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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学派的功绩和存在的问题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的主要功绩是在语言理论的形式化方面。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是有密切关系的,叶尔姆斯列夫就自认为是索绪尔思想的唯一的真正的继承者。哥本哈根学派在对语言进行形式化描写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语言的可计算和可度量的方面。

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的主要功绩是在语言理论的形式化方面。语言理论的形式化倾向开始于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说过,正是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决定以结构分析方法研究语言。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是有密切关系的,叶尔姆斯列夫就自认为是索绪尔思想的唯一的真正的继承者。他在《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一文中曾说:“……至于谈到我自己,我将集中精力对语言(langue——狭义的语言)进行研究,即研究不问其具体体现的纯粹的语言形式、语言模式。索绪尔以下列的一段话解释了自己讲稿中的主要思想:‘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他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讲稿。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的继承人巴利(Ch.Bally)教授,在逝世前几个月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在遵循着索绪尔的思想,即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束语中写的那句话。’真的,非常奇怪,为什么从前没有人这样做。”叶尔姆斯列夫把整个语言学问题归结为结构问题,亦即语言的形式问题,正是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价值理论及其关于语言/言语、形式/实体等对立的观点中引申出来的。不过,他在好些方面发展了索绪尔的思想,使索绪尔的理论具体化了。例如,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方面,而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两个平面理论,把语言世界分为两个平面四个方面,这就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又如,叶尔姆斯列夫确定语言符号系统中存在三种关系,即三种功能(决定关系、依存关系、并列关系),也丰富了索绪尔的价值理论。这些,对我们深入认识语言的特性,分析语言的结构是很有帮助的。

哥本哈根学派在对语言进行形式化描写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语言的可计算和可度量的方面。例如,叶尔姆斯列夫十分强调研究语言成分的关系(即成分的分布情况),这正是语言现象中可用数学方法描写的主要方面,这也正是叶尔姆斯列夫把语符学称作“语言代数学”的原因。语符学派在追求形式化过程中,把语言学和数理逻辑紧密结合起来,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纯理语言(métalangage)。从现代语言学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注重语言形式的研究,试图用数理逻辑说明语言,一直是欧美语言学的主要倾向之一。在这方面,语符学理论是主要代表之一。

哥本哈根学派强调,他们的语言理论主要着眼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学的对象问题,确定以语言单位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即研究语言形式,而不是像传统语言学那样,以语言的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的方面,或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面为研究对象。二是语言研究的精确化问题。叶尔姆斯列夫说:“有了结构主义方法之后,语言学才彻底脱离了主观主义及不精确状况,才脱离了直觉的、纯粹是个人的论断(语言学直到最近都是处在这些束缚之中),而最终有可能变为真正的科学……当语言学成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时,它才是客观的科学。”[18]哥本哈根学派企图使语言学成为独立的、精确的科学的愿望是很好的,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对后来欧美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在美国,白哈里斯到乔姆斯基在纯理语言学方面的发展,显然是受到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的影响的。美国语言学家郝根就曾经指出,美国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在纯理语言研究方面的原则立场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术语而已。[19]

捷克语言学家斯卡里契卡在对比哥本哈根学派与布拉格学派的异同时曾指出:“……这样一来,整个语言学问题在这里归结为结构问题,或者用叶尔姆斯列夫的术语来说,归结为形式。这一点恰恰是叶尔姆斯列夫的全部理论的优点与弱点之所在。应用他的理论可以从某一方面解决某些个别问题,但是大部分问题不是他这理论所能概括得了和研究透彻的。”[20]事情确实是这样。在语言理论的形式化方面,哥本哈根学派确有功绩,但它所存在的问题也恰恰是在形式化方面。

语符学派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1)对实体的绝对排斥,使语言研究失去了立足点。哥本哈根学派虽然承认索绪尔思想的独特价值,但是他们认为索绪尔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不是始终一贯的。这主要是针对索绪尔承认语言的物理性、社会性,经常谈论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一点而说的。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排除索绪尔理论中所有跟物质、现实有联系的部分,把索绪尔理论推向极端,对索绪尔的许多观点作了片面的解释。他们强调形式的绝对独立性,要求“承认整体不是由物体而是由关系组成,承认不是实体而是实体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才具有科学的存在价值”(第9章)。其实,在语言研究中,即使是在形式化的研究中,要想完全摆脱实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语言首先是物质性的东西,脱离了实体,也就没有了立足点,如何研究单位之间的关系(功能)呢?对这种观点,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也早已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荷兰语言学家西特斯玛(B.Sierstsema)在奥斯陆第八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对语言的音素结构进行全面的分布描写(即建立在关系上的描写)需要两个实体——语音和意义,以便:(1)确定语言单位的同一性,(2)论证语言的分布。只有这样的分布描写才能成为真正语言学的描写。”[21]就连哥本哈根学派成员费舍—约根森也承认,在确定音位的同一性时,哥本哈根学派实际上也不得不求助于实体,即求助于语音相近的原则。[22]叶尔姆斯列夫在奥斯陆会议上针对西特斯玛的报告辩解说:“在详尽的描写中也应该考虑实体,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但是,考虑实体不等于把形式跟实体混为一谈,实体有着自己的关系,这些关系应该纳入描写中。”[23]强调独立研究形式的重要意义以及描写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当然是很对的。但问题是在于,叶尔姆斯列夫实际上是以完全摆脱实体作为其形式研究的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对实体的考虑。

(2)过分强调抽象、概括,使语符学理论很少有实际使用价值。语符学家热衷于探讨一般抽象理论,很少研究具体语言现象。真正运用这一理论作实际研究的,只能举出一两部著作,如陶格贝(K.Togeby)的《法语的内部结构》,也并不成功。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使语符学理论尽管看起来十分严密,犹如数学理论一般,但没有多少实际使用价值。这一点曾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如特鲁别茨柯伊早在1937年写给斯米特(Alfred Schmitt)的一封信里就指出:“……我们不可能只靠事实就构成一门科学,应接受那些符合逻辑推论的观念。不应由于惧怕陷入诡辩而放弃抽象思想……只要不忘记整个构造的目的,不失去与具体物质的联系,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只有把构造概念当作目的本身,例如像丹麦语符学派那样,才会有真正的危险。至于音位学家,我们始终与方言学和诗歌语言的研究保持着联系,决不会有这样的危险。为了弄清楚这一区别,你只要把我们的论著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论著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了。”[24]就连那些赞同语符学理论的学者,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实用价值不大。如加尔文(P.Garvin)说:“当你理解了《语言理论导论》的论点时,你会感到一种享受。但是,另一方面,这本著作对于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25]这是因为,根据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经验原则,语符学理论应符合三项要求:即:(1)不自相矛盾,(2)描写全面,(3)简洁。这三项要求来自数学理论,因此《导论》中构筑的理论系统,具有跟数学一样的严密性,它确实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然而,这对语言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正如郝根所指出的,纯理语言学家(包括语符学家在内)所起的作用,有点像数学家在物理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是,“语言学家必须不仅是一个研究语言形式关系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在语音方面是一个物理学家,在语义方面是一个社会学家”。[26]

语符学理论之所以缺乏实用价值,还跟该派学者过于夸大他们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有关。叶尔姆斯列夫曾说:“正是由于理论只建筑在语言形式的基础上,不考虑‘实体’(材料),所以我们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任何结构,只要这种结构的形式跟‘自然语言’的形式类似就行。”[27]乌尔达勒也说:“语符代数学是包罗万象的”,即适用于一切结构的。由此可见,语符学不仅是适用于描写任何语言的一般语言理论,也是适用于一切符号系统的符号理论,又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的一般的统一的科学理论。正因为过分追求语符学的概括意义,反而使它失去了意义,变成了一种主观的空谈。

在谈到语符学理论的哲学背景时,叶尔姆斯列夫曾指出:“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同另一门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门学科的形成完全不依赖于语言学,而且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还没有引起语言学家的特别注意。这就是逻辑斯堤语言学说。这是从数学推理中产生出来的一门学科,其创始人为怀特海德(Whitehead)、罗索(B.Russei)和维也纳逻辑斯堤学派,特别是卡尔纳普(Carnap)。……卡尔纳普教授在自己的一部早期的著作中对结构概念的解释同我在这儿所做的一样,即把结构看作是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按他的意见,科学的陈述应该永远是相互关系的陈述,而不需要知道,不需要描写构成这种关系的要素本身。卡尔纳普的这一观点完全为近几年来语言学界所获得的成就所证实。”[28]由此可见,语符学理论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是完全回避实践的准则,它的方法是立足于以假定的定义作为其形式结构的基础。这种假定的定义是在研究者开始分析之前就先验地确定的,因而显然是主观主义的。叶尔姆斯列夫把逻辑实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搬到语言学中来,必然使他的理论带上了强烈的主观、先验的特征。

几十年来,对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理论,尤其对该派主要理论家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毁誉不一。马尔姆伯格在《叶尔姆斯列夫传略》中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的语言学若是没有叶尔姆斯列夫,将逊色不少。他的理论标志着结构语言思想的顶峰……他的名字,将作为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跟索绪尔,特鲁别茨柯伊,雅可布逊的名字一起,被人列举。”[29]但也有人认为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的语符学理论毫无价值可言。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费舍—约根森曾经说过,对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人们可以热情地接受,可以证明它是完全错误的,也可以抱着一种既欣赏又怀疑的态度对它展开种种争论,但却不能不了解它。[30]他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事情正是这样,语符学派毕竟是欧美语言学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少影响,现在也还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它。

【注释】

[1]本节凡引自《结构语言学》的话,均见Acta Linguistica,Vol.1,PP.2—10.1939。

[2]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7页。

[3]转引自B A 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于群译,《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72—73页。

[4]转引自《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72页。

[5]转引自《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72页。

[6]参阅B A 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于群译,《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72—73页。

[7]叶尔姆斯列夫的重要论文分别汇集于Essais linguistiques和Essais linguistiquesⅡ,见《哥本哈根语言学会会刊》(TCLC)第12卷和第14卷。Essais linguistiques,法国半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1971年有单行本。

[8]即A.Martinet的“Au sujet des fondements de la theorie linguistique de Louis Hjelmslev”,见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 Linguistique de Paris,第42(124)期,1942—1945年,第19—42页。

[9]参见B.Malmberg,“Lous Hjelmslev”,in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Romane,Moution,1973,P.87。

[10]本章凡引《导论》,一般只注章次。我所依据的本子是法译本Prolégomènesàune théorie du langage(Éditions de Minuit,1968—1971)。本段中译文转引自B.A.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一文(于群译),《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67页。

[11]见《语言学资料》,总11/12期。

[12]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9页。

[13]见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和言语》,《语言学资料》总4期。

[14]“功能体”,指fonctif,或可译为“功能项”。

[15]叶尔姆斯列夫《语言与言语》,见《语言学资料》总4期。

[16]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0页。

[17]参阅Ю Д 阿普列祥《什么是结构语言学》,应寿礽译,《语言学资料》总11/12期,第12页。

[18]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见《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66页。

[19]参阅郝根《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评价》,见《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

[20]B 斯卡里契卡《哥本哈根的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王士燮译,见《语言学资料》,总11/12期,第23页。

[21]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3期,第70页。

[22]转引自林浩庄等《叶姆斯列夫及其理论观点简介》,参见《语言学资料》,1965年第6期,第27页。

[23]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见《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3期,第71页。

[24]Trubetzkoy致A.Schmitt的信,见La linguisttique,1967/1,P.136。

[25]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见《语言学资料》,1964/3,第71页。

[26]郝根《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评价》,左英译,《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第6页。

[27]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对语符学的批判》,见《语言学资料》,1964/3,第71页。

[28]见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语言学资料》总11/12期。

[29]B.Malmberg,“L.Hjelmslev”,in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Romans,Mouton,1973,P.86.

[30]转引自B.Malmberg,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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