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报早期的革命宣传与危机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党报早期的革命宣传与危机观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面临的任务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在特殊时期，民族危机、战争危机、党自身的生存危机成为一个时代总的话语特征，媒体对于各种其他社会危机的报道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危机。在这个“大危机时代”，在党的执政地位没有确立，民族危亡和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上其他所有社会危机与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相比都被认为是“问题”而不是“危机”，本书后面重点分析的自然灾害、责任事故、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方面的危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都属于“问题”范畴。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党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报道都是为大的“社会危机”服务的。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是非执政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个时期的党报宣传与现代媒体的危机报道是两回事，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和原则。但是，党报当时形成的很多新闻观念和处理新闻的手法对建国后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建国前中国“大危机时代”党报宣传工作的着眼点，考察当时党报的宣传工作与执政后媒体危机报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早期党报宣传与执政后危机报道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我们根据不同时代党报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新闻观念、处理危机事件的惯例及具体做法，分析现代危机报道理论的渊源与发展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报的危机观

党报早期处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中，党的报刊是严格意义上的党委机关报，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政治宣传，而宣传的内容又以战争为核心，救亡图存、揭露敌对势力、开展党内的政治教育、动员群众是这段时间党报宣传的基本任务。党的宣传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为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识，唤醒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党报早期宣传的首要指向就是我们民族面临的大危机和党自身面临的挑战，而组织人民进行有效的斗争以夺取政权是党报宣传的根本目的。

既然党报的根本任务是针对当前整个民族的危机和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那么党报对于具体的危机事件的处理和报道也必须为这个总目标服务。也就是说，党报的危机报道也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危机报道的着眼点不是危机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隐藏的阶级矛盾、政党冲突及民族危机。党报宣传的根本目的，是揭露敌对势力的丑恶，同时宣扬我们党的宗旨和主张。具体的社会危机事件是我们进行政党宣传的素材和脚手架，这就是这个时期党报形成的基本危机观。通过建党初期党报的定位与报道活动，我们可以理解党报当年从事危机报道的基本思路。

建党前夕，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创办了一批工人报刊，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榨，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工人起来斗争。1920年11月7日在创办的《劳动音》第一期上，就以醒目的标题《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然而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详尽报道了当年10月唐山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惨案，揭露帝国主义者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恶事实。第5期用大部分篇幅报道南京一万多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痛打议员的事情⁽¹⁾。其他如在上海创办的《劳动界》，在广州创办的《劳动者》，也以启发、教育、引导工人为己任。

由于缺乏经验和实际条件的限制，建党初期对于各种工人运动的宣传报道尤其是突发事件上的引导是不充分的。“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如‘二七’工潮后京汉路的工人组织全体瓦解，各处工会运动中我们党的基础极其微小，是可以证明的。即在安源，我们工友党员固不在少数，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实施是在最近数月才进行”⁽²⁾。这种状况在后期得到了改善，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是其中最成功的典型案例⁽³⁾。1925年初，由于日本纱厂虐待和殴打纱厂工人而引发工人罢工，而领导工人斗争的共产党员顾正红遭到枪杀，从而引发五卅运动的爆发。随后的6月4日由中共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出版。《热血日报》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磅礴气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无情地鞭挞了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媚外的丑态，对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爱国运动的可耻行径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热血日报》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由于《热血日报》成功的宣传鼓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参加群众达1 200多万，罢工持续时间达到3个多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

不管具体的党报定位是什么，“为革命进行宣传”是党报的一个共同特点。通过建党初期出版的《前锋》、《新青年》与《向导》，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早期党报的这个特点。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向导》是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面对民族危亡的危机，《向导》高举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向导》注重政治上的宣传不同，1923年复刊后的《新青年》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宣传为己任，而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前锋》杂志则以重视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主要特色。“《前锋》与《新青年》、《向导》相配合，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⁴⁾。而1925年创办《政治周报》时，我们的这个办报思路更加明确，《枙政治周报枛发刊理由》开头所指出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报宣传的无论是对粤海关事件、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五卅运动、廖仲恺案件的报道，还是对中俄协定、反直战争、总理北上及追悼活动、反奉战争及反教运动的报道，其目的都是唤醒民众、激起民众的抗争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⁶⁾。由于此间，党报的宣传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敌我两分”的观点，即我们所有的宣传工作都有一个既定的对立面，即针对敌人的宣传，这个时期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各派军阀、买办阶级、研究系、安福系、联治派、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

应该说，媒体危机报道的这个精神和思路，贯穿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对于军阀的报道，贯穿于十年内战期间对于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及土地革命的报道，贯穿于抗日战争期间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报道，也贯穿于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党报逐步形成了报道各种危机事件的一些传统和惯例，这些传统和惯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

二、十年内战期间党报关于危机报道的发展

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事业也被认为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报作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刊载党的各种决议、宣言及工作经验，教育和指导根据地的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鼓舞人们进行反“围剿”的斗争。这个时期党报对于各种危机事件的处理，秉承了前期的基本思想，同时作为根据地的执政党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央宣传部把党的报刊分为“对内的刊物”和“对外的刊物”，媒体危机报道“内外有别”的传统由此形成。“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⁷⁾。在讨论“对内的刊物”时指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编《中央通讯》，解释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错误，登载党员对于党内问题讨论的材料等。”⁽⁸⁾“对内的刊物”到后来演变成中国的“内参”，内参后来实际上成为建国后党报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建国后的很多危机事件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相关，因此只能通过内参的方式被最高决策层知晓从而得到重视和解决。由于危机事件被限制在内参的报道范围之内，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公开报道就自然成为禁区。

很长一段时间，“别有用心说”还非常盛行，可以说是对“内外有别”的继承和发挥。“别有用心说”一般在两个层面上论述在媒体上公开报道或者讨论社会危机事件的危害性:其一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里“别有用心的人”是指敌对阶级，他们利用我们公开报道的内部问题来诋毁我们党的形象；其二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媒体来制造混乱，这里“别有用心的人”指我们人民内部甚至是党报从业人员，他们作为混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试图通过报道危机事件来诋毁党的形象。应该说，“别有用心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普遍存在的，在那种特殊的状况下有时用造谣来损害对方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这种逻辑被应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党报的危机报道，却是非常有害的。“别有用心说”的逻辑错误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公开报道从效果上来说不是造成社会混乱，而是引起社会对危机的注意和重视，促使危机问题的解决，维持社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危机事件的公开报道与我们党的形象的损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危机事件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公开报道危机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新闻媒体的共同选择，隐而不报才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要能够正确面对和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在“危机时刻”就会更能体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能塑造良好的形象。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报关于危机报道思想的确立

如果说十年内战及以前党报的宣传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的话，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新闻宣传领域的运用，使得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也使得党报的危机报道的一些基本思想得以确立。这段时期关于宣传鼓动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宣传鼓动与组织功能被相提并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我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也是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分。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⁹⁾。

对于党报危机报道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新启蒙运动。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1937年，共产党员张友渔和一些接近党的文化人在北平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社。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张友渔指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相互攻击。”⁽¹⁰⁾在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党报的新闻理论得以正式形成，“这一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积20余年党报的实践经验，共产党人对于党报的性质和功能，党委与党报之关系，党报工作的方针与原则，党报工作者的队伍建设等问题，有了系统的、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并以具有一定规范的学术语言将其阐述出来，同时，全党和全体新闻工作者对此有相当的认同”⁽¹¹⁾。

既然新闻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党报的危机报道就必须以是否有利于阶级斗争为最高目标，由此导致的一个基本结果就是对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否定。“事实第一性”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成为一句空话，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选择那些可以攻击敌对阶级，同时宣扬本阶级优越性的事实。有时，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改变、扭曲甚至制造“事实”。绝大多数的社会危机事件，都是进行这种阶级宣传的良好的素材，因此在党报的报道中也就成了关注的焦点。其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和反“客里空”运动，都对党报危机报道思想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解放日报》的改版与危机报道

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的抗日宣传中，“内外有别”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方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策略。当时宣传鼓动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情况:1）党内与党外；2）干部与群众；3）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4）战时与平时；5）各种不同的区域，如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城市、农村等等。在对外宣传方面，分别于1941年5月25日和1942年4月1日两次发出统一对外宣传的通知，指出“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¹²⁾。这和我们危机报道中采用的统一口径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后来中国危机报道中的“内外有别”的做法也可以从中找到根据。

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使得党报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留下的很多传统对于后来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放日报》的改版，前后持续了4个年头，从1942年3月开始，到1945年8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告结束。其间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¹³⁾。1942年3—8月为第一阶段，在整顿三风、检查报纸工作的党八股表现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版面调整和改革，改变过去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三根据地、四边区，以大量篇幅登载国内外通讯社消息的做法，而以报道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42年9月至1943年3月为第二个阶段，报社建立了编委会，取代过去以个人负责的主笔制度，强化了全党办报方针，努力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1943年4月至1945年4月为第三阶段，运用典型报道宣传和推动大生产运动，根据报纸特点改进和提高宣传艺术。1945年5—8月为第四个阶段，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精神，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改进党的新闻工作。

应该说，《解放日报》改版对后来党报的危机报道影响最大的方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典型报道。宣传与运动相结合，典型报道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典型报道包括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如早期对于“平型关战役”的报道，而典型人物则包括后来被国民党俘虏的吴满有在内的一大批生产先进和战斗先进。在典型报道中“内外有别”的传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比如平型关战斗实际消灭日军1 000人，但是我们一直说消灭敌人3 000人，从当时我们的报道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这种说法持续了50年，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才改正过来。而对于典型人物的宣传，运动的色彩也更加鲜明。“据粗略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过的模范人物多达600名以上，有关南泥湾和南区合作社的新闻报道达40余条。1944年元旦，报纸又专门开辟《边区生产运动》专栏，系统介绍劳动模范的事迹，共持续3个月。这种典型宣传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以前中共党的报刊史上所仅见”⁽¹⁴⁾。对于生产能手吴满有的宣传，综合运用了故事片、座谈会、媒体宣传和党内学习等多种手段，典型宣传中人为拔高的现象开始出现。

典型报道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成为各个领域宣传的常规武器。到了解放后的20世纪60年代，再次掀起了典型报道的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的典型宣传。总体上来说，典型宣传对于激励人、鼓舞人、塑造人，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典型宣传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追求“高大全”的错误做法；此外，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这些宣传手段在建国后由于没有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作出调整，因而对于后来的危机报道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事故出英雄”、“事故出典型”和“内外有别”等观念，成为我们媒体隐瞒或者淡化危机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2.反“客里空”运动与“报喜不报忧”

随着形势的变化，解放战争期间党报宣传的主调是强调“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¹⁵⁾。但是，就当时的新闻报道活动与现代媒体危机报道的关系而言，影响巨大的不是战争宣传，而是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及此后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在解放区里，关于土改的宣传是一个重点，其中在新闻报道中的反“客里空”运动是这个时期新闻宣传领域的一件大事。反“客里空”运动对于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对于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对于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反“客里空”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同样也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种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新闻报道领域就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偏向。

在反“客里空”运动中形成“报喜不报忧”的偏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反“客里空”的时候忘记了反“戈尔洛夫”。“客里空”是前苏联名剧《前线》中的一位记者，他从不深入战壕，而是高踞总指挥所，从那里得到一星半点材料就胡编乱造，一味拍领导马屁，追求个人名利。而戈尔洛夫是该剧中的总指挥，居功保守，刚愎自用，只许别人赞扬自己，不许别人有一点批评。正是因为党内有戈尔洛夫的干部，“客里空”式的记者才有了生存的土壤，诚如《晋绥日报》在创刊7周年发表的《关于“客里空”的检查》中所指出的那样:“‘客里空’之所以能够出现，又是和戈尔洛夫分不开的，‘客里空’的笔是替‘戈尔洛夫’写的。”⁽¹⁶⁾由于“戈尔洛夫”没有得到深入批判，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难以贯彻到底，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甚至一般批评性的报道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改进工作、巩固团结、教育党员和干部的武器，在党报上公开揭发和批评自己的错误，是考验我们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没有勇气和决心改正错误的标尺。因而，正确地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而且只会增强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谅解。但据了解本区各地情况与检查报纸通讯社工作，反映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还须大大努力。过去我们虽曾作了一些号召，但典型推动与教育不够，以致还有某些领导机关与负责干部对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冷淡、漠视、害怕、抗拒等不正确态度，使我们的报纸电讯充满了‘报喜不报忧’的气氛”⁽¹⁷⁾。

“报喜不报忧”偏向的另一个来源是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其中中宣部对于《人民日报》1948年10月10日发表的一篇《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长新闻的批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见本章后附录）。这篇报道分三个部分，分别是各区灾情、遭灾原因、救灾成绩与经验。其中第一部分运用大量统计资料描述了当年华北各解放区冀南、冀鲁豫、冀中、北岳、太岳和太行发生的水灾、虫灾、雹灾、旱灾、春荒、狼猪灾、瘟疫及其造成的损害；第二部分在分析“遭灾原因”时，指出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第三部分则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救灾的成绩和经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篇报道是党报历史上一篇调查深入、分析全面的文章，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斗争年代确实缺少一种“鼓舞”人的力量，这或许是讲真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对于这篇文章的过度批判使得后来党报有关自然灾害的报道迅速转向，对于灾害本身的报道越来越少，对灾害一笔带过，“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成为解放区自然灾害报道的一个基本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针对《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中宣部发出的指示指出:“该文虽题为战胜各种灾害，并在导语中和末尾提了一些战胜灾害的话，但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的巨大篇幅都是极乏味地而且极零乱地用于详细列举各区各种灾害（甚至把鸡瘟和狼咬人都搜罗在内），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使人读后感到异常沉重的压迫。华北全区今年秋收既然平均有七成，我们就应当着重从积极方面宣传这是战胜灾荒的巨大成绩，指出好的经验教训，同时批评救灾工作中的缺点，以便鼓舞干部和人民继续努力，‘把生产提高一寸’”⁽¹⁸⁾。指示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缺少鼓舞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是我们报纸上一切宣传和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所必须具有的。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的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¹⁹⁾”。

报纸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要起到鼓舞人的作用是必须的，但是要求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要鼓舞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的批评对于新闻实践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导致后来生产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和错误只能在内部讨论，无法在报纸上进行，从而导致各种新问题的产生，“更如目前春荒，一面我们还在宣传‘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一面表现某些领导机关由于开始重视不够，致灾情仍在扩大，且有些地区已经饿死人，但很少甚至没有一个领导机关在报上作自我批评，以教育干部。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印象，缺点太大不能对外。因而我们的党报上就常是‘干群打破顾虑，积极生产’的高调”⁽²⁰⁾。

“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这种办报纸、办通讯社的方法，是无异于花费了大批干部与金钱去制造脱离群众，麻痹自己，是提倡戈尔洛夫与客里空的倾向，是组织性纪律性并未加强的表现”⁽²¹⁾。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由于党内的“戈尔洛夫”式的领导没有得到有效批评，使得“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追求政绩以谋求自己的政治发展的大量地方官员都对发生在自己区域的危机事件加以隐瞒或淡化，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所作为。

与针对解放区的“报喜不报忧”相对应，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报道，我们当时新闻处理的基本手法是“报忧不报喜”。通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的一些新闻标题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针对敌人的报道有《煤矿工潮绵延四旬　美工业陷停顿状态　芝加哥华盛顿黑暗无光》（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区灾荒严重　大小官大发救济财》（1946年5月17日）、《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　西欧东南亚普遍饥荒　汉堡巴黎以人发猫肉为食　马来人日仅得面粉一两半》（1946年5月18日）、《德境英占领区存粮枯竭　九百万德人将饿毙　意妇女灾民袭击某地主家》（1946年5月22日）、《徐州暗无天日　人民苛杂繁重，生活无着，妇女多沦为娼妓》（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政府捐税重　大米市芜湖闹粮荒　乡民至少七成没有饭吃》（1946年5月29日）……

应该说媒体对于社会问题的这种报道方式是适应当时特殊的斗争形势需要的，但是同时也是以牺牲新闻事业的根本规律——真实性为第一要素——为代价的。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年代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战争思维和战时新闻处理方式中的很大一部分只是权宜之计，而后来党报的实践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左”倾错误没能实现自我的突破，党报这种以阶级性为新闻选择的唯一标准的做法也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以至滞后的时期。翻阅“文革”时期的报纸，除了中国和其他革命国家捷报频传、成果突出、丰收在望、友谊真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后来的“修正主义”国家见诸我们传媒的都只有罢工、饥荒、货币危机、警察暴行和能源危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