疆域的雏形源于晚清时代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终结了此前近两千年的社会发展模式，晚清的变革也终结了此前近两千年的社会发展模式。

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变化，是由各个子系统的变化组成的，反过来又影响着各个子系统的变化。晚清的出版事业受了社会大潮流的影响开始迈向近代化，而近代化过程中的出版事业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切社会意识都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晚清的出版业在内容、技术上都深深地受着那个时代的影响。时代的主流是维新时，出版的书籍、报刊的主要内容也便是维新；时代的主流是革命时，出版的主要内容也便是革命。

中国的近代化是与西方列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相应地，造坚船利炮的技术也就跟着进来了。古老的中国刻印书籍使用比较广泛的是雕版印刷，虽然早在宋代毕昇就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随着高效、省事的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古老的中国也开始慢慢地改变，伴随着雕版印刷的逐渐衰落，逐步兴起的是从西方传入的活字印刷、石印技术，还有新式的出版机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是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新式的教育必然需要新式的教材，这就需要广大的出版业者投身于这一事业。综观全国的形势，新式的教材逐步摆脱了“四书五经”的旧的内容，代之以新式的西式的分科教材。新教育与新教材的出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但是具体到浙江，苦于资料的稀缺，我们只能将这一面付之阙如。

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出版史中自然不能没有出版人。江浙一带历来就是刻书、藏书的兴旺之地，无论是旧式的刻书业还是新式的出版业，浙江人都会浓墨重彩地画上一笔。

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文化典籍的流传，没有文化典籍流传的社会是没有根基的社会。浙江人在保护传世典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丁丙的抄书活动将功垂万世，彪炳千载。

【注释】

[1]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2]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3]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2页。

[4]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5]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6]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7]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9]谢振声：《设在宁波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印刷企业之始》，《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10]张亚苹：《传教士对近代宁波的贡献》，《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1]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

[12]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

[13]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4]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转引自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6]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17]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18]胡毓达、任伯强：《〈算学报〉：近代中国第一份数学期刊》，《科学》2002年第6期。

[19]亢小玉、姚远：《从〈算学报〉看中国数学期刊的发展》，《编辑学报》2007年第5期。

[20]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21]张立红：《林纾翻译小说的译介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2]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3]王开林：《千秋白水文章》，《书屋》2005年第8期。

[24]《浙江潮·发刊词》，1903年2月第1期。

[25]田正平：《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以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为个案的考察》，《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

[26]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7]丁丙：万历丙辰刻本《快雪堂集》光绪庚辰（六年）腊八日丁丙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松轩书录》，第49页。

[28]翁福清：《杭州乡邦文化的功臣——丁丙》，《东方博物》2005年第1期。

[29]文图：《丁丙及其“八千卷楼”》，《图书馆学刊》1994年第1期。

[30]转引自石祥：《八千卷楼前期藏书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

[31]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

[32]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

[33]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1页。

[34]孙树礼、孙竣：《文澜阁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35]姜青青：《文澜阁〈四库全书〉》，《文化交流》2000年第2期。

[36]史革新：《江浙三阁与晚清“书厄”》，《寻根》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