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概论

第一节　行为科学概论

一、行为与行为科学

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是指具有主动能力的主体的活动，但这种活动不同于没有主动能力的事物的被动运动。如不能把植物和无生命事物的运动称为行为，但这些运动则可以称为活动，如火山活动、地质活动、海洋活动等。行为概念只适用于人、动物及其群体。也就是说，只有人和动物具有主动能力，同样也只有人和动物才有心理和意识活动。正是这些受其意识和心理支配的活动才可以称为行为。按照行为主体的类型可以把行为分为动物行为、人类行为，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由于许多动物为社会性动物，它们的社会性往往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因此，行为又可以区分出组织行为。相应地，就有动物行为学、行为学和组织行为学。其中的行为学实际就是人类行为学，而农民行为学则是人类行为学中，专门研究农民行为问题的行为学科，也可以称为部门行为学。

行为学是研究主体（动物、人类、组织）行为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或者科学。它是在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按照这个学派的观点，并不像弗洛伊德、马斯洛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人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心理活动或者心理过程。因为这种东西是无法观察，也无法测量的，人们只能观察到人的行为，而行为本身不过是人们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这就是行为主义最著名的公式，即：刺激—反应模式（stimulation-reaction model）。行为主义作为一个心理学派，从正常人对心理活动的认识与把握来说，很显然是武断的，而且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但在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尤其是模式化行为方面，却是有效的。如人们某些不良行为习惯、病态行为的形成、发生与发展，酗酒、吸毒、越轨与犯罪尤其是习惯型犯罪等。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华生和斯金纳认为，是强化或者弱化刺激，促成或者造就主体形成了某种行为模式，人的社会行为尤其如此。由于得到了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支持，在20世纪初，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之后，行为主义与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分别获得了心理学第二思潮和第三思潮的美誉而蜚声世界。

行为主义无法解释不同主体面对同一刺激何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也无法解释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情境条件下，面对同样的刺激何以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却可以经由强化—弱化机制，说明人的某种或者某些行为倾向逐渐形成和消失的机理。强化既可以经由奖励，也可以由惩罚而发生，同样，弱化可以由惩罚，也可以经由奖励而发生，其中的差别仅仅是主体当时的优势需要。毫无疑问，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过程，对于常人来说是神秘的，而且是捉摸不定的，只有行为才是可见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心理活动之客观存在。人的自省和体验能力，使人不仅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过程，而且也可以经由这种体验和同情，体认和理解他人在相应情境和条件下的心理活动。这正是人们之间相互沟通和交往的心理基础。因此，现代行为科学虽然以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为基础，却并不因此排斥心理学的其他学派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行为科学广泛吸收了心理科学，尤其是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所有知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按照内倾和外倾、动力系统、认知系统、情绪和理智系统（调节和控制系统）以及行为或者运动系统等，从需要、动机、刺激、认知、评价到行为反应的过程，来考察一个完整的行为发生机理和过程。所以，行为科学尽管有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作为其理论渊源，却不局限于行为主义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理解，而是把人类心理和行为看作一个密切关联着的有机系统和过程，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对个体而言，出现某种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或许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现象，但对一定社会中的人们，他们相对一致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则如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坚持的那样，或许是由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作为刺激不断强化或模塑的产物。

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形成，只是行为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导致行为科学建立的更重要的理论基础，则是管理学理论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实验和理论突破。

作为“科学管理之父”，在企业管理领域，泰罗（F.W.Taylor）创立了其著名的科学管理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所制定的管理制度，就是被人们习惯地称谓的“泰罗制”。所谓科学管理，“不过是一种节约劳动的手段而已。也就是说，科学管理只是能使工人取得比现在高得多的效率的一种适当、正确的手段而已。这种手段并不会大量增加比工人们现在的负担更大的负担。”⁽¹⁾泰罗把科学管理概括为四个要素，而这些要素也是资方必须承担的四种责任：①对工人的每一个操作动作进行研究，摒弃简单经验主义的管理办法，制定科学工作法，包括每个动作的严格规则以及所有工具和操作方法的标准化。②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头等工人，剔除一切不愿或不能采用新方法的人。③与工人亲密合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已发展起来的科学原则去办，利用关爱、帮助和奖金，把头等工人与科学操作结合起来。④资方应强化自己在管理上的责任，把自己比工人更能胜任的那部分工作承揽下来，而不能推到工人那里去。

在管理学理论中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另外一位组织管理理论家是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1841—1925）。泰罗注重管理的制度方面，而法约尔则更注重管理者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沟通方面，并且主张在组织建设中，应使每个人都被安排到适合他工作的位置上去。他认为这样的社会秩序必须以顺利完成两项最艰难的管理工作为前提，即良好的组织与良好的选拔工作……社会秩序要求对企业的社会需要与资源有确切的了解，并保持二者之间经常的平衡②⁽²⁾。

除泰罗的科学管理和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外，促进行为科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成果，就是心理学理论被大量用于企业管理实践以及埃尔顿·梅奥（Alton Mayo）设计和领导的著名的霍桑实验。人们原本以为，工人的工作热情或积极性主要受工作环境的影响，但梅奥则通过实验推翻或者否定了这个观念，他的结论是，灯光、客观工作条件等物理环境对工人的工作效率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影响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则是人的主观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不完全受制于物质利益，更重要的取决于对工人的重视和尊重。

这样，管理理论从泰罗制的“经济人假设”过渡到了“社会人假设”这一更具现代性的发展阶段。应当指出，考察人的行为及其动力，或许不一定需要有任何的所谓人性假设，但在管理实践中，若忽视了对人的正当权利、利益和人格的基本尊重和重视，根本谈不到任何的科学。在行为科学领域中，正是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才真正把管理的立足点转移到对人的潜能和价值的重视，转移到对作为组织的有机构成的人的具体需要和要求的重视。这就是现代中国更多地喊在嘴边，却尚未落到实处的“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行为的结构或者构成

按照行为科学理论，无论对于动物、人类个体和群体，或者是社会组织，它们的行为大体上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行为的动力系统。动物、人和社会组织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的感知能力的有机系统，它们除了具有一般系统尤其是生命系统的属性外，感知能力使它们的行为或活动具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按照人类对自然世界原有的成见，动物完全按照其本能行使，而只有人类才具有意识能力，并使自己可以意识到是具普遍性的普遍者（马克思继承黑格尔语）。但是人类身上也具有其顽固的本能，这种本能与我们视做与动物本能本质不同的本能毫无二致。只是人类具有比其他动物更高的智慧，并且创造出文化把这些本能加以改造，从而成为我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的取食与人类的饮食生活，源于同样的理由，那就是饥饿或者对饥饿的平息，从而保有自己的生存；动物对温度的反应也与人类相同，只是它们通过迁徙或蛰伏来适应温度的变化，而人类则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借助增减衣物、建造房屋，或者增温、降温来使环境温度适应自己；发情、性爱与婚姻，人牲同理，理解则各有不同……从动物和人类行为中，总可以找到引起行为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原因都可以归结为行为的动力系统。对动物而言，各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与规律不同。就鸟类而言，有些鸟类通过迁徙来适应气候，这就是候鸟，有的则不然。不同的动物，它们的互动模式不同。群居或群体出没的动物一般具有较为紧密的群体结构，但大部分动物群体，都是因捕食或育幼的需要而建立的。它与人类的家庭相似；动物的攻击行为与人类的战争具有相似性。但在一般情况下，动物之间尤其是同类动物之间，则趋向于共处而不是攻击⁽³⁾。对组织而言，任何组织都有它们建立的宗旨和目标，组织的行为，同样是对与组织宗旨和目标的实现有关的外在刺激和内在刺激的反应。只是组织作为群体性的行为主体，并不单纯表现着任何个体的要求，而且为了求得组织的团结一致和完整存在，组织行为中的管理制度或者体制至关重要。它成为组织行为是否能够灵敏地反应外部环境变化，并尽可能地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以求得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的关键。因此，组织行为学具有比个体行为学更复杂的内容。

对于任何行为主体来说，其动力系统都是由主体的某种需要引发的。这些需要对动物往往是个体化的，对人及其社会组织来说，很大程度上则是群体化或者社会化的。那么，针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考察他们行为的动力之差别与统一性，就成为行为科学尤其是部门行为学的主要任务。农民行为学主要考察农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工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在行为动力或者动机方面的差别。研究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目标，以便准确掌握他们的意愿和需要，从而通过我们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第二，行为的调节系统。行为的调节系统是指，在同样的动力系统和外在刺激的条件下，影响不同主体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的因素。对动物和个体的人来说，心理活动中的情感体验（爱恨、喜厌、怒怕、忧惧等）、认知评价、理性或者理智，都是行为的调节因素或者调节机制。但人区别于动物的调节机制，除这几种主要的情感和认知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为人类所独有的价值观或者价值倾向。这种调节因素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就在于，通过这种价值观或者价值倾向，人们形成了对某种刺激做出一定反应的共同认知或者意识，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传统观念和行为规范。人类行为的调节系统的这种特征，不仅作用于人的理性而且为理性所作用，造成不同民族的个体在行为模式上的相对一致，也造成了人类行为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我们无法漠视自己所在民族的行为模式借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试图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取而代之。但由于行为的可变性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总会逐渐造成人的观念形态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通过社会改革与完善，通过教育、培养和诱导，逐步改造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以便适合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对组织而言，行为的调节系统主要表现为组织的结构、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文化，如宗教组织的调节系统主要是教义、教规和该教对世俗生活的态度以及宗教组织的结构形式。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宗教，显然会对世俗生活抱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它们的组织结构也相对松散，组织及其教民也较少对世俗世界中不符合教义，甚至与其教义相抵触的行为和社会事件，采取极端化的态度和行为；相反，清教组织或者原教旨主义组织，则极端排斥世俗生活，甚至不惜以教民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他们奉为绝对的信仰。这样的宗教组织必然是极端紧密的，甚至就是秘密的宗教组织，如各种邪教组织、一些天主教派别和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教义派。政治组织中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该组织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都是该组织行为的调节系统，或者是该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在主张渐进式改良和剧烈革命的政党那里，乃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如共产党和社会党组织。主张革命的政党，由于其取得政权手段的暴力性，它必然是从地下发展而来的，组织制度也必然要求十分严密，否则便无法确保其存在的安全性和组织的持续发展。相反，主张渐进式变革的社会党，则可以公开地与其他政党共存，虽然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组织结构也可以相对分散，并采取民主式的分权管理。经济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中的企业文化，同样是企业组织的调节系统，其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共同构成了组织面对内部和外部刺激和环境变化的重要的应对和调节机制，并能使组织在必要时，迅速做出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关于企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调节机制，由于与我们所要探讨的核心议题——农民行为相去较远，故此暂置不论，感兴趣的学员或读者，可以在组织行为学中深入了解和学习。

主体行为的调节系统，其作用一般是在保有主体自身的生存（存在）和安全的条件下，受需要、动机等动力系统的引导，选择工具、手段作为媒介或者中介，达到预期效果，满足自己需要，或者平息主体匮乏感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主体究竟采取进取型措施，抑或是防御型措施，是攻击，抑或是逃避，都是受调节机制支配的。动物没有理性，却并不意味着动物的行为是完全盲目的，而是有它们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这种选择性，往往比人类的理性更能确保它们的生存和生命安全。如果我们硬要把动物的所有能力都归结为本能的话，那么，它们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我们人类的理性更合用。候鸟的迁徙，温血动物的蛰居和冬眠以及大部分动物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都是我们人类所无法比拟的。人类理性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并用这些工具最有效地达成我们的目标，来弥补我们在自然能力方面的先天不足。

第三，行为的沟通系统，或者称为信息系统。由于所有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人类及其共同体——组织和社会，都是在许多个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它们的行为和活动的，而这些相互作用是不能离开彼此之间的沟通而可以单独发生的，从而使沟通或者信息交流与交换不可避免。因此，沟通系统或者信息系统，就成为行为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沟通中的叫声、表情和体态动作，不仅反映着它们的原初状态和延续到现在的沟通模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人类早期的互动模式。在人类学中，沟通模式尤其是部落社会的沟通模式，成为考察人类语言、行为和社会制度演变的重要途径。由于只有在相对原始和落后的部落社会中，才有对人类早期形态较完整的记载，也才能透过它探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历程。我们的灵长目近亲——猴子、狒狒和猿类，有一种很好地表示亲昵的沟通模式，这就是互相梳理毛发，并且互相捉食其中的虱子。而在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部落民中，同样有这种相互表示亲昵甚至爱慕的沟通模式。这样以来，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特异性（specialty）重又成为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甚至我们的灵长目近亲的沟通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我们有自己的概念和抽象能力，而其他动物甚至我们的灵长目近亲则没有。这种能力可以使我们摆脱对具体事物的依赖，而谈论眼下或者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在我们历史的演进中，创造了形式各异的文字符号，而且由于人类语言结构的普同性（universality），从而使这些声形各异的文字语言可以互通和转译。如果我们要硬性认定其他动物的沟通模式中，也有为我们人类所不能理解的语言的话，那么符号能力则是人类所独有的，它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于它同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意义关系，从而使人类文化成为内涵非常丰富的符号和意义系统。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必须受这个意义系统的左右，这就是人类十分独特的异化能力。由于这种能力，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紧箍咒”，我们有时候痛恨这个“紧箍咒”，但为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和发展，我们又永远摆脱不了这副“紧箍咒”的束缚。这就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异在性（alienated character），也是我们人类的异在性。

对行为主体而言，沟通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下一次行为发生的条件，沟通模式反映着主体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由于有不同的文化，从而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沟通模式。中国人以打躬作揖，作为男人之间很有礼节和礼教的沟通模式；而女性或女子之间则以拉手作为彼此要好或者友好的表示；男女之间，往往以女子屈膝侧揖，作为对男人的礼节。后来发展为无论男女之间，还是男女同性之间，都以握手作为示好的礼节。而大部分西方人，尤其欧洲人则行拥抱礼，男女之间则以男子亲吻女子的手背作为绅士风度的标志；在彼此更加熟悉的男女之间，则行吻礼，亦即两人互相侧吻对方的脸颊。

不同文化的社会中的人们有不同的沟通模式，即使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素质的人群之间也有不同的沟通模式。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多以君子自居，他们之间的沟通多以谈文论诗、谈古论今来彼此交往，而忌讳谈论利益和财富。这既是儒家文化的表现，也是儒家道德文化造成的结果，所谓“君子不言利，惟义而已”。而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群——农民中，由于生存状态的低下，他们往往三句话离不开吃饭，甚至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明显的改善。由于沟通模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本身又具有连续性，因此沟通模式或行为的改变与文化的变革一样缓慢。关于农民的沟通模式，随后再做专门考察。

第四，行为或者行动（运动）系统。行为主义把人类机体看作一个对外在刺激的被动反应器，而行为科学则把各种行为主体看作一种有机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相应于生物有机体一样，各种用于有机体营养自身的系统，无论是以器官、组织和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或者是以机械部件的形式存在的，它们都发挥着各自不可为其他器官、组织、系统以及部件所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其中，动力系统、消化系统、调节控制系统、传导系统以及运动系统都不可或缺。前面我们已经讲述的动力系统、调节系统、沟通系统，分别相应于机体的动力和消化系统、调节和控制系统以及传导系统，而运动系统最终通过机械做功系统或者工作机，实现系统的最终任务和目标。对行为主体而言，这种系统就是通过运动系统的功能，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动机、目标，必然会以不同的手段、途径和工具来实现，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由于人类的需要、动机不同，价值观也不同，从而面对同样的需要，也会采用不同的手段和工具，而这种手段和工具便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需要是否满足，目标是否实现，并不是由需要和动机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而主要依赖满足需要、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人类行为对工具和手段的严重依赖性⁽⁴⁾。

人类和组织行为的行动或运动系统的活动，表现为对社会中其他个体、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影响，表现为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加工和改造。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自外于他人、其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同样，任何民族也不能自外于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这是由人的社会性和组织的社会性特征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倡导自力更生，却不可以倡导人们回到纯粹的自我，而在社会观上，同样不能简单接受中国道家“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主义社会学主张。

这样，在与他人、其他组织、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就可以反映出一个行为主体基本的价值倾向。从目前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以及市场交换法则在全球的推进速度和程度来看，互惠互利、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换，已经成为任何国家和民族必须面对，也必须学习的行为模式。它也成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极力倡导和重视的工具合理性的重要社会学根据。从伦理学角度来说，就是合理利己主义，亦即以利人的方式来利己。

动物的行为是围绕它们的本能和需要展开的。最基本的本能和需要，就是维持生存的营养问题或者是取食问题以及从客观效果上保持其种群延续性的性的需要的问题。对任何个体包括人类个体来说，这些需要都一样。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在动物界尤其是社会性动物中，与人类社会相似，也出现了种群内部的分层、分工和分化。在非人动物世界中，尤其是在未成年的高等动物中，同样可以发现原本以为为人类所独有的游戏、娱乐和审美现象。狮群、狼群、羊群、鹿群中的游戏和打斗场面以及澳洲袋鼠之间的拳击与人类的拳击运动十分相似。

人类的行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需要及其满足方式为之提供注解，但万变不离其宗。透过千差万别的行为，并经由对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的分析，同样可以找出推动主体行动以及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的动因。然而，人类毕竟是自然界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人类的社会性特征，造就许多为其他动物所不具备，或者虽然具备却没有如此复杂的生活内容。政治为人类和社会性动物所共有，但其他动物群体中的政治，无法与人类的政治相比拟；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人们用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现象，但动物最多只能停留在人类最早期的那种采食状态下，而人类则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解决自己的问题；文化作为人类群体用以相互沟通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在社会性动物种群中，同样可以找到它的功能，但这些动物却永远不会发展出文化，只能用自然赋予它们的能力彼此沟通。总之，从行为科学和人类学考察中人们发现，尽管动物与人类具有很大差别，但这些差别究竟是质和量的差别，抑或是程度的差别，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容置疑。

组织行为总是围绕着组织目标的，组织内部的管理和制度建设，也总是围绕着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其实行为科学最初创立的目的，就是透过对人类群体心理和行为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试图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入组织的管理过程中。但现代行为科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设想和目标，成为研究人与动物相异性和相似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人群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重要学科。农民行为研究不过是这些研究的一个特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