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广阔的应用前景

非言语传播在人类交际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无论是平民百姓每日的寒暄问候还是总统竞选演说，传播者都必然要使用非言语传播表情达意。非言语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

·诊断病情:中医看病的望诊、闻诊、切诊均是通过非言语途径对患者的病情予以诊断。

·医治病人:比如，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总是比常人笑得少、手势少、看得少，可以通过培训他们的非言语行为达到治疗目的。

·技能培训:教师、护士、医师、空姐、侦察员、记者等各行业从业人员，均需接受各自工种所应具备的非言语传播技巧训练，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如公安人员抓扒手“一看目，二看服，三看表现，四看动作”，无一不与嫌疑人的非言语行为有关;京剧演员的“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中，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同等重要;电视节日主持人作为电视台的代表，更应加强非言语传播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以增强节目主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跨文化交流:言语行为受到严格的语言符号规则的制约，非言语传播则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因此，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非言语行为便具有差异性。比如一手握拳、竖起拇指这个手势，在中国表示“真棒!”;在美国表示“搭便车”;在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表示“操你的!”;在德国表示数词“1”;在日本表示数词“5”。因此，外交人员、出国旅游和工作者以及与外国人士交流者均需了解和学习这些非言语传播行为，以消除误解，增进友谊，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

此外，非言语传播中的界域学知识被用于审讯犯人、测度谎言;触摸学知识被用于培养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在欧美兴起了触摸教育热;色彩的明暗被用于表达希望人们久留还是赶快离开的信息，如快餐厅选用明亮的灯光以加快顾客的周转，卡拉OK厅则选用昏暗的灯光挽留“潇洒走一回”的男男女女……

毋庸置疑，非言语传播研究成果具有极为巨大的社会价值。不仅如此，非言语传播及其研究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给语言化妆、定型

顾名思义，有声语言必然有“声”，“无声”便不成其为有声语言。但有声语言的“声”包含着极为重要、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非言语特性。

如果你从电视荧屏上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位牧羊人手握柴刀、横眉倒竖，逼近闯进羊圈吃掉他所有羊羔的狼，咬牙切齿地说:“你好哇!”你一定会感受出他话语中的愤怒。但如果你得到的全部信息只是一句“你好哇”，你准以为是一句问候语。

“人家是劳模!”仅仅从这种书面语中你能正确解读出说话者要传达的信息吗?不能!但要是给该句配上声情并茂的语音、语调和面部表情，你不难分辨出它表达的是敬佩还是讽刺。

过去，我们对台湾同胞以严厉的高门儿大嗓进行广播，高八度的播音却只换来“低八度”的效果。1981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徐曼小姐艺术地运用非言语传播中的副言语，以娓娓动听的谈心方式、轻柔甜美的北京语音拨动了千万台胞的心弦。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瑞宾(Merabian，1967)总结出一个公式:

信息总效果=7%词语+38%语音+55%面部表情

“当你认识到即使‘我恨你’这几个词也能使人听起来带有爱昵的情意时，声音和面部表情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³⁶⁾

由此可见，非言语传播起着给口头语言多义性定位的重要作用，如果不借助非言语传播这根拐杖，口头语言将会因歧义泛起、误解丛生而寸步难行!

表演艺术家唐纪琛表演经验一席谈，可谓是对有声语言中这类非言语因素之功用的最佳阐释:“声音的四要素——音高、音色、音长、音量的变化可以为人物语言化妆、造型，使语言更富有形象感。”⁽³⁷⁾

2.增强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

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中存在着众多的非言语传播因素。然而，无论是国外的相关论著还是国内学者的论文中，每每提及非言语传播似乎有一种定势思维，认为非言语传播存在于人们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于是，对“请不要说，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的眼睛语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面部表情语言、“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触摸语言、“有诸于内，形诸于外”的体态语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的副言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语言等等均有所涉猎，而大众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这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倩女则被冷落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了。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美，《纽约时报》一方面显著报道访问活动，宣传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大幅刊登反华反共的言论和广告，以此来冲淡这次访问的影响。该报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它采用宣传上的“平衡”原则，旨在安抚对这次访问极为仇视的苏联，表明自己并非一边倒地倒向中国。而这一隐含信息是通过用心良苦的版面编排这一非言语传播形式暗示出来的。

1984年2月10日，法新社驻莫斯科分社发了如下电讯⁽³⁸⁾:

(法新社莫斯科2月10日电)莫斯科电台今天改变了其预定的节目，今天黎明时分开始广播古典音乐。观察家说，这一迹象可能表明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异常事件。

法新社记者“从轻音乐改庄严乐曲”这一非言语传播符号中隐隐感到克里姆林宫出了什么事。这一天晚些时候，苏联塔斯社果然宣布了安德罗波夫逝世的消息，证实了记者的预测。这说明诸如电台节目变动等等都隐含着一定信息。

3.替代特定语境中的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

非言语传播不仅能作为言语传播的拐杖，成为辅助语言、伴随语言，而且能直接作为言语的使者，独立传播思想感情，使受传者心领神会。这些非言语传播符号常常产生于不能使用或不满足于使用语言(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特定情景，有约定俗成的公认含义，通过刺激人的感觉器官从而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传播信息。

在呐喊声震耳欲聋的万人体育馆这种特定语境中，裁判员不可能通过表达信息的有声语言，只能使用代表种种信息的手势符号作为交际工具。

在国际机场，常常可见到许多用国际社会公认的图形符号(非言语符号)制成的标志，例如:刀叉和茶杯的标志表明这里是餐厅，电话的标志表明这里是电话间等。在国际交往增多、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这些代替言语的非言语传播符号极大地便利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旅客。

聋哑人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被称作哑语的手势语，这种非言语符号能表达众多具象和抽象概念，其中的许多词汇是国际化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实物或动作是各民族共通的。哑语是非言语传播的高级形式。

路标(公路)、号志(铁路)、旗语和灯语(海洋)等等均是以非言语符号传播信息的媒介。

4.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语产生以前，非言语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基本形式;言语产生后，言语传播成为人类传播的主要方式，非言语传播从而成为言语传播的有力助手。非言语传播不可能替代言语传播，言语传播也永远替代不了非言语传播。两者密切协作，共同传递信息和表达感情，成为人类传播的两大手段。

纵观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人类都必须借助非言语传播手段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传播信息、表达感情。倘若没有非言语传播，人类便会变成只有说话功能的机器人，这个世界将变得死寂沉闷，毫无色彩。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对言语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忽视、轻视、冷落了运载信息的另一种极为重要的语言——非言语传播，导致了传播学的两条腿——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一粗一细、一长一短的严重后果。如果不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话，将来整个传播学将有跛足、甚至偏瘫的危险!因此，对非言语传播的研究就显得必要而又紧迫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9页。

(2)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8页。

(3)《辞海》，197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2页。

(5)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6)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页。

(7)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页。

(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9)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3页。

(10)同上书，第250页。

(11)汤书昆:《表意学原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

(12)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13)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2页。

(1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5)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17)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0页。

(18)1—4种定义见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9)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0)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页。

(21)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

(22)田中春美等:《语言学漫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23)参见李茂政:《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台北:美国教育出版社，第134—136页。

(24)参见李茂政:《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台北:美国教育出版社，第136—155页。

(25)同上书，第154页。

(26)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页。

(27)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28)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24页。

(29)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24页。

(30)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传播学名词介绍”，第3页。

(31)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播》，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8页。

(32)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33)见范东生、张雅宾:《传播学原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34)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35)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6页。

(36)转引自汤书昆:《表意学原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37)转引自徐文武:《音响美学初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38)转引自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