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美关系

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美关系

顾俊礼

“冷战”时期，德美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主从”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德美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1989年5月3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德国美茵茨发表演讲，指出美国和联邦德国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盟国，今后将成为起领导作用的伙伴。其后，德国在外交上“自行其是”虽然使美国十分恼火，但随着克林顿于1993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仍然很快将德美关系确定为新欧洲政策的主要基石，明确提出要建立德美“特殊关系”。

1994年7月10日～12日，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在出访前，克林顿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同德国有着很好的伙伴关系，德国今后将在世界政治中，同样也在欧洲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德国不能逃避领导作用，它除了接受这一领导作用之外别无选择，现在要谈一个德国不起领导作用的世界简直是不可能的。德国不能在责任面前退缩。克林顿还说，德国是美国“决定性的盟国”，两国政府必须为解决国际问题进行“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1]在访德期间，克林顿再一次强调德国的“领导作用”，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基础，“两国伙伴关系需加强”，^[2]“美国将永远同德国站在一起”。^[3]至此，德美关系已由过去主人与仆人关系的阶段发展到共同分享“领导作用”阶段，变成了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被世人称之为“德美特殊关系”的新时期。

1995年2月，德国总理科尔回访美国。会谈中，克林顿接受了科尔关于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北约东扩这三个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向世人显示德国确实是美国的“领导伙伴”，关系特殊。但是，到了1996年，德国开始表现出它与美国的不和，当时德国政府要求美国召回一名在德从事经济谍报活动的外交官，惊动了德美两国朝野和国际舆论。美国驻德大使也长期缺位。尽管如此，德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却很密切，甚至决定组建“德美联合部队”，并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霍克式罗兰式导弹。1998年，德美关系无风波，展示了它们之间利益和矛盾平衡和调整机制的有效运作。

1998年10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与美国“保持一致”。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科索沃的空中打击。这时，施罗德政府不加掩饰地声称：“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推卸责任。”于是，施罗德政府一改第二次战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在外交政策“正常化”舆论的推动下，直接派4架轰炸机参加了对南的首轮空袭。此外，它还在意大利部署了14架“旋风式”战斗机和多架无人侦察机，向亚得里亚海派遣了驱逐舰，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5000多人的兵力。后来，德国又将其派往科索沃的“维和”部队人数增加到8500人，而且，德国将军首次成为包括美、英、法在内的北约派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司令。

德国与美国虽然在基本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体上，特别在关键时刻能保持团结与合作，但在事关国家切身利益的时候又常常争吵不休。1999年上半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都先后发表了一些与美国不同的看法，引起了美国的不满。2000年3月，两国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人选问题发生争执。德国一心想获得这个职位，因为这一位置将加强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是德国统一后树立新形象的一个重要机会。但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在美国明确否决了德国提出的要求其前任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即副部长）魏泽尔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之后，施罗德的首席外交顾问施泰纳说：“德美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争执是一次德国人试图阻止美国政府为所欲为的举动。我们发现这个超级大国不仅要在军事上实现其军事目标，而且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它的全球化规则。”德国现任联邦财长公开指责美国人采取的是“不光明正大的做法”。施罗德总理也公开出面干预，并主动寻求欧盟成员国以及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支持。后经多方斡旋，德国提名另一位德国人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霍斯特·克勒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美国没有再反对，两国争执始告平息。

在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问题上，德国也表示明确的反对态度，它认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打破核均势，并在北约制造双重安全标准；而且美国和俄罗斯的军备控制被打破后，第一个受害的是欧洲，而且德国首当其冲。因此，它积极寻求西欧盟国采取一致立场，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当2000年6月上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德国发表公开讲话时，施罗德总理以罕见的方式当众反对克林顿关于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主张。这些都表明，在继续保持与美国结盟、合作的同时，德国正在显示自身外交政策的特性，以充分发挥德国的大国作用。

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给德国和美国显示其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机会。恐怖袭击事件在德国朝野引起极大震惊。施罗德总理认为，这次袭击事件是“向文明世界宣战”，表示德国坚定地站在美国人民一边，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中说：“在美国发生的事是无法想象的。”表示在这艰难时刻德国人民站在美国一边。后来，施罗德访问华盛顿时，又强调要与美国“建立无限的团结”；施罗德总理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逼联邦议院于11月通过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德美矛盾有了明显的缓和。

但天有不测的风云。2002年，德国与美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发生的严重外交龃龉，令世人瞩目。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要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实行“非纳粹化”之后，德国总理施罗德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德国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冒险行动。他甚至宣称，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德国会出一分钱。施罗德的鲜明反战立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为此，美国专门派驻德大使前往德国总理府进行交涉。不过，美国并不希望因此影响两国关系，所以一直淡化处理此事。无独有偶。9月18日，施罗德政府的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对一小批德国工会成员发表讲话时说，布什抓住伊拉克问题不放，目的是转移美国人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德国《施瓦本日报》援引格梅林的话说：“那是个很普遍的方法，甚至希特勒也那么做。”尽管格梅林后来表示。媒体的报道存在误导，但她并没有否认讲话内容。格梅林的话惹怒了美国。美国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对此立即抨击道：“美国和德国关系历史悠久、非常珍贵，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德国司法部长的话令人无法容忍和不可思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亲自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交涉此事。布什总统的安全顾问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公开说，德国正在毒化美德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发言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施罗德总理本人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谁把美国总统同一名罪犯相提并论，那么政府中就没有谁的位置。”事后，施罗德总理还专门就此事给布什总统去信致歉，但布什仍不给面子，在施罗德大选获胜后，没有按外交常礼给施发电祝贺。直到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布什才给德国总统劳发去贺电，强调要加强美德友好合作。

近年来，每年10月的第一周美国都要搞庆祝美德友好的“美德日”活动。2002年10月6日，布什照例宣布了“美德日”，但此次的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德国政府也专门致电表示祝贺。但事隔几天，《明镜》周刊又透露，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又将布什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当年对待“布拉格之春”的做法作类比，再次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

施罗德总理在竞选中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固然有利用德国内广泛的反战和反美情绪、捞取选票的目的，但也有近年来德美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所导致的必然性。早在2002年7月，德国经济合作部长海德玛丽·维乔雷克—措伊尔就明确阐述了目前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该部的一份内部文件对布什上台以来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以及在20个外交和发展政策问题上的“错误优先权”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和对联合国的态度以及对中东的政策，对伊朗、古巴和拉美的态度，等等。上述内部文件被泄露后，无论是施罗德总理还是菲舍尔外长，都极力缩小这份文件的意义和有意掩饰大西洋两岸的意见分歧，才未引起较大风波。

综观近年来的德美关系一直时好时坏，经常吵吵闹闹。人们不禁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其中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笔者以为择其要者大致有四点：

1.德美地位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差异。“冷战”时，德国生存于美苏严重对峙的夹缝里，随时都可能被苏联“吃掉”或“化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上必须向西方一边倒、接受美国的保护，充当美国的政治奴仆、言听计从，而美国人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也不惜以一切代价扶植德国，如柏林空运、马歇尔计划、支持德国加入北约以及后来几次柏林危机中无条件支持德国等。1990年10月德国统一，重新获得了独立和主权，德国成为国际大家庭平等的一员，20世纪末，开始推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如果说，“冷战”时德国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益的话，那么，现在德国首先考虑的是德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它在争做世界政治大国过程中的战略考量和形象等；欧洲一体化正在迅速向前推进，欧盟的深化与扩大，特别是东扩，正在酝酿和运作当中，作为地处欧洲中心的欧盟大国德国更关心的是它自身在欧洲及欧盟的地位和利益以及如何通过一体化进程保障自身利益。而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它追求的是保持一超独霸的地位，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更是以军事实力的手段，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模式”。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傲慢态度，引起德国朝野和人民的普遍反感。双边利益差异引发德美矛盾迭起。

2.德美两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不同追求和责任感，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德国政府的现任主要领导人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成长起的，他们对德国法西斯没有负罪感，对曾经大力帮助并扶植过德国的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感恩心理，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外交政策“正常化”理论基础上的大国平等意识。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自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受过去移民的影响很深，心狠手辣，极少考虑他人利益。加之，“冷战”时代德美共同的安全利益目前在主要方面已经不复存在，各自主要考虑自身利益，但双方都没有经验，又缺乏合作精神，各自单独面对，结果外部矛盾重重，盟国内部矛盾不断。

3.德国绿党的参政和东部居民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对德美矛盾也起了一定激化作用。德国绿党一向以环保与和平主义为基本理念，1998年10月绿党在德国联邦一级参政后，绿党的上述理念在德国国内迅速普遍化；2002年9月22日德国大选中绿党的高得票率便是一个佐证。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以及作出对伊动武的决定，在绿党理念普遍化的情况下，使得德国内部反对军事结盟以及部分选民中长期存在的反美情绪更加上涨。另外，德国东部选民的心态也更加复杂化。东德选民并不因德国统一、自己获得“解放”而感谢美国，而更多地感谢西德政府，但他们对“二等公民”地位，以及大量失业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满。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本国历史的受害者，而且是当今西方全球化的受害者，从而出现了一种在抽象道德主义中寻求安全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使人感到优于包括盟国——美国在内的一切。这对亲密的德美关系是一种溶解剂。

4.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美国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欧洲的移民国家，仅德国先后就有700多万人移居到美国。但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逐渐形成。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评价就不一样。德国人认为国家是谋求社会福利的工具，它存在于并表现为超国家或社会的机构，是提供社会经济与生活质量保证的工具。而美国人仅希望有一个“开明的”政府，不希望国家对私人生活和经济进行干预；必要时，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是有效的；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提供福利和保障幸福，国家的职责只是确保公民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袭击。德国人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德国人对这些非政府组织一般都给予支持，甚至为它们的会议、研究工作和关于便携式武器的生产与扩散情况的通信提供经费。但美国人普遍重视政府机构，把它看成是实现政治目的工具，而对非政府组织一向不够重视，甚至把非政府组织和主张军备控制、争取少数群体权益以及性别与性平等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看做挑战者而加以排斥，而不是当做盟友。其次，在采取大规模全球行动时，德国人非常强调非军事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把很多精力投入建立与发展各种机构和机制，而美国人却坚持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继续强化武力手段。另外，德国和美国在国际行为动机方面也存在差异。德国人似乎更重视欧洲大陆的合作性机构的道德标准，而美国人更倾向于以美国式的个人信念为标准来考虑问题。^[4]

德美今后还将经常吵吵好好。因它们毕竟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终极战略目标——向全世界推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其次，它们在经济领域关系密切，德美贸易总额每年在670亿欧元左右，美在德投资约1500亿欧元。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不允许其矛盾扩大。统一的德国虽然正在成长壮大，但尚不具备独擎半边天的实力，在某些方面仍要借助美国。因此，矛盾—妥协，再矛盾—再妥协，将是德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时期现象。

（选自刘立群、孙恪勤主编：《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英《每日电讯报》1994年7月4日。

[2]法新社波恩1994年7月11日。

[3]法新社波恩1974年7月12日。

[4]［美］纽黑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丹尼尔·纳尔逊；《大西洋两岸的变化》，载2002年《华盛顿季刊》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