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中心与聚书中心的重合与分离

一、刻书中心与聚书中心的重合与分离

唐代以前，我国的聚书中心与政治中心几乎是重合的。由于没有雕版印刷术或雕版印刷术不够盛行，书籍的复制量是有限的，在纸没有普遍使用时，还存在书籍体积过大，不便携带的问题。况且，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以后，统治者都向全国征书或征版加以刊刻。如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伊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²¹⁾。三国时，曹操在198年战败吕布后，就接受袁涣的“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²²⁾后六朝、隋唐皆是如此。各朝代还设馆藏书，设官管书。藏书之地，以汉代为例，西汉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东汉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鸿都、东观、仁寿阁等。私人藏书见于汉代史籍的不少，但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地域都主要集中于长安、洛阳。由汉及唐，藏书主要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地方和私人的聚书，总体上数量有限，还没有形成聚书中心。这一时期的聚书中心不出长安、洛阳、建康、成都几个地方，图书的复制也主要在这些地方。也即是说，这时期我国聚书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基本重合的。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的刻书中心为成都、洛阳，聚书中心为汴梁、成都、洛阳。私人藏书涉及地域更加广泛，见诸史籍者以后唐、吴越为多。这时的刻书中心和聚书中心都是不同王朝的政治中心，如成都自刘备建汉而成为政治中心，唐末黄巢起义，唐僖宗逃往成都，使之成为一时的政治中心。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孟知祥分别建立的前、后蜀，其都城都是成都。洛阳自东汉建都以后，曹魏、西晋都曾建都此地，五代中的后唐也都于此。汴梁在五代时，后梁、晋、汉、周皆都于此地。但汴梁虽聚书很多，却不是刻书中心。刻书中心与政治中心至此出现分离。五代十国时期，虽雕版印刷术已较发达，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雕版印刷技术还不能在全国普遍应用，故此，刻书中心与聚书中心的重合仍是主流，分离是次要的。

北宋以后，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统一，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已很普遍。刻书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官刻、家刻、坊刻的刻书三大系统至此确立。特别是坊刻发展更快，而成为整个刻书事业的支柱和主流。此时，我国刻书的中心地区有：汴梁、浙江、四川成都、眉山、福建麻沙、江西吉安、抚州。藏书之地，从南宋求书的地域看，主要集中于汴梁、福建、四川地区。南宋时，刻书中心有了较大的变化。汴梁刻书衰落，四川刻书由原来的以成都为中心，而转向眉山集中，著名的《眉山七史》就是在眉山刻印的。山西的平水代替了汴京，而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新的出版中心。临安（今杭州）刻书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藏书中心。这时藏书较多的地区还有福建、四川、江西和浙西地区。

明清时期，刻书中心主要集中于福建建阳、南京、苏州、杭州、北京、徽州地区，其变化态势如前所述。藏书地区除两京官藏外，浙江、江苏、福建是私人藏书集中的地区。明代万历以后，福建著名藏书家有连江的陈第，闽县的徐，长乐谢肇淛等。浙江藏书家自宋以来一直很多，据吴晗先生的《两浙藏书家史略》载，浙江历代共出现399位藏书家，其中杭州105人，海宁38人，绍兴27人，鄞县27人，吴兴24人，海盐22人，嘉兴21人。明前期著名的藏书家有浦江宋濂，中后期著名的有：嘉兴项元汴，吴兴茅坤、沈节甫及鄞县范钦天一阁，绍兴祁承澹生堂，余姚钮石溪世学楼。清代以后，浙江著名的藏书家更盛，黄宗羲的续钞堂，全祖望的双韭山坊，朱彝尊的曝书亭，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卢文弨的抱经堂，杭世骏的道古堂，汪宪的振绮堂，还有杭州黄丕烈的百宋一廛等。明代中期以后，浙江私人藏书总体上由浙西逐步向浙东发展。就杭州地区的藏书来说，大致在1740—1790年间达到高潮。在9位向《四库全书》献书超百种的私人捐献者中，5人来自杭州，其中3人捐书超过300种。⁽²³⁾明代江苏私人藏书除金陵、维扬（今扬州）外，主要集中于苏南（不包括现属上海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所谓：“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溯自元明以迄清末，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万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之线装书的，并不为奇。”⁽²⁴⁾隆庆以前江苏著名的藏书家有昆山叶盛，苏州朱存理、杨循吉、都穆、文璧，长洲吴宽，太仓王世贞，海虞杨仪等。万历以降，金陵的焦竑，江阴的李鄂翀及海虞赵琦美的脉望馆，虞山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清代昆山徐乾学的传世楼，长洲顾芩的云阳草亭的藏书之丰著称于东南。总体上说，明清时期江苏的藏书之地及其成因，正如吴晗所说，“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中心，其间或互为隆替。大抵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且为政治中心；维扬为鹾贾所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重心也。”⁽²⁵⁾

在江南藏书家中，值得一提的是，时属江苏、今属上海地区的藏书家很多。元代隐居松江的庄肃就曾聚书八万卷，元顺帝修辽、金、宋三史时，因国家藏书不足而派危素向庄肃购求⁽²⁶⁾，可见其藏书之多。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谓：“江南藏书家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明中叶华亭（今属上海松江）的何良俊、上海的陆深藏书也很著名。万历以后，藏书家更多。华亭的陈继儒，上海的王圻、施大经、宋懋澄、俞汝楫均为万历间富于藏书者，清代金山钱熙祚守山阁藏书也名闻天下。正因为明清时上海地区的私人藏书较多，而这时的藏书家大多都有刻书之举，故上海明清时出现家刻较多的状况。

总而言之，明以后的藏书私藏除山东章邱外，几乎全部都集中于长江以南，万历以后，苏南（包括现在的上海地区）、浙东一带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就浙东与苏南的藏书比较来说，浙东藏书，万历以前，逊于苏南较远。万历以后至清代，浙东、苏南齐秀，清代浙东比苏南为盛。刻书中心与藏书中心时有重合之处，然其分离之状亦是很明显的。富于藏书之地与刻书之多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对家刻影响较大，这种状况在万历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除私人藏书外，政府藏书主要受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即是说，政治中心的迁移是构成藏书中心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