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一　科尔曼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一）为社会学奉献的一生

詹姆斯·科尔曼1926年5月12日生于印第安纳州的贝德福德（Bedford），他的祖父是一位部长，父母都是教师，科尔曼青少年时期家庭曾几度搬迁，从俄亥俄到阿肯色，后来又搬到肯塔基。父母的职业使他从小就对学校和教育发生了兴趣，同时，家庭搬迁的经历也开阔了的科尔曼眼界，美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使他对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背景对他后来在社会学领域内的研究取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944年，科尔曼从肯塔基州的一所中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及战后国家教育出现的特殊情况，他曾先后进入路易斯维尔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渡大学学习，1949年在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随后，科尔曼成为一名化学师，在纽约罗切斯特的一家照相器材公司工作。然而，他很快就对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开始厌倦“从配比到测试”的那种有机化学的研究方法。^[1]这时，他开始在罗切斯特大学夜校学习社会心理学，在这个过程中，科尔曼逐渐发现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中，科学和精神的元素可以实现比较完美的结合，于是，两年之后，科尔曼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进入社会学系不久，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就发现，这个入门很晚，几乎没有受过社会科学本科训练的学生却是一个“社会学的天才”，默顿发现科尔曼可以将系统的经验研究推向深入，拓展对社会学本质的理解，于是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理论社会学家，而拉扎斯菲尔德则认为科尔曼会成为一名数理社会学家和方法论方面的专家。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尔曼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他既是一名优秀的社会学理论家，又是杰出的方法论专家（methodologist）”。^[2]

1955年，科尔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他来到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任教。四年之后，科尔曼来到另一所著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社会关系系并出任系主任。从1959年到1973年14年中，科尔曼一直在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并为霍大培养了55名博士研究生，为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3年，科尔曼又回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直到1995年3月病逝。

科尔曼一生著述丰厚，在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专著三十多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另外还撰写了多篇颇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科尔曼在美国社会科学界赢得了显赫的声誉，他一生担任的职务和获得的各种荣誉达三十多项，其中包括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和欧洲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等等。

（二）从经验研究到理论创新

我们知道，“二战”之后至20世纪末，西方社会学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统治，到60年代遭受激烈批评及其主导地位的衰退，从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合互动论、现象学、戏剧理论、新功能主义、常人方法学等等理论的多元并存，到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学术反思与理论整合，社会学理论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科尔曼的学术生涯恰恰处于这个历史阶段，因此其学术实践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其主要特点就是由继承传统到对传统的反思，再到对新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的尝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尔曼一直遵循由默顿改进和倡导经验功能主义范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他的经验研究深受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一方面注重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求经验研究和理论化过程之间的动态联系。在研究初期（20世纪50年代），科尔曼涉足了许多经验研究领域，其研究课题比较分散，主要有工会民主、集体行为、医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有关教育的论文《成绩与竞争结构》（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开始，科尔曼就开始了有关青少年发展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其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共发表相关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专著十一部，分别占到其论文和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60年代中期的“科尔曼报告”更使他一举成名，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并对当时美国教育政策的修订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当代社会学家并不十分热衷具体的政策制定，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一直是两个比较明确的学术分野，在美国，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比较密切（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相比），但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家仍为少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一个抽象的领域中主持正义很容易，但在世俗社会这样做却要冒巨大的风险。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科尔曼并不是一位甘居象牙塔中的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理性的“行动者”，是一位希望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社会学家。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当中，科尔曼是为数不多的、在理论创新、经验研究与政策研究方面均有深入涉及的学者。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为社会变革和进步服务的科学，而社会学家的使命正是要为“重建社会”提供理性的、指导性的意见。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科尔曼的社会学实践当中，为此他曾获得殊荣，也曾背负巨大的压力。

科尔曼的研究重点是学校当中的青少年发展问题，选取中学进行研究的考虑在于，中学是一个较小、较封闭的系统，有较为固定的职位，所得的信息不仅涉及个人，而且涉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科尔曼对教育和教育政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二十年时间中的三项研究，即1965—1966年“教育机会的平等”；1973—1976年的“学校种族隔离，校车与白人冲突”；1979—1981年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当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比较关注政府和一般的社会取向，而不是社会学的观点。科尔曼的这些工作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有关教育的公共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贡献能及得上科尔曼”。^[3]在研究中，科尔曼并不简单地依附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模式，而是以自己的坚定信念为支撑，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社会组织则应为培育和强化这种机会服务。^[4]

1954年之后，种族学校在美国被宣布违宪，为此，法院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迫使种族隔离学校同白人学校合并，并且不断改进学校的教育设施和课程设置，然而，十年之后，科尔曼的研究却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课程设置、教师差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都不是关键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的社会背景（如种族、肤色、宗教国籍等）和学校中其他学生的学习愿望。这个发现使人们意识到比单纯进行学校改革更为重要的一些方面，如现实社会对种族差别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应变革。这项名为“教育机会的平等”的研究和由此产生的“科尔曼报告”奠定了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界中的权威地位。

然而，十年之后的第二项研究却使科尔曼饱受社会压力的煎熬。在消除种族隔离的教育改革中，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成了学校教育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校车计划，即为了让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就读种族融合的学校，学校每天要用校车把黑人学生从黑人区接送到白人区学校，同时把白人学生从白人区接送到黑人区学校。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尔曼又进行了一项名为“学校种族隔离，校车与白人冲突”的研究，指出恰恰是校车计划使得近年来大量白人搬往城市郊区，而黑人则集中在城市中心，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种族隔离。“从长远来看，目前政府所执行的这些政策将不利于实现‘消除种族隔离’的既定目标”。科尔曼初期的研究成果曾被用来作为推行校车计划的基础，而现在他却被请到反对校车计划的集会上去讲演。这个研究结论与当时盛行的社会观点截然相反，自然遭到了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同行的激烈批评，科尔曼本人几乎被完全孤立了。

下一项研究，即“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结论则招致了更为强烈的全国性的批评，因为它指出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有纪律、更为安全的环境，由于学生中间很少存在种族隔阂，所以他们的自我评价都比较高。另外，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天主教学校中取得的成绩比在公立学校中更为理想。科尔曼再一次对盛行的社会观点和信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显示了自己前后研究的结论和观点的巨大差异。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989年，科尔曼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提到，当时他之所以能够鼓起勇气与各方面的批评相抗争，只是为了保持本学科的独立和尊严。^[5]这种信念使他甘冒风险涉足政策研究中的社会价值观问题，并且促使他考虑如何发展一种科研体系，使得研究者可以承受由研究结果带来的争论和压力。可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科尔曼具有怎样独特的个性和超常的理性特质，才能让他不但能够直面压力，竭力维护自己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对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姑且不论），而且还能够跳出世俗社会的困扰，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价值负荷和相关体制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比如调节社会科学项目委托人与代理人（即研究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尔曼的研究重点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主流社会学范式不断受到的诘难和批判，他开始关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尝试对其进行改进。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科尔曼逐渐脱离了传统社会学的束缚，即不仅仅研究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认识到个体之间的行为互动也可以创造系统运行的方式。于是，他将个体“理性”行动作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起点建立了自己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希望以此弥补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在建立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科尔曼则注重所谓“微观—宏观”之间的过渡问题，试图以此建立社会学理论的新基础。不可否认，随着科尔曼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发展也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促使科尔曼选择理性分析这一理论路线的原因有很多，他自己曾提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芝加哥大学接触到的霍曼斯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讲座，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卡内基公司赞助的一项研究，其内容是将博弈论应用于高中教育分析。在发展模型的过程中，科尔曼渐渐意识到，可以给定行为目标，为行动者设定出动机结构，然后进行函数或模型的分析。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对帕森斯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科尔曼“思考了系统运行中的某些具体问题”，^[6]比如对社会系统运行特征的关注等。

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的学术研究对社会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等。尤其对代表其理论创新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当代社会科学界更是不乏褒奖之辞，丹尼尔·贝尔认为“科尔曼教授的著作彻底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为社会理论奠定了全新的基础”。“这是当前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为社会学在今后数十年的发展确定了新的研究方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更是对这一巨著做了高度的评价：“自半个世纪前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部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而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则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