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後期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真正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還是興起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此後50多年，又可以分為前30年（1949年至1978年）及後20多年（1978年至1999年）兩個階段，我們先談前一階段。

建國後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上〕（1949—1978）

在建國後前30年中，以1958年王力《漢語史稿》及1959年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1]、1965年劉世儒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2]的出版為標誌，確立了從詞彙史意義上的漢語詞彙研究。《漢語史稿》（下）“漢語基本詞彙的形成與發展”、“古今詞義的異同”、“詞是怎樣變了意義的”、“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等章為漢語詞彙史的研究設計了基本的模式，其開創之功不可没。雖然它是漢語詞彙的通史研究，但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古詞彙。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雖然是以研究唐五代時期敦煌變文的詞彙為主，但正如蔣先生所言：“變文是唐五代間的民間文學，其中保存有不少當時口語的材料。有些材料，可以和同時代的敦煌其他文字如曲子詞以及詩、詞、筆記等相印證，有些可以和漢魏六朝及宋元的材料相聯繫。……研治語言，材料不能局限於狹窄的範圍以内。《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我歸納整理變文材料，以期窺探唐五代口語詞義的一個嘗試。……除了變文本身以外，也參考了一些其他有關的敦煌文獻，及唐五代人的詩和筆記小説之類；此外也引用了一些漢魏六朝和宋元以後的材料，附列於本條之後，想把這些材料作極初步的、極不完整的縱的横的串連：名為‘通釋’，也是這一個意思。”^[3]從該書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上自東漢以降的漢譯佛典到六朝筆記小説及魏晉南北朝史籍，下及元明清語言材料，無不取證，因此，蔣先生的語詞研究是“以翔實可靠的資料作基礎，由解疑入手，以點及面旁通其他文獻；然後上溯源頭以討語源，下及方言以證古語，勾勒出詞語之産生發展、詞義消長、詞形變幻和用字異同，在共時和歷時的框架中把詞語研究納入漢語詞彙史的軌道。”^[4]

劉世儒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是建國後首部中古漢語量詞研究專著，此書出版前，有關章節曾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如：《漢語動量詞的起源》^[5]、《論魏晉南北朝的量詞》^[6]、《魏晉南北朝個體量詞》^[7]、《魏晉南北朝稱量詞研究》^[8]、《魏晉南北朝動量詞研究》^[9]等。量詞是漢語的特點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多數量詞應當屬於常用詞範疇。在該書中，有一定的篇幅論及上古量詞到中古的更替，比如在“舊式量詞的揚棄”中言及上古漢語稱皮及獸的量詞均為“皮”，而到南北朝，稱皮為“枚”，稱獸為“頭”；上古漢語中稱弓、弩、矢、甲為“完”，而到南北朝，則稱“具”；上古漢語稱絲、綿、布、帛為“純”，而到南北朝，則稱“疋”、“段”等，“不難看出，南北朝時代的量詞，作為一個體系來説，它是從質上揚棄了它以前的量詞的。這種統一而明確的規範的形成，可以説就是對於上古漢語在量詞方面的一個總清算、總規範；在漢語量詞的發展史上這實在不能不説是一種飛躍的發展，劃時代的進步”^[10]。

在論及“動量詞”時，劉先生指出：“在南北朝用來泛表一般動作次數的動量詞共有兩個：一個是‘過’，最通行；一個就是‘次’，剛産生，還不常見。但從歷史發展的前途上看，這卻是個生命力最强的動量詞；後來‘過’字的用法就完全被它取而代之了。”^[11]可以説，該書為進行斷代專門詞彙研究、為常用詞的更替研究起到了“導乎先路”的作用。

要科學地進行中古漢語詞彙研究，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在中古漢語語料的鑒别問題。因為研究材料是否可靠直接影響到得出的結論是否站得住腳。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云：“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資料的選擇。資料選擇得怎樣，對研究的結果起着決定的作用。”“筆者認為，一般地説，可以把文獻分為兩種，現在姑且把它們稱為：（1）同時資料，（2）後時資料。所謂‘同時資料’，指的是某種資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時期産生的。甲骨、金石、木簡等，還有作者的手稿是這一類……。所謂‘後時資料’，基本上是指資料外形的産生比内容的産生晚的那些東西，即經過轉寫轉刊的資料……。中國的資料幾乎大部分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别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根據常識來説，應該是以同時資料為基本資料，以後時資料為旁證。”^[12]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二章專辟“語言資料的鑒别”一節，指出：“語言資料的鑒别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上面所談的，主要是説明語言資料的鑒别和運用對語言研究至關重要，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13]

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前言》：“材料的選擇固然重要，材料的鑒别同樣重要。在利用史書進行詞彙研究時，必須注意鑒别所用語料的年代。這是因為史書材料在斷代問題上相當複雜，不可等閒視之。”“我們認為，從語言研究的角度出發，史書中的材料應該分為兩大類，即原始資料和其他資料。它們作為語料的年代是有區别的。”“一、原始資料：包括正文中引録的當朝文獻如詔令、奏疏、書劄、文章等。二、其他資料：原始資料以外的記言、記事部分都屬於其他資料。”^[14]

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從漢語史的角度鑒定作品的年代，較早的有楊伯峻《從漢語史的角度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15]一文，楊先生指出：“從漢語史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時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動不能不以當日的語言為基礎，誰也不能擺脱他所處時代的語言的影響。儘管古書的偽造者在竭盡全力地向古人學舌，務使他的偽造品足以亂真，但在搖筆成文的時候，無論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當日的語言的向筆底侵襲。這種侵襲不但是不自覺的，甚至有時候是不可能自覺的。因為極端謹慎地運用語言，避免在語言上露出作偽的痕跡，這一種觀念未必是所有古書的偽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縱使這一種觀念是他們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書的偽造者未必是，也難以是漢語史專家，精通每一詞、每一詞義、每一語法形式的歷史沿革，能够選擇恰合於所作偽的時代的語言，避免産生在那所偽的時代以後的語言。這種能力和高度的自覺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縱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它所處時代的語言的向筆底侵襲。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關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他的破綻來。我們根據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鑒定它的寫作年代。所以我説，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古籍是科學方法之一。可惜的是，這一種方法並未被以前的學者所高度重視，廣泛地、充分地運用。”接着楊先生就選取《列子》中“數十年來”、“舞（‘舞弄’；‘戲弄’、‘欺侮’義）”、“都（副詞‘全’義）”、“所以（表果連詞）”、“不如（‘不像’義）”等詞語及表達方式，證明不合先秦、兩漢用法，判定《列子》乃魏晉人的偽作。

當然，偽書並非没有語料價值，只要我們確實能判定它的寫作年代，就可作為寫作時代的語料運用。因此《列子》雖然不能作為上古漢語語料，但仍可作為中古漢語語料運用。

1958年徐復撰寫的《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更是以中古詞彙鑒别作品年代的成功典範。徐先生指出：“我們知道語言中的詞彙，它是最現實的，也是變化最敏感的東西，只要時代一有了變化，它就跟着産生了新的詞語。所以要推測一篇作品的寫定年代，只有從詞彙中去尋求，才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有人單看幾個韻部和語法的變化，那是要慢得多的，有時整整幾百年的時間，它們還是很少變化，但不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它們就永遠不變化。甚至一個地名，一種制度，都可以用來作為推測年代的方法。所有這些，都不過是輔助的方法而已，當有了語言上某種强有力的證據時，它們倒是可以做個次要證據的。”^[16]

徐先生不僅指出了詞彙是語言諸要素中變化最為迅疾的要素，是反映社會現實最敏感的要素，説明了詞彙在鑒定作品年代上的重要性。同時還特别指出了從詞彙鑒别作品年代的必備條件，體現了科學與嚴謹的學風。他説：“現在假定從語言上來推測一篇作品的寫定年代，要具備下面兩個條件：（1）在這篇作品中要有一些特殊的詞，即是和時代有關係的詞，它們在同時代别人的書中，有的見過幾次，有的剛好見過一次，這種關係，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再在這個時代中，有好些人都用過這樣的詞語，而且用得相當廣泛，這種詞，它已蓋上了時代的烙印，更應該引起注意；（2）在這篇作品中要有較多的語言事實，一個一個都可以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它們的年代，早一些時，可能它們還没有出現，遲一些時，它們又已經消失了，此種關係，要審慎地處理。”^[17]

《孔雀東南飛》向來被認為是漢末作品，徐先生就是選取了《孔雀東南飛》中“蘭家女”、“勝貴”、“爾爾”、“登時”、“不堪”、“逼迫”、“啟（‘稟告’義）”、“作計”、“處分（‘處置’義）”、“承籍（即‘承藉’）”、“恨恨（即‘悢悢’）”、“住（‘止居’義）”等晉代前後方産生的新詞、新義，以這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詞彙現象來證明這篇不朽的詩篇是寫定在東晉時代的。

由於建國初期，語言學界最主要的任務是現代漢語知識的普及推廣，加强現代漢語規範化。同時，為執行當時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及制訂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詞彙研究中，當時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現代漢語詞彙方面。現代漢語詞彙學在前蘇聯的語言學的影響下得以建立，研究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也突破了舊有的模式，湧現了一批漢語詞彙學的論著，如：孫常敘的《漢語詞彙》^[18]，周祖謨的《漢語詞彙講話》^[19]，王勤、武占坤的《現代漢語詞彙》^[20]，陸志韋的《漢語的構詞法》^[21]，崔復爰的《現代漢語詞義講話》^[22]，高名凱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23]，等等。不過除了孫常敘的《漢語詞彙》是古今詞彙兼及而外，其他都是研究現代漢語詞彙的。我們只要打開當時的報刊，語言學領域幾乎都是現代漢語的研究文章。

當然，有關中古詞彙研究的文章也偶爾可見，如：徐振堮《〈世説新語〉裏的晉宋口語釋義》^[24]，任銘善《〈木蘭辭〉的詞、語》^[25]，周大璞《“阿堵”這個詞》^[26]，張永言《“信”的“書信”義不始於唐代》、《詞義演變二例》、《再談“聞”的詞義問題》^[27]，傅東華《關於“聞”的詞義》^[28]，殷孟倫《“聞”的詞義問題》^[29]，劉世儒《略論魏晉南北朝系動詞“是”字的用法》^[30]，洪誠《略論量詞“個”的語源及其在唐以前的發展情況》^[31]，何融《談六朝時期的幾個代詞》^[32]。

可惜的是，隨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也和其他科學研究一樣，被迫中斷。在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十多年中，雖然仍有少數學者克服種種困難在繼續探索（如蔣禮鴻、郭在貽^[33]等），但即使作了研究，也無發表的園地。

這一時期，倒是臺灣地區還能偶爾見到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著作。如曲守約分别於1968年、1972年出版了《中古辭語考釋》^[34]、《中古辭語考釋續編》^[35]。特别是《中古辭語考釋續編》，是較早的考釋漢譯佛典詞語的專著。該書對自東漢以迄唐初佛典中的660多個詞語進行了考釋，根據曲先生的説法，乃“全係取自大藏經所行用之辭語，而加以彙集、排比、研繹，以求得每辭語之明恰完全解釋；並盡可能將其初始起源，當時流況，以及後來之演變影響，試為掘出”。

【注释】

[1]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四次增訂本。後收入《蔣禮鴻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中華書局1965年版。

[3]蔣禮鴻著《蔣禮鴻集》第一卷《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

[4]蔣禮鴻著《蔣禮鴻集》第一卷《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頁。

[5]《中國語文》1959年第6期。

[6]同上。

[7]《中國語文》1961年第10、11期合刊。

[8]《中國語文》1962年第3期。

[9]《中國語文》1962年第4期。

[10]劉世儒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9—70頁。

[11]同上，第263頁。

[12]［日］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2頁。

[13]蔣紹愚著《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4]方一新著《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黄山書社1997年版，第7—14頁。

[15]《新建設》1956年第7期。

[16]徐復撰《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學術月刊》1958年第2期。引自《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318頁。

[17]同上。

[18]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9]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20]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1]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22]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3]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24]《華東師大學學報》1957年第3期。

[25]《語文教學》（華東）1956年第6期。

[26]《江漢學報》1962年第2期。

[27]以上三篇分别刊於《中國語文》1962年第5期、1960年第1期、1962年第5期。

[28]《中國語文》1962年第10期。

[29]《中國語文》1962年第11期。

[30]《中國語文》1957年第12期。

[31]《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2期。

[32]《中山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

[33]郭在貽先生曾云：“筆者學習和研究訓詁，是從1961年走上工作崗位以後開始的。在林彪、‘四人幫’横行的十年浩劫期間，這一學習和研究並没有因了時代的動亂和書籍的匱乏而止。收集在本書中的三十多篇論文，便是這些年來筆者研究訓詁學的一個小結。”見《訓詁學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

[34]曲守約著《中古辭語考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

[35]曲守約著《中古辭語考釋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