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符号和象征体系

五、文化作为符号和象征体系

这是一个笔者在读博时听说的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一批美国和平队队员在南美某国某部落当义工。这些美国白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交往时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沟通上的麻烦事。只要和平队员在工作之余想独处歇息，总有热情的部落成员围上前来搭讪。这些和平队员对此颇感纳闷，然后开始觉得厌烦，最后就想方设法躲避当地人的“纠缠”。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独处沉思是不容他人干扰的私密性极高的事情。而根据当地的习俗，人的日常生活就绝对离不开在社区与他人的交往。只有巫婆和疯子才会独自一人生活。既然这些美国人不会行巫也非神智不全，那么他们的“孤独行为”只能说明当地人还不够好客。随着和平队队员土话水平的日益提高，双方终于领悟到这一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误会。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当地人的眼中，独自下地干活和独自沉思这两种行为，表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

即便在单一文化传统中，哪怕像眨眼睛这样单调的行为也会因语境或场景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一文中，人类学家格尔兹曾就两个男孩互相间对眨眼睛这一动作，进行了一番抽丝剥笋般的描绘和分析，揭示出其中传达出的丰富意义（Geertz，1973）。在他看来，眨眼这在常人眼中再也简单不过的动作，其表达的意思却是多层次的：作为一般生理反应的眨眼和使眼色的眨眼在意义表征上的差别，既显而易见，又难以言传（Geertz，1973：6）。格尔兹的精辟论述，承继了韦伯对于研究符号象征意义的学术志趣，并加以极富想象力的拓展和阐发。格尔兹视野中的文化是一个模式化的整体，一个符号意义系统。而这一符号意义系统是通过客观事物和人物的行为得以公开展示。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类似于男孩互相眨眼所传递的各种不同意义（是生理反应引起的动作，还是模仿、暗示、假装眨眼或是具有反讽意味的动作重复），在一个“深描”的过程中表达出来（1973：5－10）。由此可见，文化就是层层叠叠的文本，充满了人们的各色话语。要掌握“深描”的本事，人类学者就得学会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阅读这些“文本”（这显然不是普通文本），来寻找地方性知识，而不仅仅是揣摩当地人的行为，因为没人有能力知道他们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在以格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诸如符号、动机、情绪和念想之类相当主观的东西，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

格尔兹的文化观在人类学界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尤其是地方性文化开始被看作是一种供当地人阅读和研究者阐释的意义丰富的“文本”。人类学者可选取文化中任何他们感兴趣的方面，通过“深描”获取细节以达到阐释文化意义的目的。而文化意义在任何公开表达的符号形式如言语、仪式和习俗当中都可找到。格尔兹对巴厘岛斗牛的精彩阐释（1973：412－453）表明，游戏和体育运动与宗教仪式和节日一样，是解读社会关系和文化理想的极好素材或文本。这些文本既是表述基本理念的文化模式，也是为了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灌输理念和价值观的社会化过程而存在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美式橄榄球视作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来进行解读，以“破译”隐藏在这一高度仪式化的事件中的符号的方式，来获得对现代生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橄榄球赛是一个文本，赋予我们文化阅读的机会，得以领会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特征以及贯穿其间的团队精神，也加深了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转向符号和象征人类学研究之后的格尔兹，已经不是那位曾经借鉴韦伯的综合分析手段，在传统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对文化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性，作出因果相关判断的田野工作者了（见上文专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沃尔夫（Eric Wolf）对此评论道：格尔兹的贡献在于指出人们对于社会行为的了解是载于符号之中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领会这些符号载体的意义。就权力运作而言，是否有些载体比另一些更重要呢？是否有些载体更具抗压和韧性，而另一些却转瞬即逝呢？这些符号载体是被谁、以何种方式“带入”社会生活的？在何种语境中这些载体得以登堂入室、重复生产和扩展放大？他的“文化”隐喻已不是互为关联的变量系统，而是一种极为松散并随时脱节的章鱼状物（Wolf，1998：60）。

另一位对文化符号系统做过深入研究的是英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她的《纯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一书中（1966），道格拉斯在文化和社会层面重新定义了“尘土”（dirt）一词，指出这一英语常用词语义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了生化和公共卫生常规意义的范畴。为了使大家对道格拉斯的文化观有更深的体会，笔者在课堂教学中曾尝试让乔治城大学和SAIS研究生院的学生在写下他们自己对“尘土”一词的定义。这一办法很有成效。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学生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所以当他们写下的对“尘土”一词的定义时，等于已经两位互相眨眼的男孩一样，发出了有关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信号。果不其然，学生们对“尘土”一词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充满了科学性，有的显现出了道德评判的意味。

这一“实验”结果也许正是道格拉斯所希望看到的。她在《纯净与危险》一书中所强调：在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社会中，人们对洁净的关注不但是出于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秩序的维护。在她看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像尘土这样绝对肮脏的东西。而尘土之所以脏，是因为它没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打个比方说，鞋子本身不脏，但如被置于铺着洁白台布的餐桌上，看来就很刺眼；如果我们在厨房看到属于卫生间的物品，或者发现衣服上沾了遗留的食物，肮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1966：48）。通过对一个简单词汇进行人类学解析，道格拉斯巧妙地让我们看到了符号在人们分类中扮演的角色。在特定语境中人们定义“尘土”一词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进行价值判断。由于猪肉无法在早期犹太教规有关洁净食品的范畴中找到合适位置，难以归类，也就进入了禁忌食品的行列，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尘土”。在纳粹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的种族学分类系统中被视作“尘土”，不幸沦为种族清洗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北美和南非的黑人以及印度的低种姓族裔和贱民，都曾被统治层视作其所在社会的“尘土”，一种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污染源”受到隔离、歧视和迫害。同样是以解析文化符号为研究特色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文本阐释要比格尔兹更为有效。因为她更直接地让我们看到文化作为象征系统和在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