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与语义作用的探讨

5.1　对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与语义作用的探讨

5.1.1　句子理解相关理论

语言理解是认知性质的活动对具有认知因素语言的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在理解句子时使用了包括语形（听觉上的声音或视觉上的汉字）、语义、语调及语用等方面的信息。在句子理解时，这些信息是彼此独立作用，还是交互作用？经过一系列语言实验或计算机模拟理解系统的探索和验证，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理解模型:自主模块模型（the Autonomous Modular Model）、相互作用模型（the Interactive Model）和联结模型（the Connective Model）。

自主模块模型认为，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和语义按顺序发生。这种理论认为句法或语义模块的加工过程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模块影响。在加工的某个特定阶段，只有一个句法或语义因素起作用（Frazier ＆ Rayner，1982；Rayner et al.，1983；Fodor，1983）。

相互作用模型（Marslen-Wilson ＆ Tyler，1987）主张，在句子理解的每一阶段都存在句法和语义因素相互作用。这一模型又分为两个亚类，即强相互作用模型和弱相互作用模型。它们对语用、语义和句法在句子加工中的作用过程看法不同，前者认为语用和语义高一级的信息限制、指导句法分析（McClelland et al.，1989），后者则认为语用和语义从句法分析得到的多种结果中进行即时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句法加工（Altmann ＆ Steedman，1988）。

联结模型强调知识是分布表征的，认为知识储存于单元^[1]与单元的联结上。以语言为例，该模型认为语言知识以单元间互相联结的网络为形式。单元和单元互相联结组成网络，它们的联结强度随激活或阻碍而增减。就语言规则而言，如果某一规则在实际使用中频率越高（即得到激活的次数多），它在网络中就联结得比较强。在语言加工时，从外部输入的信息单元沿网络传播，进而提取与之匹配的相关信息。提取的速度取决于相关信息的联结强度（Rumelhart et al.，1986；Rumelhart ＆ McClelland，1986）。不少联结模型的研究来自用计算机程序模拟。

5.1.2　对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与语义作用的探索

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我国研究者对汉语句子理解进行了实验研究和观察，包括联结模型下的汉语句子计算机模拟理解研究。其中，对句子理解中句法与语义作用方式和过程的研究始终占重要地位。

关于句法和语义在汉语句子理解中的作用，缪小春等（Miao，1981；缪小春等，1984）最早对汉语简单句进行了研究。他们用含有一个动词（V）和两个名词（N）的简单句子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判断其中的名词哪一个是施事。实验中的名词在语义上分动物性（A），如骆驼，和非动物性（I），如皮球，所有的动词均为及物动词。根据名词与动词在汉语句子中可能出现的句法形式（NVN、VNN和NNV）和两类名词在动词前后的分布情况（AI和IA），研究者向被试呈现9种句子句法语义结构：AVA、AVI、IVA、VAA、VAI、VIA、AAV、AIV和IAV。上面的两个研究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被试在选择施事时，主要依据名词语义的动物性。而在第二个进一步的研究中则发现词序也起作用，不过其作用要小于词义，并且词序和词义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的反应不同，后者更多依靠词序。

之后，Chen等（1990）用缪小春的类似方法对Broca区失语症患者、Wernicke区失语症患者和正常被试理解不同词序的汉语简单句NVN、NNV和VNN进行研究，得到了词义比词序作用更大的结论。Liu等（1992a，1992b）运用即时^[2]（On-line）控制技术，采用类似缪小春早期研究中的句法语义结构，研究讲汉语和英语的大学生、大学职员及其家属在语法判断和句子加工过程中的迁移现象。结果表明，不同语言间的迁移或干扰发生在句法判断任务的早期而不是句子理解阶段。年龄不同的被试表现出不同的迁移模式。年龄大的被试表现出强的正迁移。例如汉-英被试在理解句子时把汉语的词义策略迁移到英语，而英-汉被试则把英语的词序策略迁移到汉语。年龄小的双语者则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迁移模式，包括依据不同的语言，迁移不同的策略以及逆迁移（backward transfer，即把第二语言加工策略用在母语中）。这些不同模式是由被试生活在第二语言环境时的年龄、日常语言使用的类型等因素造成的。Li等（1992，1993）的两个研究采用事后^[3]（Off-line）和即时实验技术，研究在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及其家属理解汉语句子时，句法线索（词序）、语义线索（词义）和他们称之为半词法标记（Semi-morphological Markers，如“被”、“把”和“一”）在句子理解中的作用。第一个研究的事后实验结果支持缪小春的早期研究，即在汉语简单句理解中语义作用大于句法作用。两个研究的即时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在句子理解进程中利用了不同的线索。上述线索在句子理解中强弱顺序为：“被”、词义、词序、“把”和“一”。这些线索在不同水平上相互作用，其结果支持相互作用的竞争模型（the Competition Model，MacWhinney，1987；Bates ＆ Mac-Whinney，1989）。这一模型认为线索间的竞争（Compete，指相互排斥）和会合（Converge，指相互促进）决定句子理解的时间进程和句子加工水平。各种线索的竞争或会合，会阻碍或加速对句子的理解（详见6.1.3）。这是一个跨语言的句子理解模型。它强调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理解某一种语言作用最强的线索，它在另一种语言中不一定也起同样的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词序在理解英语句子时起主要作用，但这一线索在理解意大利语句子时就不是主要线索。

对汉语句子理解中的句法和语义作用的相互关系，90年代后国内的一些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彭聃龄和刘松林（1993）的实验结果支持句子理解句法和语义弱的相互作用模型，陈烜之和熊蔚华（1995）的实验结果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句法加工的模块理论，江新和荆其诚（1999）对汉语简单句的研究结果表明，句法（词序）对句子理解有显著的影响。语义对句子理解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作用不同。当实验任务强调语义分析时，语义作用才显著；相反，强调对句法加工时，语义因素的作用就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句法和语义相互独立的模块理论。在联结模型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研究者把该理论引入汉语研究。雷晓军（1990）首先描述了概念的形式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并行加工的语义网络。之后，雷晓军（1991）建立了一个处理句子的局部联结式的并行网络模型，实现了句法和语义并行工作，该网络模型可以理解简单的汉语句子。

5.1.3　句子理解相关理论面临的不同挑战

除了上述用行为实验和计算机模拟研究句子加工外，近年来神经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也对句子加工进行了探索，它们的研究结果则支持句子加工的模块理论。神经语言学对语法缺失性失语症者的观察显示，这类病人一般不能理解句法复杂的句子结构，但能根据句子的词汇内容进行语义推理。例如，他们不能理解“The boy was chased by the girl”，但能解释“The flowers were watered by the girl”。因为前一句解释需要依靠语法结构，才能确定对象与对象的关系——“女孩”追“男孩”；而后一句解释对语法结构的依赖较弱，对象与对象的关系只能有一种——“女孩”浇“花”。

国内汉语学界报道了对一名皮质下失语症患者的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和生成的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汉语句法结构中的主动结构和被动结构在大脑结构的存取中表现出一种相对可分离性（杨亦鸣和曹明，1997）。国外认知神经科学采用句子加工事件相关电位（即ERP）方法研究发现，与汉语同属分析性语言的英语中语义加工和句法加工的ERP反应存在差别。Dutas等报告了被试对句子“John spread the warm bread with ___”最后一个词是“socks”或“butter”的不同反应:当以“butter”结尾时，在该词视觉呈现300毫秒后，ERP轴向发生很大的负移动，并在400毫秒达到峰值，这跟以“socks”结尾的反应不同。N400的峰值变化是句子语义解释加工过程所特有的现象。这一方法还发现句法整合也存在类似的两个ERP成分SPS和LAN（Garrett，1998）。

句法模块理论遇到一个语言学上的难题，即在自然语言句子中，句法和语义是密不可分的。句法和语义可以看作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这是句法和语义在句子理解中相互作用的基础。自然语言中的句法和语义的相依性，也决定了自然语言理解句法和语义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句子理解进程中句法和语义相互作用的语言学基础。例如，NP+VP短语结构是一个抽象的句法规则。在实际语言中的句子，由于语义上的差别，从这一抽象的结构中作出不同的选择，从而构成NP+VP的不同变式。比如，

a.他喝完了水。

b.他喝完了饭。

c.他喝完了稀饭。

同是名词+动词+助动词+名词这个结构，由于语义上不搭配，b句成为病句。然而，c句在b句中名词“饭”前加了形容词“稀”，又变成了合格句。“饭”和“稀饭”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名词性成分，尽管也属于食物范畴，但其语义上的差别会给它们能跟什么样的动词搭配产生制约作用。语言学家Chomsky在转换生成语法初期对句子只作句法形式上的描述，到了标准理论时期不得不引进语义因素，对句法形式进行限制，以避免产生类似于b句的不合格句子。20世纪90年代，汉语语言学界对题元理论（句法成分分析的一种扩展和语义成分分析的一种抽象）的研究，试图在句法和语义之间找一个接口，就是为了能准确地描述句子（徐烈炯和沈阳，1998）。

因此，句子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加工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正常人大脑在认知上存在句法和语义这两种可分离的加工模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自然语言理解中都是独立利用这两种加工模块。句子是以模块化还是相互作用方式理解，与句子的复杂程度、被试面临的不同作业任务以及他们大脑相关部位受损情况密切相关。也许实际情况可能是，正常人在非实验条件句子理解过程中，两种模块在更多情况下相互作用，即句法整合和语义解释是两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在实验任务诱导和被试大脑相关部位受到损伤的条件下，会出现加工的模块化。这也许是对汉语句子理解研究中出现模块化与相互作用加工不同结果的解释。

从语言材料分析，不同类型的句子，加工上所依赖的句法或语义因素会有所不同。包含较多虚词或谓语部分复杂的句子，理解时句法的作用必然大。而本身语义关系就非常明确的简单句，语义在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有道理的。另外，研究中的实验任务影响实验结果。当实验任务更多地强调句法整合或语义解释时，实验结果就会出现相应的句法或语义作用大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