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鲁岱笔下的高店子

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本文涉及的高店子属于基层集市，中和场则属于中间集市（如附录一所示）^[12]。施坚雅在涉及高店子和中和场的叙述中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甚少描述；而脱鲁岱则是以描述为主，甚少分析。通过施坚雅和脱鲁岱的叙述，以及口述材料，我们试图重构民国时期中和场、高店子农民的赶场样态。

一、集期（场期）安排与赶场时间

脱鲁岱指出：“中和场每月有9个赶场天，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是三个大集日；初四、十四、二十四、初七、十七、二十七是6个小集日。中国农村以阴历纪年，集日之间有两天间隔；一个月中，十九、二十两天不赶场。”关于中和场赶场时间，赖兴仁老人回忆道：“倒石桥是二、五、八，中兴场是三、六、九，中和场是一、四、七嘛。”^[13]“一般认为，集市早上9点准时开市，下午4时收市。但中和场几乎没有钟，更没有什么人在乎市场是早开了15分钟，或是迟收了2个小时。公鸡一叫，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农夫和他的妻子就起身出发。”^[14]赶场时间冬夏也不一致。脱鲁岱指出中和场是“冬季早上10点左右、夏季9点左右开市”^[15]。关于高店子的场期，详见第九章附录一。同时，高店子的刘国生老人告诉我们当时流传的一句关于赶场的俗语：“每逢农历三六九，今天吃了明天有。”^[16]施坚雅指出：一个每日市场并不是从早到晚“在集会中”，而只是每天上午（在某些情况下是下午或晚上）有两三个小时。^[17]

二、对市场的选择

虽然某一区域内的农民都有自己的“首场”^[18]，但在不同的日子里，中和场和高店子两地的多数农民都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个场上赶场，他们的赶场范围通常涵盖了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场。施坚雅写道：在四川，我曾和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起生活了3个月，他们的田场距一个称为高店子的集镇三里远，距另一个集镇牛市口五里远。三个月中，户主和他的妻子赶前一个集——他们的基层市场——一共46次；而对后者——他们的中间市场——只去了三次。^[19]脱鲁岱指出：“中和场外，还有别的集市逢场，急需的人还可以到那里去购物。”“95个摊主只赶中和场，他们对每月9次的摊位经营很满足。一些乡间的摊主会在其余的时间里负重北上，去赶成都的集市。1／3的摊主穿梭于2个场镇之间，有1／4的在3个不同市场上做生意。还有14人为4个镇上的人所熟知，4个人在5个集镇上摆摊设点，有1个大忙人奔走于6个集镇出卖货物。男人最喜欢在中和场做生意，其次是石羊场和三瓦窑。”^[20]

而农民们会因为怎样的理由对不同的集市做出选择？施坚雅和杨庆堃都是着重从市场等级差异的角度予以阐释的，即农民会因为中间市场和基层市场的差异，而在不同的日子里对二者做出选择。施坚雅在他的研究中援引了杨庆堃的说法：“农民只是偶然地去赶中间市场——为了购买不常用的东西，为了得到某些农民不常需要的劳务，为了获得一笔较大的贷款，或者为了参加一年一次的宗教庆典。”^[21]除了因为中间市场能提供给农民周边基层市场所没有的经济或社会服务外，此市场体系下的“行贩”也会在两种市场等级之间巡回。其典型日程是：“在中间市场上度过三个集日（按：三个大集日），在六个下属的基层市场上各度过一个集日（按：六个小集日）。”^[22]贩卖商品的商人和购买其商品的农民对集市的选择是双向的、相互协调的。商人可以根据集市规模大小所决定的市场等级的高低来“追逐”其购买群体，农民也可以根据行商的巡回周期来选择不同等级的市场。

三、商品及买卖

据脱鲁岱的描述，当时中和场有16个不同的市场：米市、柴市、杂粮市、棉花市、棉布市、棉纱市、米糠市、鸡鸭鹅兔市、蛋市、猪羊市、牛马市、甘蔗市、蔬菜市、鱼市、猫狗市以及狗屎市^[23]（各场的位置详见附录二及表9－1）。施坚雅指出：大多数这类集镇只有一条真正的街道，缺少一个专门的综合市场。代替它的是一系列小市场，每种产品一个。谷物市场可能设在庙院内，猪市场在镇边，而各种各样容易腐烂的产品和本地生产的小手工业品沿着主要街道各有自己习惯的交易地段。^[24]赶场主要是买卖生活必需品。中和场的游国栋老人告诉我们：“逢场嘛是啥子都有嘛，有些卖点鸡啊、卖点蛋啊，啥子都有嘛。那时候农村头，那个喂猪有些——胡豆杆——那会儿栽的胡豆，那个杆杆，就（拿）来打，打细了的，然后卖渣滓就卖给人家喂猪，你自己喂喂不完，你可以拿去卖嘛，然后赶场都啥……都出去嘛。也有卖米的，卖小菜的卖豌豆胡豆，啥都有卖的，赶场就有了。”^[25]由于中和场和高店子临近成都，所以二场商品的价格多受成都市场的影响，当然，还与买主是否会讲价有关。^[26]一般金额较小的商品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而对于金额较大的商品，则寻求中间人（经纪人）的帮助。脱鲁岱指出：镇上有各种中间人73人，人们称之为“行户”。中间人为买卖双方提供两种服务，收取中间费（一般为现金）。一种是中间人带着计量的斗或秤，为卖出的货物测量或称重；中间人的第二种职责是帮助买卖双方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关系。^[27]

表9－1　中和场店铺类型、数量统计

本表来源：［美］玛丽·博斯沃斯·脱鲁岱著，张天文、邹海霞译：《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四、对市场的管理

对市场的管理可分为民间组织管理和政府管理。施坚雅指出：在高店子，如同在四川盆地其他很多集镇上一样，市场本身受一个秘密会社分会的控制。掌粮食斗的人、猪的过秤人、牲畜经纪人和其他一些拿佣金的代理人都由会社成员担任，每个经纪人的酬金中都有一部分要上缴作为分会的财产。^[28]脱鲁岱指出：过去，做生意既无市场税收，也不存在官方监管。民国27年（1938年）起，乡间的庙宇、祖宗的祠堂开始挪作公用。分散的市场被搬到正街的空地上，不很公允的税收活动也频繁地落在个人和团体身上，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1944年，华阳县中和场开始实行新兴政策，现行规定由乡人民议会制定并公布施行。“斗行户”等由政府同意发证，方可营业。他们向生意人征税、收取中介费。^[29]

五、赶场时的娱乐

赶场^[30]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也是农民扩大交往、娱乐的一种方式。脱鲁岱描述了农民在赶场过程中可以品尝各种中和场的美食，找算命先生算日子、算命，坐茶馆喝茶、和朋友喝酒等娱乐活动。^[31]从表9－1中可以看出，中和场上的茶馆和酒肆店铺的数量是所有店铺类型中最多的两种，此外娱乐品还包括香烟和纸牌。中和场的杨大明告诉我们一项关于猪市“估膘”的娱乐活动：“比如当时的人，他们写的，估膘就是桌子上摆起的时候，他就在上面写，写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宽的纸，要写两张。但是没得脱蓝纸（即复写纸）。估膘就跟现在买彩票一样，比如说你看到这挂了三片肉，你估计对了，那个肉就是你的了。唉，有点先进，用的克克子（意思：以克为单位）。你估计着有，比如说有两百五十斤，你就按好多克，换算成好多克。他为了最准确，所以他落实到克的原因就是你容易估起整的嘛，比如说一百五十斤也不行，一百五十斤几两几钱，相当于达到这种程度你才算对，所以最准的就叫神彩。有一家头就得过神彩，神彩就拿半边猪回去。”^[32]此外，高店子的刘国生老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新中国成立前）娱乐多，有讲评书的、卖唱的，那些都有。（天）黑了就有唱皮灯影，下午没得事就去（坐）幺店子。就那些讲评书，卖唱的就是‘过街叫’的那些，咿咿呀呀的，听一折给好多钱，两折又给好多。”^[33]农民赶场很多时候是为了买日常生活用品，但也有很多人是为了娱乐而去赶场。高店子的曾瑞德老人告诉我们：“如果没什么要买的，又逢赶场，那就去赶耍场。”^[34]专门是为娱乐而赶场。

以上便是施坚雅和脱鲁岱笔下的中和场和高店子的赶场活动，加上口述材料，基本描绘出了民国时期两地的赶场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