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利夫教授约见并共进午餐

April 26, 2006, Tuesday, Sunny

自从来到普渡大学的第一天见到陈教授至今，再没有见第二面。其间通过几次电话，没有直接约见，一是我自己很忙，二是陈教授自己也非常忙，我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打扰他。正好，从北京来的陈教授三十多年的威斯康星同学、好友张博士这两天在普渡大学活动，并住在陈教授的家里，我就托张博士约见陈教授并希望一起共进午餐。张博士很守信，果然把他给约来了，并于12点到了我楼下。我们一起去Union用餐。吃饭很简单，专门拣最方便快捷的快餐，主要是大家可以有一点时间坐在宽松的环境里，一起说话聊天。

陈教授从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后就随父母到了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完硕士和博士后，来到普渡大学食品系任教，主攻食品蛋白化学，食品工程和食品包装，承担美国重大研究项目，包括发酵工艺（Fermentation technology）和食品中纤维素和淀粉与药物成分的利用（Utilization of cellulose and starch as food and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等。从上一次谈话到这一次，我明显感觉到，陈教授知识很渊博，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然后又到美国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现在又在美国工作了这么多年，所以可谓学贯中西，通古知今。

吃饭间，当得知我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并谈到教育的话题时，他有很多观点，既引用美国先进之处，又不断引用《三字经》和《论语》《大学》中的语句，他说他经过这么多年，基本上看清了中国和美国在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看到了我们国家教育的优势和劣势。虽然有些观点不免偏激，但我还是觉得，他很赞成因人而异、尊重学生选择的个性化教育，推崇思想品德教育和方法教育。他非常反对填鸭式的课堂教学，也反对抑制创造性、埋没人才的应试式教育。陈教授援引他的两个孩子的例子，他说他对他的孩子的要求很宽松，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不违法的，就可以大胆地去尝试，去做。他说一个人在接受教育和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要有idea，另一个就是要懂得方法，思考方法和学习、研究、做事的方法。把握好这两点，可以适当放开，任由他发展。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才会不断有创新。

在我谈到食品科学时，我转达我校孙校长的意思，希望他推荐好的中国留学生去我校工作。他显然对项目合作更有兴趣。此前我知道他曾经跟中国农业大学有过合作，还担任着长春市政府的顾问。当听完我对我们学校的简单介绍，又听说我校是开办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中国第一个大学时，我希望他去访问我校食品学院，他很感兴趣，欣然答应，并表示如果我校有兴趣，他希望进一步合作。他说，中国目前食品质量和安全研究的发展不是缺少技术和资金，而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与监控系统。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这么一套系统，这样就可以帮政府解决很多问题。如果我校能够建立这么一个系统，那么我校的食品质量与安全研究在中国就是权威。

我们又谈到循环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正是张博士目前主攻的方向。张博士老家是杭州人，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留学、任教多年，后来在美国攻读学位后定居美国，现回到北京居住并长期从事国际交流与项目合作。他认为，在他考察了国内很多高校和地方所做的循环经济研究和试验后，结合他在国外的调研，他得出结论，国内目前循环经济研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只停留在建立某一个模式，产生一种循环效益的层次上，特别是从全国层次，从研究和决策的高层缺乏一个有效的、科学的、长远的系统设计。他认为国家发改委或者财政部应该拿出一点钱来，组织数学、化学、工业、农业、经济、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一起攻关，下大力气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多种规模、多种类型、多种背景的循环经济规划、控制和管理系统。陈教授和我都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我说中国目前就缺少这方面的研究，花了很多钱，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循环经济，但好多都只是皮毛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一时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但短期性太强，经常是时过境迁，一朝君子一朝臣，变数太大，缺乏的就是相对稳定的、长远的、有效而科学的规划和系统研究，缺乏这种大手笔。张博士笑着说，你们大学如果能花点钱，率先把这种系统建立起来，如果能被政府采纳的话，那么你们学校肯定就是中国在循环经济方面的老大。

在用完餐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们又谈到普渡大学跟我国内所在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的事。张博士答应回北京后照以前的版本草拟一份框架协议后给我发来，再与学校进一步沟通后再跟普渡方面沟通。

陈教授因为还要回实验室，他说他的工作已经成了惯性，就没有能够使自己松弛下来的时候。简单告别后，我们各回各自办公室，张博士也准备赶往机场去他的下一个访问地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