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撷大海一朵浪花

采撷大海一朵浪花——我的新闻生涯随想

王树良

我们的时代，就像大海，潮起潮涌，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奔腾向前！很荣幸，在这样的时代，我当了一名记者，去采撷时代的浪花，献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祖国，献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的人民。

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我生于上海的一个小桥流水之乡。镇小如磐，现存古桥21座，是上海保留古桥最多的镇，建于公元1267年即南宋咸淳三年的普济桥，为上海地区最古老的石拱桥。“金色童年，芙蓉泽国，老少清平度”，我早年的一首诗曾经这样写道。老者，我外婆也。我从小读书较努力，从小学到中学，多年评为三好学生。15岁那年，离开家乡赴异地求学，直到去农村插队。

在广阔天地的几年中，人生角色常转换。除了在大田干过各种农活外，当过小学教师、淡水养殖场保卫干部、公社写作组成员、“土记者”等等。那时，我曾梦想考音乐学院，当歌唱家，田头陌上，常引吭高歌。然而真正萌发读新闻专业的念头，最终当上记者的，还缘自我在公社时采写的一篇通讯《南庄的新生》。此文记述的，是一个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自然村，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报道一经县广播站在全县播出，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我当时想：新闻报道还有这样的魔力啊！

一、脉搏随时代一起跳动

20世纪70年代，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苦难的祖国，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热情像火山般迸发出来。刚刚踏入新闻单位大门的我，身背草绿色的书包，带着异常的兴奋与冲动，穿梭于上海的各条战线。

为了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及时反映广大科技工作者崭新的精神风貌，按报社领导的要求，我写下了一系列专访和通讯。我来到了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来到电光源实验室，采访了刚刚晋升为教授的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他当时采用最新技术研制开发的一种荧光灯，不用电极和灯丝，寿命长、光效高、节电效果好，如果在上海市居民中推广每年可节约电力一亿度。蔡教授还携带这一成果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于是，我写了一篇专访《无极新灯放光华》，刊登在本报头版“在新长征路上”专栏里。

我登上了上海佘山天文台。夜晚的山顶，万籁无声，我边仰望星空，边和天文专家们促膝长谈。他们告诉我，我国开展的人造卫星激光测距研究目前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一台新型的激光测距仪口径更大、射程更远，光束可以打到离地球38万公里远的月球上，而精度可以从1—2米提高到10厘米左右。这一成果对我国的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大地测量学、地震预报及国防等都有重大意义。于是，我在报纸头版发了专访《巡天遥看一千河》。

我登上了我国第一艘出口万吨货轮“绍兴号”，出海试航。站在船头，迎着海风，凭栏远眺，我心潮澎湃：积贫积弱的祖国呀，只有在今天您的造船工业才真的翻了身！海上回来，我马上赶写了题为《花鸟山畔经风浪——我国第一艘出口万吨轮试航记》。

接着，一发而不可收，我又写了《科马内奇与音频电疗》、《战斗在万里长江源头》、《太阳能利用要跑步前进》、《科普园里迎春花》、《老教授访美归来话美国》、《发展工业必需保护环境》、《万里归来同此心》、《友谊的航程》、《扬起生命的风帆》、《边疆的召唤》等一系列通讯、特写、专访，短短两三年中达到上百篇。

1988年，上海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的前夜。“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振兴大上海的宏伟蓝图正在展开。抓住契机，我借着和市规划局规划设计院工程师们的良好关系，连续抢发了浦江两岸越江交通、上海的新外滩建造、上海的南北高架等12篇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较大反响。当时的电台、电视台晚间新闻、《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纷纷对新闻作了转播转载。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党和组织的培养、支持下，我的工作激情一直未减，新闻采访、写作的水平也有了长足的提高。我的新闻作品《焦化厂二号焦炉维系上海17万户居民煤气》（消息）、《只待新雷第一声》（通讯）、《长宁效应产生长宁效益》（消息）、《李振道博士最近指出：当代物理学有四大问题待攻克》（消息）、《假冒伪劣商品为何屡禁不绝（1—6篇）》（调查报告）、《煤炭该洗一洗了》（通讯）等先后获上海市好新闻奖、上海市科技好新闻奖、全国科技报优秀作品二等奖、上海市质量新闻金奖等10多个奖项。1998年，获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称号。

实践告诉我，记者的脉搏应随时代一起跳动，要有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有了这种使命感，你才会有采访的激情，写作的悟性，进取的冲动。

二、在雅加达的不眠之夜

2005年3月，我应邀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这里的华文媒体《国际日报》指导工作。主要任务有二：一是为该报的采编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给他们上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业务课；二是为迎接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尼、建立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做好新闻报道工作。

《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虽然没有中国血统，但自幼由一对好心的华人夫妻抚育长大，对我国人民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曾为我国的抗震救灾、捐资助学和各种慈善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精心经营的《国际日报》长期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及内地省级报纸合作，为宣传和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起到了许多海外华文媒体无法企及的作用。

熊董事长对我的工作肯定有加，报社员工对我也十分尊重。但我时时提醒自己，这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工作，又是面对第三、第四代华人后裔，你必须冷静、理性地处理好相互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长期以来对华人华侨采取的是排挤政策，华人华侨无法得到应有的华文教育，使当地华人的华文水平普通比较低下。在这些华人面前，你在业务方面可能是老师，但他们在你面前是报业的主体，是所在国的主人，在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4月2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关系史上的大事。当天下午，雅加达市中心豪华的莫利亚大酒店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印尼政府在这里为胡锦涛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千人国宴。苏希洛总统致词以后，胡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作为在现场的新闻记者和目击者，和所有华人华侨一样，为胡主席声情并茂的讲话深受感动，热烈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回到报社已是晚间8点。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抓住胡主席首次访问印尼、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难得机遇，出版报纸“号外”。创意一经提出，马上得到了董事长的首肯。然而面临的困难也是很严峻的，一是时间十分紧迫，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号外”必须在天亮前和日报同步印刷出版；二是人手少，从收集资料、编撰稿件到排版等全部人马只有3人。

最为棘手的是没有头条。因为白天中印两国领导人签署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和晚间胡主席讲话的官方文稿，我们都不可能及时拿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缺了这样的头条，“号外”就失去了灵魂，就失去了存在的分量和价值！

有同仁提出，我们有胡主席讲话的详细记录，把它整理成文发头条不是很好吗？我一听，坚决反对。胡主席的讲话代表了中国政府，事关两国关系大局，由我们自己编发消息，将犯原则性的大错误。外交无小事，这样的新闻我们绝对不能抢。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流过。“号外”所有的图片、文字、版面都已具备，就差头条“东风”。我们心急如焚，但我们只能焦急等待，等待国内中央新闻机构有什么可充当头条的消息。终于，我们在凌晨时分等来了中新社的一条重要消息，马上编辑，配上图片，火速将版面传至印刷厂。我一看表，已是凌晨4点，好险！

当油墨飘香的彩版“号外”，第一时间出现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办公桌上时，使馆同志啧啧称赞“号外”出得及时，出得好。当“号外”送上雅加达街头，华人华侨们更是兴高采烈，争相传阅。

记者，人称“无冕之王”，上至高官达人，下至平民百姓，似乎都可以采访，都可以报道。其实，这是旁人对记者的误读。好的记者，必须是一位自律性很强的人，会用理性思考的人。这种自律和理性，源于个人综合素质的修养，来自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牢记和理解。

三、用笔墨谱写时代精英

这些年来，我采访、报道过大量的人和事。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教益最多的，还是那些可以称得上精英的人物。他们的高尚品格、杰出成就和超人奉献，不断地创造着历史，引导着未来。关注并报道他们，就是抓住了社会主流中的新闻，新闻中的主流，可以给全社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教育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开展了科技精英的评选活动。为了向社会宣传这些英模人物，我接到了采访科技精英奖获得者、中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申屠新林的任务。那时，我夫人正好在国外留学，自己身边还带着在读小学的女儿，工作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为了写好这个人物，我一次次从市中心赶往他远在田林地区的厂里、家里，时间不够，休息天也一起用上。科学家往往比较严谨，惯于行动，不尚言谈，要挖掘他们身上的生动故事比较难。申屠新林也如此，整个采访，他没有说一句豪言壮语。但他夫人唐维华的一席话，倒道出了他可贵的敬业精神。她对丈夫说：“你是‘神’，我是人。但我一直要陪着你做‘神’。你的心中只有工作。只有到我们都退休了，再来过人的日子吧。”这话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令人鼻子发酸。后来，我用上万字的篇幅写成了报告文学《太空射箭手》。

《声音天使》，这是我写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代表着我国耳显微外科、颅底显微外科和头颈再造外科达到国际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80年代，他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赴瑞士苏黎世大学附属医院，师从费熙教授，进修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系列令中国乃至国际医学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并为大量的国内外高难病患者解除了痛苦。我又接着写出的多篇报告文学，如写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计算机化学的拓荒者、学科带头人郑崇直研究员的《执著的拓荒者》，写上海染料化工九厂高级工程师张正富的《生命“三基色”》，写大中华橡胶厂厂长周立才的《因为他爱》等，都分别收入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上海骄子》、《改革之星》、《大中华风采》等书籍。

90年代末以来，我调至《上海侨报》工作，采访、接触的海内外华人知名人物的机会也较多。2000年9月9日这一天，上海市侨联主席杨玉环，在华侨大厦会见美国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我参与了会见活动并作采访。

当杨主席赠与陈女士纪念品水晶球时，她说：“水晶球意味着有求必应。球也表示着财的意思。”陈女士虽年事已高，但反应敏捷地说：“是的，既聚财富，也聚人才，聚智慧。”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社会多献爱心将是我一生为人的基本准则。”当我提出请她为《上海侨报》题词时，她欣然允诺，当场写下了“祝福上海侨报越办越精深，为侨胞服务，也为祖国宣扬，用智慧创造更好明天。”写毕，她笑着对我说：“你年轻，我的图章请你帮我盖上去吧。”

王明伟是一位上海出去的留美生物医学博士。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曾获英国免疫学会授予的首届罗伯·怀特纪念奖、美国ACDS国际非人类高等动物避孕研究奖等奖项和荣誉。90年代末，他回国后在徐汇区田林路创办高新医学生物企业时，工程建设受到施工方百般刁难。我接到他的求助信息后，马上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并在本报头版头条加以披露。在调查附记的后面，我还配写了《一把锁锁住了什么？》的评论。我在评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指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我们衷心希望有关单位很好领会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深刻含意……”。

令人欣喜的是，报道引起了当时的徐匡迪市长的关注，并亲笔批示，事件后来很快被解决。报道也获得了当年上海市科技好新闻提名奖。

（王树良系《上海侨报》原采编部主任、执行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