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派”在制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的作用

论“日本派”在制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的作用

刘世龙

有关美国占领日本史的研究，有些课题尚很少有人问津。美国的“日本派”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广义的日本派是个曾影响美日关系数十年的派别，包括战前日本派、战时日本派和战后日本派。^[1]本文的论述范围仅限于战时日本派，着重探讨该派在制定对日占领政策中的作用，兼论其与“中国派”^[2]和“新政派”^[3]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一、美国战时日本派的形成

战时日本派是在美国制定对日占领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日本问题专家集团。该派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倾向于使日本成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力量，起反共堡垒作用。战时日本派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42年8月到同年10月底为萌生期;1942年10月底至次年春为雏形期;1943年春至1944年5月为初步形成期;1944年5月以后为最终形成期。

制定战后对日政策开始之日，即为日本派发韧之时。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就是1942年8月23日。当时，以“东亚通”闻名的布莱克斯利应召到国务院特别研究处组建远东问题小组。10月初，曾为前驻日大使格鲁私人秘书的费尔里率先来到布莱克斯利手下。不久，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史专家博顿副教授和曾任驻日使馆官员的C.科维尔亦加入该组。至此，战时日本派略具规模。

战时日本派与战前日本派并非一脉相传。布莱克斯利在30年代主要在教育界工作;博顿1932年至1936年还在求学，此后一直在大学执教;费尔里虽来自驻日使馆，但却是一个1941年才毕业的大学生。且直到1942年10月才正式进入国务院。从该派早期成员的政治倾向看，1942年已届71岁的布莱克斯利虽在政治上甚为保守，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战前日本派成员格鲁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同与格鲁持对立观点的霍恩贝克结为至交。至于39岁的博顿和24岁的费尔里，就更与战前日本派没有什么瓜葛了。正是他们二人，赋予了战时日本派以战前日本派所未有的活力，使之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战前和战后日本派都不曾具有的温和改良派色彩。

战时日本派的形成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密切相关。以布莱克斯利为例，他在20年代即与这个以东部财团为后盾，成立于1921年的民间机构有联系，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机关刊物《外交》季刊的撰稿人之一。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41年秋组织例行的远东问题研究组时，亦由布莱克斯利任主席。博顿亦参加该研究组。他们两人都在研究组收尾之际调到国务院。这就告诉我们，在战后对日政策制定问题上，对外关系委员会与国务院是有联系的。不仅如此，布莱克斯利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当了近一年的远东问题研究组主席，而到国务院又受命筹建远东问题小组。可见，萌生期的战时日本派，是个有对外关系委员会背景的、不同于战前日本派的新集团。战时日本派在雏形期就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人员与国务院的战前日本派成员的结合体，两者的比例大体上是1比1。起初，来自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居主导地位。后来，随着国务院的战前日本派成员陆续加入战时日本派，导致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学者为中心变为以职业外交官为中心。此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大致到1944年5月1日国务卿特别助理格鲁亲任远东司司长为止，战时日本派基本定型。此后，该派的保守性即大为加深。

二、“强行改革论”的提出

是否有必要在战后的日本推行强制性社会改革，以消除滋生军国主义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制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首先遇到的课题之一。到1943年年中，在已经提出的战后处置日本方案中，唯有战后改革方案另辟蹊径，对后来的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早提出“强行改革论”的，不是日本派(战时日本派，下同)，而是东南亚问题专家范登伯克。他于1943年5月12日在安全技术委员会提出:“我们如能强制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那么日本恐怕就不会再度成为军国主义国家。”^[4]与“强行改革论”相对立的是“说服改革论”和“自发革命论”。“说服改革论”的代表人物是领土小组委员会主席鲍曼。他认为，应利用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来说服日本人自行实施改革。^[5]日本派的布莱克斯利和巴兰坦都持此立场。1943年12月以前的博顿，也不反对这一观点，只是在修宪问题上更强调强制改革的必要性。“自发革命论”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派的霍恩贝克。在他看来，战后日本势将出现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类似的局面，因而美国无需介入。

有关战后对日政策的讨论于1943年6月从安全技术委员会转移到领土小组委员会。在此后为期半年的辩论中，与范登伯克同持“强行改革论”立场的还有《外交》季刊主编阿姆斯特朗。日本派的博顿在1943年底也转到相似的立场，从而对确立“强行改革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强行改革论者中最温和的一员。但应该指出的是，博顿虽和对日强硬派走到一起，但二者的改革主张却存在着不同的大前提。对日强硬派主张强行改变日本的政体，而博顿则主张在政体不变的基础上有限地改革，即用英国式的议会制取代日本的二元制。正是由于博顿的坚持，领土小组委员会于12月底决定:美国在战后的日本强制推行政治改革。

如果说，以博顿为代表的日本派在1943年12月对确立“强行改革论”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它在此前的4个月中，则起着消极作用。1943年7月30日，领土小组委员会就美国战后对日政策进行第3次讨论时，占据对日政策制定班子1/3的日本派极力反对强行介入战后日本的内部事务。积极鼓吹“说服改革论”的日本派所主张的改革幅度令人咋舌。在巴兰坦看来，战后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实属易如反掌。他说:“现在，尽管日本政治一时为亲德的军部左右，但战后一旦恢复言论自由，事态就会为之一变。”^[6]大概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他才认为:“不对宪法作任何正式改变或许会更好。”^[7]这种所谓的改革，当然可以说服日本统治者自行实施了。像巴兰坦这样保守的日本派，并不希望日本社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他看来，“军国主义日本无非是过去十来年间产生的，一时的例外的脱轨现象而已。”^[8]因此，他的所谓非军国主义化就是简单地使日本社会回到法西斯化以前的旧时代。如果巴兰坦的主张被采纳，战后美国就不会在日本实行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了。

三、天皇制的存废之争

美国对日本天皇政策的制定工作，始于1942年秋末冬初。最初的大约半年，是酝酿阶段。此后，日本派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这具体表现在日本派成员科维尔于1943年5月25日提交的题为《日本天皇的地位》的文件中。该文件以废除天皇制和改革天皇制两个方案为前提，提出了限制、改革天皇制的政策。日本派提出这一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是主张战后日本应从“主权在君”的明治宪法体制转变为“主权在民”的议会民主制。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是美国对日本天皇政策的形成阶段。其间，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两度就天皇制问题激烈争论。1943年夏，天皇制的存废之争首次在领土小组委员会爆发。在这场辩论中，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派:主张保留天皇制的是日本派;主张废除天皇制的是由中国派和“强行改革论”者组成的“强硬派”。在日本派的努力下，1943年10月20日设立的国务院跨司的远东地区委员会确认了日本派的改革天皇制方案。1944年2月18日，陆军部民事部和海军部占领地区处要求国务院答复包括天皇制在内的23个问题。于是，远东地区委员会开始就这些问题草拟政策文件。该委员会仅用1个月即由以博顿为中心的日本派拟出题为《天皇制》的文件。从4月中下旬起，该文件提交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并展开激烈辩论。半个月后，终获通过，并于同年5月9日作为战后计划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提出。此文件与一年前出笼的《日本天皇的地位》一致主张，在重点打击军部势力的同时，保留天皇制，并加以利用。至此，日本派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使其主要观点为美国高级决策机构接受。

格鲁于1944年5月就任远东司司长后，就取代博顿而成为保留天皇制主张的吹鼓手。此前，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格鲁来到远东司后，把他在东京时的得力助手杜曼调到手下任特别助理。1944年12月，格鲁升任副国务卿。由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经常出国，格鲁在上任后的半年多中当了5个半月的代理国务卿，从而在政策制定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格鲁在制定对日本天皇制的政策上起了关键作用。1944年底，格鲁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明确提出“天皇地位未定论”。他说:是否保留天皇制，要到盟军占领日本后再决定。^[9]格鲁的“天皇地位未定论”对保留天皇制起了促进作用。到1945年5月，他进而要求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保留天皇制，以换取日本早日投降。如果说，以博顿为代表的日本派偏重于考虑利用天皇为战后的占领服务，那么，以格鲁为代表的日本派除此之外还考虑利用天皇为结束战争服务。这就是所谓“天皇双重用途论”。不过，由于战后时期尚未到来，所以他们强调的重点自然就放在利用天皇结束战争方面。1945年春天以后，用保留天皇制来换取日本在本土决战前投降，就成为日本派和五角大楼的强烈要求。他们共同要求发表带有保留天皇制条款的《波茨坦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原案为日本派的杜曼根据格鲁的指示于1945年5月24日至26日以布莱克斯利和博顿于1944年夏拟就的一份文件为基础起草。该草案于5月28日由格鲁面呈杜鲁门总统。一个多月后的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又向杜鲁门提交了通称为“史汀生备忘录”的文件，以其个人名义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

日本派对促成《公告》的发表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该派对日本统治集团在投降问题上的最低要求掌握得较为准确，从而为美国政府在天皇制问题上做出有利于己的妥协提供了依据。其次，如果没有日本派的坚持，《公告》恐难问世。格鲁在1945年6月18日再度向杜鲁门力陈立即发布含有保留天皇制诺言的对日声明的必要性，终于促使杜鲁门决定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公告》。尽管《公告》中有关天皇制的条款最后让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删掉了，但《公告》的实际含义还是保留天皇制。

由此可知，在日本投降前，日本派始终保持着制定对日本天皇政策的主导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哪些人在何时居主导地位，则因时而异。若以格鲁亲任远东司司长的1944年5月为界，此前对保留天皇制起主导作用的是科维尔、博顿和迪克奥弗;此后起主要作用的则为格鲁和杜曼。

四、限制日本经济规模之争

就最终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而言，如果对政治部分起主导作用的是日本派，那么，对经济部分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则是新政派。如何确定战后日本的和平需要，是美国内部乃至盟国间长期争执不休，一直拖到战后才解决的难题。由于美国最终采纳的是持中间态度的那一派的意见，因而日本派所起的是双重作用:其对中国派观点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其对中间派观点的否定具有消极意义。总的说来，其消极作用远较积极作用为大。

对日本派来说，所谓“日本的和平需要”，既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日本经济的某些部分，使它丧失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也意味着使日本人民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以免滋生反美复仇情绪。日本派出于这一考虑，提出了日本经济复兴问题。1943年7月21日，该派的费尔里在题为《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考虑》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后政策可能是允许并有限地帮助日本获得有活力的经济，其生活水平至少保持在有可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的程度。”^[10]当时的领土小组委员会存在着三派:以中国派的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应使日本社会倒退到农业经济的江户时代，断绝其对外贸易;中间派认为，应使日本经济退至轻工业阶段并不再拥有商船队;以日本派的费尔里为代表的温和派则认为，只需有限地限制日本工业，即:拆除军事工业或转为和平工业，剥夺其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由于日本派并未对冶金、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等作出明确限制，那么战后日本仍可作为重工业国转入和平经济轨道。1943年下半年，日本派在对日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尚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其主张得到了领土小组委员会的赞同。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强硬派，认为日本经济一旦退回到农业社会，就会丧失1/4的人口;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中间派的主张，担心日本将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样，日本派所起的作用就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由于当时日本派与中国派之争是领土小组委员会中的主要矛盾，而且，无论是采纳中间派还是日本派的意见，都要以排除中国派方案为前提，因此，日本派在1943年下半年主要起了积极作用。

领土小组委员会于1943年12月解散后，有关限制战后日本经济规模的争论遂转移到1943年10月设立的远东地区委员会。到1944年春，虽然三派鼎立的局面在该委员会内依然存在，但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强硬派与日本派的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日本派与中间派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日本派在制定对日经济政策中的消极作用随之增大。

从1944年4月起，日本派居优势的远东地区委员会加快了制定对日经济政策的进度。其标志是:从该月开始同时修订CAC-160和SC-101两大系列文件。到6月，CAC-222系列文件的制定工作也加了进来，形成三头并进局面。然而，进入9月，CAC-160文件首先被战后计划委员会退回，变成事实上的废案。同年11月，远东地区委员会所拟的CAC-222a文件亦被战后计划委员会退回重新起草。这样，日本派试图影响对日经济政策制定的两次努力都告失败。此后随着新政派对制定经济政策的影响日增，到1945年4月，日本派就失去了制定对日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它的作用就只限于制定对日政策的政治方面了。此时，国务院又对战后对日政策的制定工作作出明确分工:日本派的杜曼负责政治方面，而新政派的马丁则负责经济方面。

进入1945年后，在限制日本经济规模的问题上，日本派的影响趋于减弱，而中间派的影响则日益增大。其表现主要有两个:①新政派占优势的外国经济管理局在元旦提交了一份战后对日经济政策提案。该文件从中间派的立场出发，主张把日本经济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从重工业阶段退回到轻工业阶段，并将其生产能力限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水平上。显然，如果这一新政派提案得到采纳，那么，日本派要日本成为远东各国最大的资本货物供应国的打算就会落空。②中国派也转向中间派。中国派的领袖人物拉铁摩尔在1945年写道:“贤明的政策应包括禁止汽车和飞机引擎的制造、拆除兵工厂和船坞，至于日本其余的工业，只要世界市场的情况允许，还让它苟存下去。”^[11]

确定战后日本的和平需要，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这里有个“限度”问题:对战后日本的生产规模限制过严，不但要出乱子，还会成为美国的负担。限制过宽，又有“养虎遗患”之虞。显然，当时要确定这个“限度”并非易事。

五、结语

1.日本派从1942年8月至1944年5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政策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确定了美国占领日本的基本目标;促成了美国在战后日本实行强制性改革的决策，并力促美国政府采纳其对日本天皇政策。

2.一般说来，日本派的作用仅限于政策制定的低层次，因而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未能施加影响。例如，关于战后日本领土问题的决定，是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由有关盟国共同作出的。另外，即使在政策制定的低层次，日本派的地位亦非始终举足轻重。例如，在对日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该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从制定纲领性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结果看，日本派影响力的局限性就更明显。首先，该文件的第四部分，即经济政策部分，是新政派的马丁主持制定的。其次，《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初稿，虽然以布莱克斯利所拟文件为基础，但在被反复修改5次后，其正式文本已是诸多势力折中的产物。特别是1945年8月中旬，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一反以往的政策制定程序，在据说只有布莱克斯利一个日本派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对该文件作了全面修改。杜曼虽为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也只在事后被要求无条件地加以追认，因而日本派对该文件的最终形成，并未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3.与战前和战后日本派相比，战时日本派表现得不那么极端保守。作为美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日本派由温和改良派和极端保守派两部分人组成。上述两派的存在，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两大势力在日本派内部的反映:以博顿、费尔里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在思想上受到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一定影响;以格鲁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则受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较大。两派的差异在政党的隶属上也得到体现:温和改良派多属民主党，而极端保守派则多属共和党。日本派中持温和改良立场的人们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的大量封建残余是美国在战后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的障碍，因而不能不予以清除或变革。早在1943年下半年，以博顿和费尔里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就提出了一套有限的战后日本改革方案。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过，随着日本派内部极端保守势力占据优势，该派所起的“进步”作用就更为有限了。

(原载《日本问题》1988年第1、3期)

【注释】

[1]战前日本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美国外交官。他们与同在国务院的中国通因“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的态度不一而分道扬镳，遂形成一独立派别。战后日本派始于1948年6月，其时在纽约成立美国日本委员会。

[2]中国派是太平洋学会的部分学者与美国国务院的一批职业外交官组成的松散联盟。该派的主要成员有国务院的霍恩贝克、范宣德、乔治·艾奇逊、谢伟思、戴维斯、艾墨生、福莱德曼，以及太平洋学会的拉铁摩尔、比森和安德鲁·罗斯。

[3]狭义的新政派指协助罗斯福推行新政的那批人。广义的新政派则有二:一是美国占领日本时盟军总部内的新政派;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制定美国对日政策的新政派。该派的主要成员有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M.马丁、E.海德莉;白宫的居礼;财政部的摩根索和怀特以及军方的T.科恩。

[4]森田英之:《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美国国务院1940～1944》，苇书房1982年版，第94页。

[5]森田英之:《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美国国务院1940～1944》，苇书房1982年版，第98页。

[6]五百旗头真:《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上册，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233页。

[7]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停战到媾和》第20卷，英文资料，东洋经济新报社1982年版，第92页。

[8]五百旗头真:《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上册，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260页。

[9]J.格鲁(J.C.Grew):《动乱的年代》第2卷，波士顿1952年版，第1417页。

[10]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停战到媾和》第20卷，英文资料，东洋经济新报社1982年版，第82页。

[11]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