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

7.2　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

在对知识分子报道的分析中,本书探讨了是什么力量造成新闻叙述改变的问题。纵观知识分子报道的变化,在198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报道的影响最大,而在此之后,社会结构的转型则成为对知识分子报道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报道叙述模式的力量中,存在着政策导向和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两种建构模式,并且在1980年代起发生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在前者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报道呈现“多变”的特点,在后者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报道则呈现“多元”的特征。

知识分子报道所反映出的新闻叙述背后的社会动因,具有普遍的意义。随着新闻叙述最主要的建构力量从较为单一的政治推动变为多声部、全方位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不同的报道领域和多种新闻叙述机制都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总括性的趋势多少显得有些粗线条。只有对其进行补充和细化,才能看出社会动因的错综复杂和纠结勾连。

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社会”(totalist society),在对稀缺资源高度垄断的基础上,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从经济活动,到文化教育,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控制无处不在。为了保证控制的成功,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针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思想改造运动等。^[1]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话语必然一家独大,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等几乎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应该说在物资紧缺和革命斗争时期,总体性的国家控制模式能有效地聚集国力,抵御风险。但是在和平环境下,长期实行总体控制,必然造成社会生活的严重危机,“文革”就是这一危机的总爆发。所以,在改革之前的新闻叙述中,政治成为唯一推动力并不奇怪。而且这种“政治”并非是政治实践之政治,而是被大大简化了的、教条式、口号式、运动式的政治。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并造成对社会空间的侵吞和蚕食。是这种异变的格局而不是“政治”本身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叙述逐渐脱离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联系,最终变为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的非理性的应声虫。

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从国家的整体控制中解放出来,尊重各种社会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例如经济改革中一大批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开始形成,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增强。但由于受“总体性”社会禁锢的时间太长,社会其他力量的培育与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整个80年代还是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同构的状态,文化精英分外活跃,但他们所表达的仍然是把自己放置在社会中心的“政治话语”而不是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艺术话语或专业话语。90年代之后,改革走向深化,80年代改革的成果也逐渐显现。社会各力量分化的趋势益加明显,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的转变已然不可逆转。经济力量的增长最为迅猛,对文化产品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产业的专业标准也渐渐成型,相对独立的文化专业话语逐渐开始扩大自己的话语空间。与此同时,政治话语依然是社会的核心,但也在社会其他话语力量的协调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如进入新世纪以后,执政党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正是对社会异质性的认可,并表现出了引导多种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愿望与信心。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展现出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出现过的异常丰富的多彩画卷。

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经过30年的实践,已经造成并还将持续造成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诸如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生活的活跃、互联网普及带来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等都是导致新闻叙述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新闻叙述变化最密切的还是社会大环境下新闻媒体自身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新闻生产环境总体上受制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虽然在政治推动和新闻界自身努力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曾于1956年率先进行了改版,这被称为是1949之后中国新闻界的第一次改革。这段时间,新闻报道的建构方式曾让人耳目一新,在贴近读者需要、淡化政治口号、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积极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可喜的尝试。然而遗憾的是,这次改革只持续了很短一个时期就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压力下夭折了。在政治气氛不正常的年代,不可否认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用他们的良知,为捍卫新闻真实,捍卫新闻事业做出了个人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必须坦率地说,新闻行业在极权时代是完全沦为被少数人掌控的政治工具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闻界缺乏专业传统,当面对政策宣传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没有坚持报道真相的动力支持。当时一些有良知的记者感到了迷茫和困惑,但又不敢也不愿去坚持自己的“异见”。如老记者金凤曾感慨:“作为党报的一名编辑和记者,如何不凭一时或多变的‘政治气候’和‘领导意图’、‘长官意志’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些重大改革问题,真正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提供中央作决策参考,我认为是所有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记者应该正视并正确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很惭愧没有解决好。”^[2]另一方面,由于所生产的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新闻行业较之其他文化行业所受到的政治压力更为巨大,新闻队伍受到的冲击也更为严重,这也导致新闻队伍被“改造”得最为彻底,其结果就是表现得也最为“驯服”。例如,反右斗争就是从对《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批判开始的,而“文革”开始后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进驻的也是《人民日报》。1967年1月3日,造反派对《文汇报》全面夺权后,各地争先效仿,新闻界出现了一个全面夺权的大灾难。之后几个月内,除《人民日报》在“文革”前就已经实际上被“夺权”之外,其他各级党委的机关报也都落入“造反派”的手中,完全成为“斗批改”、“打砸抢”的工具。与“夺权”相结合的是对新闻工作者队伍不间断的“清洗”,如《解放日报》编辑部原有职工268人,后来只留下了原人数的30%,其余都被赶去下乡或去五七干校劳动。报社绝大部分原有职工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四人帮”及其余党完全控制了《解放日报》的宣传大权。^[3]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带给新闻媒体的变化逐渐显现。首先是社会心态的变化。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对假大空的东西分外敏感,对新闻报道在“文革”中使用的语言和风格格外反感,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促使新闻媒体在自身格局尚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已经在迫切求变了。1979年3月8日至21日,“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自1957年3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全国性新闻宣传方面的会议,主要内容就是新闻工作的拨乱反正。原定8天的会,由于许多同志有话要说,结果开了15天。会议开到一半,还陆续有外地的同志往北京赶,他们说如果宾馆住不下,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住都可以,总之是要解决一些问题,以便回去工作。这说明新闻工作在以前的二十多年里留下了许多问题和困惑,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需要变化的时刻了。80年代的新闻改革随即展开。新闻理论研究开始讨论起新闻学的基本观念,等于是给新闻实践重新普及了专业知识。新闻媒体自身也先从更容易改变的文风和作风开始改起,提倡“快、短、新、真、活”,提倡有感情、有细节、有文采的“散文式”写作,提倡晚报要有亲和力,要进入寻常百姓家。

紧接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新闻媒体带来了解放性的变化。从理论上,经过几次争论后,新闻界逐渐明确了新闻具有商品性的观念,给后来大行其道的媒介经营管理扫平了障碍。从实践上,对广告和自办发行这两大块的放行,无异于给新闻媒体的发展送上了风火轮。90年代中期之后,新闻媒体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又经历了被研究者称之为“大变革”的变化。在数量迅速增多的同时,媒体结构根据市场要求进行了细分,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上也吸纳了市场运作的许多做法。媒介角色逐渐从“原来为政治服务的舆论工具,变成了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4]在这一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自主意识、专业意识也渐渐觉醒,并在与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的交融、渗透和碰撞中,逐渐明确行业的行为边界,规范着行业的行为准则。

90年代中后期,新闻行业的专业话语逐渐加入到与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的合奏与制衡中来。随着新闻研究视野的开阔,西方媒体上比较成熟的新闻专业主义被引介到国内,而国内新闻人在实践中也逐渐摸索着新闻职业的行规和品格。这种变化,无论是比之50年代,还是80年代,都是一种重要的进步。从本书分析的新闻叙述方式和风格等要素的转变来看,新闻叙述者在50年代开始完全充当政治话语传声筒的角色和80年代以代言人自居的政治精英定位,实际上不是降低了新闻界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就是把新闻界的力量看得过高了。从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闻界对自身的界定才渐趋合理。这种合理性可以说是新闻界从完全受政治摆布的“文革”教训和80年代过于急迫的变革心态中逐步向更具发展稳定性和长远性的专业状态的一种调整。

新闻叙述者在建构新闻事件时不仅重视事件本身的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而且能从公正、平衡、客观等专业操作的角度关注新闻叙述方式与真实的关系,这是可喜的变化。但必须看到,新闻叙述中的专业规范和专业理念尽管已初露端倪,但仍然相当弱小。例如政治力量与新闻专业的关系厘定得还不够清晰,不顾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仍然固守传统模式的报道惯性仍很强大,而新兴的市场力量对新闻职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过度商业化、新闻娱乐化、浅俗化等情况却已经出现。在政治话语与市场话语的强力下,新闻叙述者对于应该如何从中保持媒介话语的专业理念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新闻叙述者往往为了追求新闻报道的表现效果而不顾有限的叙述能力,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反思的明确意识。

新闻叙述从1949年以来变化至今,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多种力量相互交织的博弈点。在这个时代节点上,新闻叙述的内在结构如何才能更趋合理,更符合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决策者、新闻从业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在充分认识这个问题重要性的基础上做出审慎、科学的选择。新闻叙述结构的变化是一种客观规律,它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也不是某一种社会力量能完全加以左右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当历史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新闻叙述结构必然是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如果这些社会力量能够在互相制约的同时互相协调,那么新闻叙述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比较健康的态势,反过来又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由于新闻叙述尚处在多种力量交织下的“结构化”过程之中,如果这个过程处理不好,比如影响新闻叙述的各种力量或者互相激烈对撞,或者一方独大完全不受其他力量的约束,目前尚不成熟的新闻叙述也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畸变。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知道新闻叙述结构畸变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无法满足社会对新闻信息的正常需求,而且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上也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并进而深刻影响到现实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