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5．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出生于香港，1972年进入纯白人的爱荷华州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学习，经历过“文化休克”，但对跨文化交流非常感兴趣，并成就了与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种族婚姻，撰写了博士论文《论在婚姻家庭中的冲突协商》，还始终寻求跨学科研究，将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道德研究、国际管理以及跨文化心理学融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试图超越各种文化比较范式，理解“不同文化组织间积极创造性的力量和精神的理论及实践”。^[45]

在写博士论文时，丁允珠就开始面对如何处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并使这一问题成为研究的主线。她发现西方人习惯于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冲突，鼓励直面冲突，避免冲突则被认为是一种消极面对冲突的处理方式。在她看来，当时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流行的戈夫曼（E．Goffman）社会戏剧理论就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来解释社会互动的。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有其自身规范的表演，互动双方在观众的注视下，表演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并在合理和技巧的演出中操控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维护自己的面子。^[46]她一眼看出其中的个人主义偏向：过分强调交往者的自我表演、交往者的印象管理以及交往者的理性判断能力。^[47]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冲突中，交往者是难以达成跨文化交流的。她认为真实的情形表现为：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它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的成员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互动对方进行协商。不过，不同文化中对“我”的概念有不同界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我”被呈现在公众之前。这就形成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它包含四个基本假设^[48]：1．在一切需要沟通交流的场合，所有文化的人们都试着维持和协商面子。2．当拥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交流者出现问题时，面子的概念在脆弱的人际关系情况下是特别易受质疑的，比如尴尬和冲突的情况下。3．文化变动性、个体水平的变动，环境和情境的变动都会影响成员以什么面子表情示人（比如自我导向性保留面子VS他人导向性保留面子）。4．面子关切影响各种面子功夫以及在组织内和人际关系的冲突管理的有效使用。为了分析不同文化的面子观，她导入了爱德华·霍尔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理论，并做了更具体的解释：

“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

那么，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呢？丁允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为此，她总结了不同文化的面子协商方式^[49]：

“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

丁允珠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这就意味着在解决跨文化沟通冲突时，所有参与者不仅要了解自身的文化，而且要表现出愿意接受其他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