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主要游走线路之追寻

三、译著主要游走线路之追寻

既是“主要线路”,当然不打算面面俱到,不仅只能抓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而且在叙述中也必然是择其要者。

就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译著——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看,有两点很是引人注目。首先是对施拉姆身份的认定。该书的译者前言中特别提到,施拉姆“被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次,是对书名的翻译。此书的英文名字是“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Communication”,这与施拉姆本人的写作意图“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是相一致的。可是中文译名的五个字中,一个“学”,一个“概论”,就轻而易举地使人感到,这是一本有关学科基础知识的介绍。且不提这与施拉姆本人的想法是否吻合,倒是充分反映出译者当时的理解:“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本书按原著全文译出,以便读者对西方传播学有完整的了解和进行分析研究,仅略去各章后面所附思考题及英文参考书目。”(见该书“译者前言”)按理说,参考书目对于完整了解,尤其是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把不该略去的去掉,这一小小的举动不经意中透露出译者对此书的认识及翻译意图:第一,以为该书的面貌基本就是所谓传播学的轮廓;第二,虽也提到分析研究,其实是为“了解”。

反映学科轮廓,同样是1985年之所以选择翻译赛弗林、坦卡特所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之目的。译者觉得“开始向读者介绍这门学科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一本入门的书,它应该能为读者概括介绍一下传播学的建立过程及其主要研究成果。这会比一本由学者权威撰写的专著更便于读者了解这门学科的轮廓。”(见该书“译者的话”)

“学”、“轮廓”——这样的开端,大致为1984-1992阶段的译著定了基调。因此,注重教材,着眼于那些知识性内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书,成为这时期的一个基本特色。

可是同中也有异。1987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至少有两个方面显示了其在译著中的地位。首先是该书第一次把“大众传播”与其他的传播类型做了区分。这绝非无意识的标新立异。恰恰相反,《大众传播模式论》译者明确地告诉读者,“传播学研究的是社会的传播现象。就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而言,这一现象已被划分为人的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大领域。”由于现代大众媒介的发展和影响,“大众传播也就成为当代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成为人们破解社会传播秘密的一个主要途径”,“本书即是以大众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见该书“译者的话”)。其次,这是第一本翻译进来的不是由美国学者所写之书。尽管还看不出这一点对后来的中国有多大的影响,但也足以说明国人的眼界已超出了美国之外。随之,德弗勒等著的《大众传播学通论》、《大众传播学诸论》相继问世,原来似乎是一统的传播学科有了内部划分的界限。

与大众传播的划分相应,此类译著在横向上也有所拓展。译者们首先注意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学的渊源。这种倾向在1989年得以凸显,在《大众传播学通论》中稍见端倪,译者对其的评价是,“本书作者是对大众传播学十分熟悉的社会学家,在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另辟蹊径,探索出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见“译者序”)。与此同时,两本正式冠名为传播社会学的译著粉墨登场。一本是日本学者竹内郁郎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另一本是英国学者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前一书译者的一番话全盘托出其心迹:社会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使大众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区别了开来,因而从多种译著中选择了“索性将大众传播学纳入社会学体系”的该教材引进国内,希望借此有助于“建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体系”⁽⁷⁾。1990年的《大众传播学诸论》和《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基本上也是循着这样的路数。中国传播学译著从传播学科的概论开始,就这样很快跳到了媒介或传播社会学。当然其立足点没有变,仍是从学科到学科,不过目标更加具体化而已。

当然,横向扩展的趋势并不止于此。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4部人际传播著作的相继出版,使得译著又朝新的领域伸展。无论是作为理论专著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还是作为普通教材的《人际传播新论》,其中译本序言都明确指出人际传播是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崭新的研究方向⁽⁸⁾;是“在传播学中与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相并列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⁹⁾。虽然在此时还把人际传播称为“崭新的研究方向”未必十分妥帖,但就其所针对的对象——中国读者,也还说得过去。刚刚才对“传播”一词有所熟悉,马上又出来个“人际传播”,当然不能说不新。虽然细心点的读者可能发现, 1987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的文本中,中译者已经为此作了预告。

1984-1992阶段的译著实际上还有另一条行走的线路,这就是对西方媒介的批判。从巴尔迪凯的《传播媒介的垄断》,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再到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尽管这类著作的宗旨,在表面上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业的传统认识和批判暗自契合,但绝不可认作是其翻版。《舆论学》的译者看到了李普曼被美国学者奉为“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舆论学》被奉为开创“传播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至于《权力的媒介》,则意在让读者知晓,西方传播学除了传统的经验学派,还有一个“重‘破’轻‘立’”的批判学派。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条线路的译著同样是一种扩展。不过与上述的侧重于研究内容不同,它们所带来的是传播研究中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另外两本译著带来了另一种视野:一是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原著名为《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二是美国学者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从研究对象上说,这两本书均属于大众媒介,似可归入大众传播。然而,众所周知,它们并非“概论”、“通论”一类,而是专门就技术对人的影响而展开:前者着意于人的感知,后者侧重于人的观念。如果说,因为麦克卢汉在传播研究中的地位,其代表作得以译出尚属意料之中,那么,后者的引进多少有点意外。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为这时期的译著增添了新的色彩。

经过差不多五年的沉寂, 1998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开始陆续登场(该年出了两本,到2000年出齐),由此拉开了内地传播学译著第二波的序幕。传播学类的中文译丛,此前从未有过,就声势而言,这阶段就已超过第一阶段。但这套书的令人寻味之处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对传播学科历史的认同上。“自本世纪初第一个演讲系在美国诞生,现代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学科便开始了不凡的学术之旅。”这个“不凡之旅”被做了以下的描画:从20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做了理论准备。20世纪初,特别是四五十年代之后新闻传播业的繁荣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大众传播学成为重要领域。其后,人际关系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研究领域的相继学科化,使传播学有了更多的、公认的学术空间(见该译丛“简介”)。现代修辞学的复兴是否必定是现代传播学科的“种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不凡的学科历史之旅,的确“不凡”地对自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开始的中国传播学者所形成的传播学科构架(这种构架在其时乃至现在的自编教材中都是一目了然)带来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破了施拉姆的“金身”。由此来看,该译丛所收录的小约翰(Little john, S. w.)的《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就极具象征意义。这不仅是说译丛中的其他诸书,比如修辞学、跨文化传播、影响研究、组织传播、电影电视文化等,基本可以看成为小约翰《传播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和深化,《传播理论》则是其缩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教材,该书与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学通论》之类完全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它所涵盖的内容也大不相同,更多呈现出跨学科和交叉的特色,因此,至少在传播译著的行进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学科知识地图的另一种建构。

2000年,内地传播学翻译出版迎来了高峰期,共有三个译丛由南北三个出版社同时推出。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就华夏版的教材把赛弗林的《传播理论》新版本重新纳入自己系列看,多少说明编译者的思绪与上阶段的“大众传播”有相当的重合,此种学科认同在编委会的“总序”中一目了然。尽管他们把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但真正实现飞跃性转化,即真正认识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学科还只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见该书总序)。但这绝不是对上阶段简单的回归。从译丛所涉及的面来看——既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介绍,又有媒介伦理学、新媒介、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内容,既有传播学一般知识,又有批判学派的名著,实际上已不局限于大众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译丛里的《组织传播》教材,与上面提到的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一起,是目前仅有的关于“组织传播”的中译本。与上一阶段“人际传播”译著的出版一样,这两本书为中国的传播学科拓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由此,通常以为的传播学科所包含的大众、人际、组织层面,就译著看已大致齐全。关于这套教材译丛还值得一提的是莫斯可(Mosco, V.)的那本《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两本研究方法的书。关于批判学派,中国的传播学者知之甚少,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权力的媒介》,一鳞半爪的东西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学科所译的书籍(比如上世纪80年代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恰好补上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派一块。至于研究方法书籍的翻译,显然也是从此时开始。这的确反映出编译者“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的努力(见该译丛总序)。

2000年出版的另两套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就译丛名字即可明白,其特色主要集中于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仅此,与其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播与文化译丛”有某些交叉。但它们之间颇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的那套重在传播,立足于传播学科,之所以牵扯到文化,是因为传播和演讲、修辞、电影以及跨文化有关,惟有如此立意,才能系统“介绍近一个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见“传播与文化译丛”简介)南大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的两套,重点是文化,由于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需要传达,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是其核心,于是离不开媒介,遂形成了“媒介文化”,(见“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因此站在文化角度看媒介和传播,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如此,这两套译丛的选目上,偏重于由英国而起的“文化研究”路子。不说别的,就从其比较多地关注英国学者的书,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虽不在这两套译丛之中,但在路子上基本一致的还有卡茨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就具体的学科“地图”上说,这些书和“传播与文化译丛”中的某些书(比如《重组话语频道》、《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等)一道,重彩浓墨地填补上“文化研究”一块。同时,又上接《权力的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传播与文化译丛”,共同构成了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一翼。

此外,自2000年开始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便是新媒介及与此相关的媒介思想方面的译著成为出版界的“新宠”, 2000-2002年3年间就出版了8部之多,尤其是“清华传播译丛”(2001-2002,共6部),除了“传播法”,其余5部都与新媒介有关⁽¹⁰⁾;与此同时,“媒介思想”方面的著作也变得炙手可热,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再度出山(商务印书馆, 2000);同年,麦氏之子等人编选的《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付梓印刷,这两部作品加上2001年出版的《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保罗·莱文森著),使麦氏成为内地20年来第一位传播思想体系得到较为全面引进的西方学者,其风头之健甚至有超过当年施拉姆之势。这当然与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脑、互联网的兴起有关,由此也可看出大陆学者追踪热点,急于补课的取向。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与学科知识的“连续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这既是在第一阶段尚显另类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之类的扩展,也是对在第一阶段就成为重点的“传播社会学”一脉的深化。

还有一本需要专门一提的书,即埃弗雷特·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该书系统勾画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在视角上虽略显陈旧,但对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形成与演变线索,刻画得十分清楚。这本书在此时出现,似乎恰好是为自1984年翻译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开始就努力寻找、构建的学科轮廓做了一个注脚和基本小结,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发现、反思中国大陆译著所曾经历过,尤其是早期所走的路线。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学科“版图”的空间已远远撑破了其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