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与“弱者武器”

三、“国家的视角”与“弱者武器”

与埃斯科巴和弗格森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抨击目标不同的是，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对于发展实践的批评，则强调国家视角的致命缺陷和弱者在被逼无奈时的日常反抗方式，产生了极大的跨学科效应。基于田野的深邃目光和跨文化、跨区域的宽广视野，使他的《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已经成为学界发展问题研究的必读书目。美国人类学学会（全球最大的人类学会）已经为斯科特先后举办过两次年会专场讨论。在学科界限趋于分明的西方学界，如此规模的跨领域越学界交流场合并不多见。

斯科特的论著成为政治人类学和发展研究的经典案例，并不仅仅是由于他采取的不同于寻常政治学研究套路的田野方法和人类学的观察视角，更在于他在讨论中将田野记述与宏大理论有机结合的能力，以及他本人对于社会巨变中普通人（尤其是弱者）命运关注的人文精神。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他对农业绿色革命在马来西亚乡村社会造成的传统道义经济的崩溃、地主群体和失地失势的弱小农户权力关系的失衡和由此带来的后果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认真揣摩（Scott，1985）。在斯科特看来，马来西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进入半边缘这一经济成就，是以农村贫农收入大大落后于其他人群为代价的。他所在村庄在象征绿色革命成果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落成之后，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一工程得到实惠的无非是已经占有大面积耕地的地主和有能力支付会员费及行使相关义务的农协成员。如“绿色革命得失谈”一章所述，农业技术引进和升级的最终受益和受益人，多为有资格获得贷款和有偿还能力的境况富裕的农户。物质基础的改变使这一马来西亚小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穷人和富人间的关系更加难以协调。

在绿色革命之前，马来西亚农村的传统水稻耕种完全依赖手工劳动，是典型的劳力密集性生产模式（包括备耕、水稻移植、收割和脱谷等多道流程）。因而无地贫农和雇农在水田进行的劳动对于地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环节，是秋收的基础。维系地主和农民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是一种被学者称之为“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的形式。农民在实践中发展出的一套旨在规范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过程以及强调社区合作精神的准则，是道义经济存在的文化基础。一般来说，道义经济的运行使得普通农户通过互享食物和劳力的方式，方可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而随着拖拉机和大型收割机的出现，手工劳动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道义经济也随之瓦解。除了秧苗移植之外，绿色革命几乎淘汰了所有过时的人工耕种技术。而农民在这场经济巨变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在传统社区中受人敬重的生产者的角色，而且还得忍受一种由于丧尽文化尊严而带来的巨大痛苦。更重要的是，属于农业绿色革命的利益既得者的地主和新富阶层，试图以一套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霸权话语，来说服和“教育”经济发展中的所谓“输家”，使之心甘情愿地处于社区中的从属地位。

村庄中由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产生的社会矛盾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斯科特似乎都能闻得出空气中的火药味道。实际上诸如焚烧收割机和妇女拒绝参加移植劳动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由于法规和政府高压政策的限制，穷富之间的直接冲突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以弱势群体通过使用“弱者武器”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斯科特将日常生活中弱者武器的独特运用方式作了如下概括：懒散拖沓、装腔作势、擅离职守、假装顺从、小偷小摸、装聋作哑、造谣中伤、纵火和蓄意破坏等等（Scott，1985：ⅩⅥ）。斯科特将弱者赖以表达其抵抗情绪的样式分为“公开的文本”和“隐藏文本”两类。前者可以理解为在强势人物前假意奉承并认同充满和睦、兄弟情谊和传统教义等虚伪辞藻的表面说法。后者则是弱者在幕后通过闲言碎语、冷嘲热讽甚至传谣毁誉来泄愤排遣的方式，是化解公开文本中“霸权话语”（见第三章有关评述）的“背后一套”说辞（1985：27）。隐藏文本准确反映了弱势群体对所处境遇的判断以及对现状的看法和解释。

斯科特对于“弱者武器”和“隐藏文本”的阐述和分析，使田野工作者大大加深了对日常生活中底层民众并不鲜见的抵抗行为的理解。弱者武器和隐藏文本所昭示的抵抗动作，往往出现于农民揭竿而起的主动挑战和忍气吞声的被动状态之间。这种抵抗缺少周密计划和精心组织，与宏观层面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关联，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它在瞬间发生，随即消逝。对斯科特来说，这种时隐时现的抵抗行动是弱者的一种策略，比单纯以血腥暴动来鸣不平的抗争花的代价要低得多，却有更为持久的实效性。而丰富的地方性文化资源也相应为弱者因地制宜进行抗争提供“弹药”的库房。

如果说《弱者的武器》是融田野体验、场景描述和理论辨析为一炉的发展人类学首选案例的话，那么，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则是他将观察方位从“自下而上”改为“自上而下”之后的另一杰作。如《国家的视角》的副标题所示，该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某些旨在为人类造福的项目何以半途而废或一败涂地。具体地说，斯科特想做的是：为未能实现预定目标的、由国家计划的社会工程找出失败原因，证明来自社会和自然界多元并且复杂的韧性在发展实践中往往会抵消看似简单易行的国家政策的力量，并揭示地方性知识对任何旨在改善民众状况的发展项目的决定意义（Scott，1998）。在对丰富的历史和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和比较分析之后，斯科特发现，所有以悲剧告终的、由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多有下列四大失败因子（1998：4－5）。第一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行政措施。第二是极端现代主义，一种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坚定信仰（见第一篇有关社会进化论的评述），这种类似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人相信技术知识可以解决来自人类活动领域所有方面的问题。第三是将极端现代主义的蓝图和设想转化为现实的权威力量。第四是对强权下发展计划毫无抵制能力的民间社会，如将《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两书的观点加以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发展项目失败因素有执行官员缺少的不仅是必要实践知识和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复杂情况的准确认识，而且还有对弱者使用隐藏文本等秘密武器进行抵制的了解和关注。

限于篇幅，本章将省去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旁征博引的论证过程，着重强调此书与其他批评文本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在罗列了大量失败范例之后，斯科特特意在结论部分奉献了对发展实践改革的四点建议（1998：345）：首先是在引导社会发生变化时，要采取分小步进行的实验性步骤；其次是提倡允许走回头路的态度，因为方案的可逆性能避免不可逆转的结果（如生态遭到的毁灭性破坏等）；再次是对发展过程出现的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有所准备，也就是说要有应对“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一事实的承受能力；最后是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参与者的发明创造能力也要有所筹划，经验和见识的积累能使项目设计日臻完美；而经验和见识的一大源头，斯科特称之为“美蒂斯”（metis），来自知识体系（1998：6）。

斯科特对于“美蒂斯”（实用知识）的重视（1998：311－341），使他的宏大叙事与发展人类学者的视野成功地吻合在了一起。斯科特对于实用知识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源自民间（如土著部落）的非正式知识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瓦解的关注，使他研究的学理和应用价值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如埃斯科巴和弗格森的解构努力）。斯科特所指的“美蒂斯”可以表述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这种调适性智慧使土著居民能够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土法”控制病虫害，从而避免了因盲目引进人工技术导致的化学污染和其他不良后果。而来自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智慧，完全有可能成为物种保护和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