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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活化的最终目标

时间:2022-04-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经验活化的最终目标——兼具“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的语言创新在广播语境下,“在场性”对于“让经验活起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话语化”语言传播激发主体间经验的在场性主体间经验的在场性是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基本指标。

二、经验活化的最终目标——兼具“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的语言创新

在广播语境下,“在场性”对于“让经验活起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电子设备和传播理念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受众可以在所谓的“第一时间”内接触到信息,但信息在经历了复杂的传播环节之后,所呈现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也不是受众通过自己的视、听觉感知的可以说服自己认同的“真相”,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有学者认为广播不具有电视传播视听兼备的“共时空”效应,给听众的是更为复杂的“不确定”和“未完成”的想象空间。的确如此,电视画面给人的是筛选的事实,观众所能做的是冷眼旁观地获知信息;广播通过声音塑造的“真实现场”是无形的,听众必须积极调动经验和感知能力即时地进行联想和想象,对“想象的事实”进行补充、完形,得到属于自我视野中的“真相”。换句话说,听众必须主动、全面地调动自己的经验才能获知信息,主体参与传播的份额较观看电视要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因视觉感知缺席,广播有声语言更充分地调动了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引发各种感官的统觉,建造“真实”的意象世界。在声音的引导下,听众对节目的旨意、内容和形式进行共时空的理解、感受和联想,广播有声语言的“在场性”特征由此显现出来。有声语言的“在场性”不仅搭建起听众与身外的世界及时关联的桥梁,而且为之提供了思维和想象的依据和空间。通过广播有声语言的审美活动,听众获得自我与他者的密切联系,以主体身份享受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话语化”语言传播激发主体间经验的在场性

主体间经验的在场性是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基本指标。主体间经验的活化调动接受主体的合作意识,满足其基本的媒介功能需要,是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起跑线。话语化语言表达是调动和激发主体间经验互动的主要途径,也是语言传播在场性的一个重要表征。表达主体强调自我的个体言说的内容、意义和方式、状态,致使其有声语言表达具有鲜明的话语化特征,从而引导听众获得主体在场的满足感。话语化的语言传播有两个重要的内涵:其一是当下感的时间在场;其一是“我就在”的空间在场。

广播传播的优势中,最具价值的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直播。语言传播的即时性和由联想、想象而生成的现场映象是话语化的典型模式。其几近零度的共时空的魅力是牵引表达主体和听众的经验“活起来”的“纤绳”。有声语言的声音意象引领听众置身于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中,并且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大众传播媒介能够通过话语化的语言传播把共时空的现实和想象紧密结合,还没有哪一个大众传播媒介能够通过思维和想象把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化作信息交换、情感共鸣和经验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电视的“在场性”主要体现在以具体直观的影像和画面为中心的实在感上,有声语言传播将第一主角让位于配音的影像,表达的功能体现在解释和补充上。因此,想象空间的局促使得受众无法对传播活动进行更深入的参与。另一方面,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因影像中介的存在而距离较远,双方的边缘化地位致使两者很难形成紧密的体验和情感共同体。因此,电视有声语言的话语化特征相对较弱。

并不是任何具有时态性质的“当下”都可以进入到美学价值的视阈中。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当下感是现场的瞬间,是有声语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结合在某个特定点上的个体差异,是构成“在场”的重要内涵。“当下”是日常说话的主要特征,即“主体在场性、专注性,交流的急迫性、瞬时性”[6]。当下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呈现为一体两面。其积极意义体现于当下的鲜活性。真切而鲜活的当下感,使听众的注意力、听觉感知、兴趣和倾向等异常活跃,在浅层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易于与表达主体达成共享和共感,就如同异彩纷呈的娱乐节目,总是能够满足广大听众放松、休闲、消遣的需求一样。但是,如果过分沉溺于当下感,其消极意义就暴露了出来。通过对语言传播活动的细致考察发现,当下感存在于“现场”中,却在“在场”通向“不在场”的途中渐渐隐退,“不在场”中更是不见了当下感的踪影。表达主体如果“无暇顾及语言功力的现有水平,无力分辨语言功力的优劣”[7],语言表达的当下感就丧失了从“在场”走向“不在场”的能动性,因而容易陷入飘忽、琐碎的当下感受中,混同于日常说话的随意,失去进一步拓展和深掘语言意味的可能性。

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时间性坐标轴上,有一个语言表达的主要属性——时代感。当下感与时代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下感随着语言时间性的流动呈现原始自然的状态,当表达主体对它施加创造性调控时,语言传播就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时代感是相对稳定的时间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的主流基调。处于时代支流的当下感是消极的,表现为去中心化、边缘化、零碎性。不加理性分析的盲从、被一时的流行所逼迫的屈从以及主体性模糊的媚从,都是消极当下感的表现。如果把消极的当下感误读为时代感,势必会使广播事业走弯路甚至停滞不前。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不但要警惕“支流”,更不要被支流中的当下感所迷惑和左右。另一方面,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实质意义在于将当下感的消极意义转化为积极意义,根本途径是表达主体要以有声语言的美学追求为传播目标,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向,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切实将传播的话语权和表达的主体间性驾驭运用得当,实现提升审美品位和传承经典文化的功能。

当听众通过语声感知节目内容所承载的意义时,在思维过程中需要完成几个转换——声音映象与所指的转换、所指与个体经验的转换、个体经验与接受意向的转换、声音印象与评价判断的对应(也是一种转换)——这几个转换有时是瞬间接连完成的,有时是同时交叉完成的。无论怎样,听众的感知、注意力、兴趣、倾向等都与声音共同在场,这是比听众的身份在场更深参与的意识和经验在场。如果有声语言的创造性较弱,思维过程中的这些转换就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延迟、滞阻或破坏中断。相反,如果有声语言表达中情感因素和审美因素呈现活泼而且鲜明的情态时,听众的主体在场性状态也表现得执着而活跃。作为表达主体,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有声语言表达得清晰凝练、声情并茂、意象丰富,调动听众经验的力量就强大,听众就会被吸引并且津津有味地保持“在场”;而那些刻板、冷漠、唆、苍白的表达一般会遭人厌弃。

话语化有声语言表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是“我就在”的空间在场。电视直播能够通过主观的镜头将现场“真实”地呈现给观众,画外音起到协调配合的作用。广播的“现场”复原完全依赖有声语言的表达,其空间在场表现为“情景再现”。“我就在”的含义是表达主体或身处实在的事件现场,或通过联想和想象的思维活动,运用情景再现的内部技巧,在声音的意象世界中出场。表达主体的“我就在”以声音的对象化和情感化同构听众的体验,使得听众也产生空间的在场感。从本质上说,广播有声语言表达通过调动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创造声音意象和激发经验重建,构筑一个意象的“现场”。另外,声音核心地位使有声语言时刻出现在广播传播的“现场”,加深表现广播有声语言的“话语化”特征。现在广播节目,特别是城市台的广播节目,基本采用直播的制播方式,这不仅仅是在先进技术保证下的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且它还催生了一个常见的节目形态,那就是“传受互动性谈话+音乐+及时信息”。这个节目形态为话语化语言表达提供了一个最大化发挥作用的平台。通信手段和工具的发展使得多种媒体空前联合起来,听众可以随时随地将反馈通过文字短信息、图片短信息的方式传达给播音员、主持人,即时与节目互动。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设置话题吸引听众的参与,同时必须对听众的参与和反馈即时互动。广播节目从未如此倚重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选题的设置、话轮的拓展、气氛的营造、内容的丰实、随机的应对、感情的交流、思想的交换、主题的锤炼、意旨的暗合等等都需要表达主体相应的语言表达功力。这样的节目形态受到传播者和受众的共同青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播者找到了广播传播独特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恰恰使受众的当下感的时间在场和“我就在”的空间在场同时得到满足。只有具有如影随形的流动性的广播,才能够使身处异地的听众跟随时间的推进,始终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也许听众就坐在家里,却通过广播了解到家人行走在雨中路途上的情景;也许听众开车前往目的地却迷失了方向,他能够在主持人的话语引领下顺利抵达;也许听众能够在一个孤寂的夜晚感受到此时此刻城市其他角落不同人的心声;也许只要有主持人的话语陪伴,听众就能够随时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情态和变化……随着时段的不同、话题的不同、节目内容和定位的不同等传播现实的差异,听众总是能够在及时状态下实现信息的、观点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全面调动,也只有广播的话语化,语言表达才能够如此的贴身、贴心。

前面曾谈及,在广播传播的优势中,最具价值的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直播优势。在广播直播中,能够最好体现广播媒体实用性功能的节目形态当属现场报道了,它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听众对信息快速、及时、密集、真实的需要。现场报道的语言表达须实现话语化特征,激发主体间经验的活化,并且努力体现大众传播的时代感。厦门台的获奖节目《真情台风日》就是一个充分发挥广播优势、以突出的话语化的表达实现媒体功能和责任的有声语言作品。1999年10月9日,厦门市遭遇了40年来最大的一次台风灾害,风力高达15级,台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房屋被掀翻大半,就在惊慌失措的人们无所适从的时候,广播中传来主持人亲切坚定的声音。她首先简要报道了这次台风的基本情况,让听众了解外面情况的现状和进展,然后以镇定的语气介绍了10多条遇到台风时的自我保护常识,提供了切合实际的实用信息。在接下来的直播中,主持人保持与听众的热线交谈,以此反映听众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在交流中,主持人沉稳、机敏、迅速地捕捉听众关心他人的语言和其中闪光而高尚的思想,并且及时地加以阐释和点评,号召全市人民齐心协力抵御灾害。在主持人的报道和与听众的交流过程中,及时提供事件现场的相关信息,使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获得心理的安慰感;主持人的话语将所有的听众拉到同一时空,形成经验共享的共同体,增强了人们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着力弘扬困难中人们互帮互助的精神和实际行动,展示了社会风尚的可贵,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直播,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广播有声语言“在场性”的本质内涵,其传播效果之深远是远远超越新闻事件本身的价值的。

“在场性”是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话语化、社会性、时代感等关系网络的结节点,而且面向任何一个维度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换句话说,“在场性”是表达主体语言创新最显著的诉求,也是能直接体现在表述方式上的创新途径之一。当然,发挥广播有声语言优势的创新功能还应体现在更高的层次上,即加强语言功力,追求和实现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在场性”的审美价值。

(二)超象审美的语言表达创造不在场性的蕴含

客观现实的世界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其不稳定性在有声语言表达中尤为突出。在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中,想象即表现为存在的“实像”。传受双方经常将自己的想象笃信为实像,而且将其作为感受、思维和想象的前提。然而,“真相”往往在语言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初露端倪而转瞬即逝。在这个意义上,有声语言表达在创造想象空间的同时就在消除客观现实的空间性。这使得语言无论在内心生活还是在表现方式上都完全退回到主体性。[8]就是说,有声语言不用客观事物作为材料和形象,而是通过表达将客观现实的空间性转化为想象的时空感,并将其移植到听众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果这个“移植”行为自然流畅,驱动听众返回并且超越与表达相关联的主体性,我们就说有声语言表达具有了不在场性的创新价值。

本书阐述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在场性是有所侧重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广播传播特点使语言的联想和想象大显身手,声音意象因话语化的表达而具有在场性,但是有声语言时间性的意义决定了具体实像的缺席和声音意象的随生随灭,只有声音意象走向人们的精神世界,它才因具有了不在场性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灵动。有声语言表达如果不能以创新的面目出现,它就很难活跃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深层意义的创新正是开掘和发扬有声语言的不在场性。简单地说,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在场性是指有声语言在主体间共建的文化和情感模式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有声语言的不在场性往往更接近主体间经验互动的触发点、内心生活的兴奋点和审美追求的契合点。而这些结节点往往是由声音映像触发但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映像上。德里达曾经说过,“每一次引指存在,则给出意义的活动、赋予生命力之意向及欲说之鲜活的灵性便都不能充分地出现。其实只要我是在听取他者,他的经验便不能‘亲历地’、原初地呈现于我。”[9]德里达所称的“引指”类似有声语言表达的在场性,它具有话语化特征,但是如果不能进一步引发,它就会固化、僵化为确定而刻板的实像。如果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只停留在实像的空间,那么,就如同德里达所说的外部世界的他者就不能“亲历地”、“如实地”呈现于听众内心。有声语言表达通过蕴含着情感和体验的声音,对每一次“引指”进行超越,目的就是使听众内心的经验、活泼的性灵、生命的意蕴充分绽放,这就是有声语言表达不在场性的深刻意义。

不在场性的有声语言表达提供的是主体间的内在意蕴、审美体验和精神自由,是对在场性的深化和超越,它将每一次的表达引向更高层次的主体间经验的融合。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短消息一等奖的现场录音新闻《南水北调工程今天开工》,言简意赅,语言句句落到要点处,现场报道和现场音响有机结合,强化了现场感染力和听觉冲击力,突出了“言约事丰”的在场性。报道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长江、黄河儿女将实现共饮一江水的多年梦想。”从内容意义上说,深掘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意义,使短新闻的新闻价值向历史纵深感延伸,增加了内涵的厚度,短短的一句话中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象。“长江、黄河儿女”不仅包含着地域的空间感,而且象征着时间性的意义,它饱含了历史的、文明的、民族的情感,结合“水”这个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命题,这句话能够触及听众感触良多的内心世界并且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在整个报道的表达中,如果这句话的表达方式不加以创造性的转变,依旧延用前边新闻播报的语气,历史感和民族文化心理沉淀的意蕴就被削弱了。这句话的表达方式要着力突出抒情的意味,恰切把握分寸,节奏放缓,意味深长,强烈并且含蓄地暗示“共饮一江水”的文化内涵,激发听众对“多年梦想”的意义的深入感悟。如若不然,听众无法感受和体味记者对南水北调工程意义的深入挖掘,忽略了记者的苦心,对传受双方来说都是经验共享的损失。语言表达的不在场性深刻影响传播效果的层次和境界。

那些打着创新名义的“纯自然”、“说新闻”等语言异化现象,根本无法将不在场性的内涵外化,尽管有些拥护者不遗余力地高声吹捧,真诚的听众怎能随声附和欣赏“皇帝的新装”呢?认为有声语言表达的魅力不过是“声音好”、“普通话好”的观点已经跟不上先进传播理念的步伐了。我们不能再认为唯独语义能够擎起符号功能的大旗,而忽视声音对诠释文化、展露美感的能动作用。有声语言表达的声音起着一种“无一字无差异,无一言无关联,无一语无活力”的明示作用,提示听众唤醒意义背后的内心经验和自由精神。而且声音有两重结构,一个是语音和嗓音结合对听者浅层的感官刺激,一个是有声语言内部和外部表达技巧综合作用产生意蕴的深层审美机制。实际上,这个道理对那些武断地“重文轻语”的人来说,并不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单纯概念的表达是具有意义缺乏性的,意义与言语的关系不是我们始终看到的逐点对应。任何言语中都存在一种意义上的沉默。沉默是附着在声音上,构成有声语言表达不在场性的“无声的力量”。我们在文字上看不到的声音的状态和在声音上听不到的时间空白都是不在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同样是在头脑中留有深刻印象的存在。“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审美体验提示我们,言语中具有超越意义的沉默是经验表现的方式,是有声语言表达的美感所在。

实际上,是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在场性把广播媒体和受众联络在同一时空中的。现实的时空距离与人们的心理距离往往不一定对位。广播媒体之所以被称为是“情感性媒体”的首要因素就是语言传播将现实世界中或近或远的时空转换成使听众能够返回主体性的亲近性心理距离,使听众与媒体产生约会意识,树立起个中差异万千但本质相同的情感。当不在场性的声音意象在听众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产生亲近感时,客观现实的时空差距已经不能形成听众与媒体传播之间最大的障碍。换句话说,在场性的存在及其影响是要凭借不在场性的吸引才得以实现的。这就是广播媒体迫切需要提升节目美誉度、加强听众忠实度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有声语言表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重视对节目的语言传播成为媒体提升竞争力的新的增长点。

(三)在场性和不在场性的融通催生表达创新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在场性和不在场性互为前提、互为基础、互相作用、共同完善的发展规律,体现出广播语境中主体间语言认知、感受和审美的特殊性。由于媒体必须实现其信息交流的本初功能,有声语言首先要通过语义交换和共享的明证性,来具体表达节目内容的观念性意义。与此同时,摆脱抽象的、概念性的所指意义的束缚,借助声音意象,达成主体间经验的共感、共鸣和共享,最大限度地激发听众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获得全面的自由状态。因此,可以说语义是在场的,感受是不在场的;逻辑是在场的,思想是不在场的;想象的映像是在场的,审美意蕴是不在场的;隐喻和象征的本体是在场的,而它的意象通悟是不在场的。广播有声语言的材料和内容稍纵即逝,很难跨越时空的留存。留存在听众心目当中的不是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观点,不是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也不是华美绝妙的金玉良言,而是超越语境、驰骋心灵和精神疆域的审美意绪和体验。不在场性是对在场性的超越,否则,语言创新只能停留在形式和浅层上,不能为创新后的美学积淀提供规律性启示。在广播语境的规约下,有声语言表达的在场性和不在场性相处得越和谐,其蕴藉就越丰满、厚实。在场性越鲜明、不在场性越深远,有声语言表达就越具有流传价值,就越可能具有经典的意义。经典是“现在”和“将来”对“过去”的观照、借鉴和弘扬,为“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指点迷津,同时,也为广播有声语言的创新提供无穷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动力。

以具有广播特色的节目类型——文艺作品欣赏类节目为例,阐述广播有声语言是如何体现在场性和不在场性有机融合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欣赏节目《阅读与欣赏》和《子夜星河》为亿万听众提供精神食粮,滋润了几代人的诗意梦想。其魅力就在于饱含诗化人文精神的欣赏类节目是人们超越物质生活享受的心灵港湾,是实现生命探索和美感追求的乐园。有声语言表达在这类节目中通过形式美和境界美生成在场性和不在场性的完美融合。听众收听欣赏类节目时,获得的审美快感是多重的。首先是在场性声音的形态美;其次是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美;最后是主体间性经验融合的深层审美意绪。能否通过有声语言的在场性获得审美快感,首先取决于由表达主体的对象感延伸出的强烈交流感。因此,表达主体的思想感情和审美经验要首先充分活跃起来。具体地说,表达主体的两种经验要同时发挥作用,一是主体的表达愿望及对内容的细腻感受;一是对“这一次表达”调动听众感受和经验程度的预设。两种经验的调动都是为了设身处地地与听众的经验达成联结和互动。《阅读与欣赏》曾经播出《情性之外无文字——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对苏轼的名篇之一《临江仙》进行赏析。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毣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朗诵者把这首词的朴实简洁、意蕴丰富、饱含哲思、情性超然体现得非常恰切。朗诵并赏析这首词首先要估量语境并确定基调。设想听众暂时从喧闹的尘嚣之中躲避片刻,沉静、安稳地内省心灵,享受艺术对精神的重塑。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声语言的表达是从容淡定、意味悠长的。文学欣赏类节目总的基调是高雅脱俗、意境深远、美感盎然,但是要真正打动听众的审美心境,须将这首词独特的情韵和思想表现出来。朗读上阕时,偏重表现安恬的静美境界,把细腻而充满理趣的情绪,以略带叙述但叙中带境的语言样态表现出来,使听众不仅如身临其境,而且还感受到词人超然物外的精神旨趣。虽没有一句直接抒情,但我们分明感受到词人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慨。在纵酒狂饮之后的万籁俱寂中,清醒的词人独自品味孤寂。朗诵者边诵读边分析,情景交融,以情带声,营造一份宁静、旷阔的意境。朗诵下阕时,以直抒胸臆的语气将孤愤的情绪喷发出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句,词人化用庄子的表述,反衬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表现力独树一帜,显示了词人独特的个性。朗诵者需要重点突出表达的正是词人特殊的语言风格和情性魅力,否则,整个语言表达也就会缺乏神气,毁了原作,也毁了节目的意境和美感。金代文学家元好问评论苏词,“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处,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朗诵者不仅通过词表现出东坡的情性,而且通过整个赏析节目表达出自身的理解、体验和感悟。这样,才能“双剑合璧”,攻破听众的审美襟怀,激发艺术的遐思和对人生的体悟。

凝结在文艺作品中的经验是人类灵魂深处的独白,表达主体要通过强烈地召唤把听众沉睡在日常冗陈生活之中的诗性情怀唤醒,使听众跟随自己的声音变幻、意绪流转,经受浪漫诗意的洗礼。然而,有声语言的召唤并不像我们常识认为的那样,在感受、思维和声音之间天然的富有生命活力。有了艺术的文本依据不一定有艺术的语言表达,只有通过强烈的表达愿望才能使感受、思维和声音活化、融合和深化。表达愿望对有声语言在场性的结构和力量产生影响,并且对不在场性的生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词语后面云集的思想和全部的精神、情感世界是语声不在场性的主体内容。有声语言表达更需要展示的是语词所营造的意境。意境之蕴藉、深远是远离“实在”的“不在场”,“不在场”的表达是否真诚、流畅、意犹未尽取决于表达主体“在场”的声音情态与听众审美经验相融合的程度。如果“在场”的声音形式平淡、苍白、模糊、僵化,所有的“不在场”意境就成了虚无和空白。

在当下的广播节目中赏析这首佳作,是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待“过去”的永恒,个中体悟和苏轼原词的境界必定有所差别。“这一个”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作品正是因表现出了其中的差异,才具有了当代性、时代感,也才揭示了当下的不在场性深意。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从来不曾割裂,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古人亦云:“近悦远来。”我认为,理解在场性和不在场性与时代感的关系对催发有声语言经典作品的诞生有很大启示。时代是个体自我观照内外部世界的背景,脱离这个背景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而跨越这个背景成为经典作品的艺术对象却不会因创作主体的消亡而消亡。关键问题是广播有声语言作品脱离时代背景能够成活多久?决定其流传的因素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广播有声语言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资格,才能够跨越时代的长河而“永生”,即内容具有时代感、表达具有经典性。表达主体必须观照“在场”,取得鲜明的时代意义,然后对超越时空感的“不在场”作预设性的意义延展,才能具有创造“永恒”的品性。深厚的语言功力是使有声语言表达先成为一个时代的精品而后流传为经典性作品的保证。

我主张的“让经验活起来”并非欲使语言艺术走向神秘诡异、光怪陆离、波诡云谲,而是使人逐渐突破自身视阈的狭隘,开始聆听自然、生命、宇宙的声音。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道的关系的前提下,发现人类可以从宇宙的启示中获得的自身发展的“法则”。以“天人和合”为美学理想并不是要与“美的有用性”决裂,而是寻找到审美的生命意识,使审美折射出人活泼泼、充满生机的生命力。

【注释】

[1]转引自金元浦著:《文学的主体间性》,http://www.culstudies.com。

[2]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商务印书馆,第54页。

[3]张颂著:《播音创作基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4]参见金元浦著:《文学的主体间性》,http://www.culstudies.com。

[5]转引自金元浦著:《文学的主体间性》,http://www.culstudies.com。

[6]张颂著:《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7]张颂著:《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8]〔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1页。

[9]转引自钱捷《“Vouloir-dire”:创意还是误读?》,《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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