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负面效应与反作用力

第二节　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负面效应与反作用力

一、可能对国家及其责任产生的影响

许多思想家担心国家的作用正趋于消亡，因为国家使命是与主权边界相关联的，国家在边界之内履行其职责和行使权力。如果国界变得千疮百孔，很透明，或任人践踏，那么，国家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就无力了解、跟踪干预或插手其权力和职责之事，在通常的情况下，国家就像一个捕风捉影者。

像鲁德·卢伯斯（Ruud Lubbers）那样的一些思想家甚至认为，依据新凯恩斯理论（Neo-Keynesian），国家曾发挥过保护民族公共利益的功能，现已转为履行保护国际资本和“电子一族”利益的功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已无力在国民产值的重新分配中以较公正的方式发挥作用，也无力保护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同时，国家对保护环境，使环境免受污染和破坏方面，也变得力有不逮，最终将维护不了自己领土的社会安定。

有趣的是，作为国际资本的保护者，国家可能最终不能履行它的新职能，即保护国际资本的收益，保护知识产权，抵制犯罪，保证稳定与和平，而这却是对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的基本保障。

二、社会影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许多国家可能会竞相滑向深渊或低谷，因为他们在争先恐后地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免税、刺激和相对优惠的条件以吸引世界投资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不断上升的收支赤字；为了适应全球化的种种条件，还会发现自己被迫收缩或停止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取消给边缘人和高风险个人的保险。按贾拉勒·艾敏博士的说法，“有些国家正变得滑稽可笑：他具有主权国家的一切外部特征，但事实上，他的任务却只是退让、屈服和接受”。这并不反映反全球化的观点，或从与全球化相对立的思想立场中所产生的观点。但是，全球化最强烈的支持者却对这些思想直言不讳。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穷苦人和不幸者的唯一希望是富人们还记得他们。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是全球化的一位重要作家，她说：“‘千臂电子族’——也许称之为‘千爪电子龙’更为确切——通过交易量达到20.9万亿美元的25个金融市场，控制着国际资本的一半。这一族不仅操纵着金融市场，在市场内投机，动摇他的储备，榨取他的资源，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制裁机构，如‘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穆迪’（Moody）。这些机构担负着监督任务，对各国和各机构进行刺探，潜入其内部，以监视其遵守全球化条件和法律的情况。如果它们胆敢不服从或拖拉延误，就放出猎犬咬噬它们的经济，亮出红牌，将它们逐出市场，毁坏它们的企业。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审计行业的五大公司都是从属于电子一族的美国公司。”

全球化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财务和经济核算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至于那些对“电子一族”的条件和管理表示满意，身穿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金色马甲（golden straight jacket）的人，则持有赦罪符^[14]，被授予为进一步的外国投资和全球化存在作准备的资质证书。其中有些条件，从经济改革的观点看，是必要的，我们并不反对，但还有些条件很可能同某些国家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是相悖的。

“电子一族”所提出的条件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如一切国有公司私有化，内外贸易自由化，取消关税壁垒，限制通货膨胀，收缩政府官僚的职能，废除对外国投资的一切束缚，金融市场自由化，外国人自由置产，取消补贴、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自由化（这方面由个人负责），以及接受全球化的财务审计和核算制度规范化。

1992年9月，曾制造东亚金融危机的“电子一族”成员乔治·索罗斯，就英镑价值评估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生分歧。索罗斯认为英镑贬值不可避免，梅杰对此观点表示完全拒绝，宣称英国经济态势稳固，态度傲慢地决定不听从索罗斯的意见。可是，没过几个月，约翰·梅杰就万般无奈，不得不将英镑贬值12%。

印度发射原子弹时，“标准普尔”立即就将印度从“投资级”降到了“风险级”。

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都曾以不同的形式重现过同样的情景。

全球化体系具有一种将人类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离心力，社会组织因此而动摇松散。全球化体系不能容忍遍及一切由地理界线、民族界线更多的是伦理界线所构成的屏障和限制，因为新体系中的市场不能容忍边界。

全球化体系不考虑我们社会公认的术语所称的“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不是它优先考虑的对象，或者说，得放到最末去考虑。全球化体系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任务交付给了一些软弱的或虚设的机构。大家知道，娱乐型国家或社会福利型国家是俾斯麦^[15]、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创新，俾斯麦创建了养老金和卫生保健，丘吉尔建立了第一种全面的失业保险制度，罗斯福规划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福利国家。他们全都是资产阶级中的高明之士，他们的思想延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盛行。这是他们的聪明之处。

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已达到了自以为不需要公共利益的地步。“电子一族”的贪婪和野心超越了所有的国界达到了不把公共利益当回事的地步。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发出了前已述及的奇谈怪论：穷苦人和不幸者的最大希望是富人们还想着他们或还记得他们。

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是一个具有七千多年文明的国度，有自己的个性，包括根源、传统、信仰、凝聚力、中介性、开放性和民族的独特性。我们不能冒险染上当前形势下可能产生的各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均已经过研究，西方包括其思想家们目前都在谈论着它们。

全球化的影响不光是国家保护社会和平的能力被削弱，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还导致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务市场和劳动力的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

在第三次浪潮下，最初的希望是随着某些职业的消亡，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替代了大批的劳动力，将在同时创造出新的机会和职业，产生出分支产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通过所谓的“垂滴技术”（trickle-down technology）^[16]而再生的工作岗位。垂滴技术将保持不断活跃、更新和催生新技术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确已实现，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和不少国家里，这些希望仍难以应对现实的要求。

以美国为例，受过高级特色教育或大学教育的人与仅接受了基础教育而未完成高等教育的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裂痕。近年来，业已证实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总是与受教育的水平成正比，失业的可能性始终属于那些受教育不完整的人。严重的社会裂痕便由此产生，绝大多数下岗人员都是黑人或少数族裔，这就造成了社会内部的受歧视感。伴随这种社会裂痕的是另一种裂痕——贫富间的鸿沟在扩大。根据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说，“当美国社会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贫困度增加5%，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便增加9%，中产阶层被蚕食的程度也因此加剧”。

在埃及，失业率与教育水平也是相关联的。内阁所作的一份研究表明，1996年埃及受教育者的失业人数达到140万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失业率不到10%，而只受过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者的失业率却超过了80%。

在国际上，率先进入全球化的先进国家很少为失业所困，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运气却要差许多。失业现象在这些国家比比皆是，并发的还有贫困、疾病、饥饿和失落等症状。

这些影响并不局限在直接受害的国家，而且也是威胁着富裕、发达国家的一颗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为非法集体偷渡、恐怖和激进、大瘟疫的蔓延或向富国渗透等各种可能性，都随着全球化现象和通信革命等在增加。

也许是命运的一种讽刺，控制着市场机制、在疯狂追逐利润中不顾及社会和平考量和弱势群体命运的国家，同穷人和弱者一样，它们也会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暴虐中的平等是一种公正”这句名言正以悲剧方式得到验证。

除此之外，全球化机构在国际市场上为穷国劳工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作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而且用童工的现象越来越多，其中包含着各种社会、卫生和政治上的危险和不公。

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必须形成一个社会框架。全球村必须是一个由个人和群体共同关心、全身心参与和人文情感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全球化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经济制度必须从属于人类社会，否则，“电子一族”就会变成一头猛兽，全球村就会变成一座森林。

三、政治影响

“千臂电子族”的控制已经削弱了从国家开始的民主机构，它们是社会和平的捍卫者和支持公共利益的责任人。政党似乎已经最终丧失了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影响，一批政党的领袖也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光环和他们曾经有恃无恐的超凡魅力（charisma），许多人落入“电子一族”的控制，若有违拗，就会遭到他的讹诈。最近二十年间，非官方组织和民间协会的作用，也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借削弱各个党派之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推荐候选人、提供资助和组建选战班子，“电子一族”竭力将手臂伸向（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此外，他还控制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舆论的许多宣传媒体。

最后，民主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是相互矛盾的。民主建立在每人有一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却推崇和鼓励不平等，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与平等相对立的更多利润。同时，市场经济也不能容忍民主制度为保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限制或规则。

在美国社会，大约4%处于社会阶梯顶部的公民，他们拥有的财富超出了占全社会51%的低收入者的财产总和。

看一下全球化的代表人物，我们会发现他们中有些人拥有的财富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总和还多。说来奇怪，东南亚危机的幕后操纵者、一位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乔治·索罗斯，他本人就建有一个非官方基金，其基本宗旨是支持和帮助他所谓的“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und），从他个人资本中拨出的款项，每年达3亿～4亿美元，用来资助不属于政府管理的非官方社团和民间团体，他的活动减少了国家对各个领域的干预规模。难道他是为了让国家指导和管理的手瘫痪，或是为了进行干预，以确保社会和平、公共利益和妥善地分配国民收入，或仅仅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慈善行为？

乔治·索罗斯的宗旨是否源于他的信念，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容忍市场机制渗透到与市场毫不相关的领域中去；市场经济中的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或市场无罪学说）是幼稚、不合逻辑的方法，即便在经济问题上放任市场力量的绝对权力，那也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混乱和崩溃；相信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种无国际社会的国际经济，必须有一种国际政治制度来作出决策，这种制度在本质上应超越国家权力的范围，超越国家的界线？

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究竟是不是旨在为这类实际削弱国家作用的国际政治制度作准备，或者他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是出于慈善目的和人道主义的考量，以表达一种内在的善意或良知的觉醒，他的良知正在清算他天才的投机给千百万受害者造成的苦难？

四、安全

前已述及，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化的两个回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浪潮，有世界大战、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也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浪潮。空前的血腥屠杀造成了一股股非法的移民潮，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在增加，恐怖团伙的活动日趋猖獗，在技术进步领域和通信领域扩散有组织犯罪，既有盗取人体器官的组织，嫖娼和赌博团伙，也有讹诈和精神迫害帮派。

此外，在沦为全球化牺牲品的国家和社会中，许多边缘人群、失落者和叛逆者也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

五、环境

伴随着全球化体系的，是生产率和平均消费量的增加，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稳定政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市场经济始终有目的、有规则地在制造对现有产品的不满，借此来为引进具有新规格、被假设会让消费者满意的新产品铺平道路，接着，再由令人生畏的宣传媒体负责制造新的不满，如此循环往复。用奥地利前财政部部长沙姆彼得（Shumpeter）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毁灭旧的低效产品，代之以假定的高效产品。”

随着生产率和平均消费量的增加，环境越来越恶化，那是因为全球化战略并不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卫生和工作条件等标准。在这些问题上设定最不明确的标准和最低廉的成本，对全球化的经济政策是有利的。由于国家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忙于经济效益和经济改革，环境问题在国家优先考虑的对象中总是排名靠后，同时，又没有一个面对毁灭性消费能让各国特别保护环境的国际机构体系。

环保滞后的毁灭性影响并不限于当代和受害群体，它的危险性还在于，它对未来几代人的能力和权利甚至基因系统都构成了不道德的侵犯。

六、文化

今天，在我谈到了“知识艾滋病”后，议论得越来越多的是凌驾在文化、文明之上的技术控制现象（technopoly），由此产生的种种风气，如道德沦丧、家庭解体、暴力、犯罪、嗜毒、逃避责任，甚至以自杀来逃避生活本身。这些都是风靡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

今天，在先进技术的条件下，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都出现了暴力文化。以暴力为基础的电子娱乐软件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仅在美国一国的年产值就达到了160亿美元。

也许你们还记得我前面所提到的事件，即美国一所学校的两名学生杀害了他们的同学和教师，他俩就是这一毁灭性产业的受害者。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对此类现象提出过警告，称之为“任天堂军事集锦”，如今它却已成为真切的事实。各种调查证实，男孩们观看过这些电子节目，所用的“剧本”就在一个名为Doom（毁灭）的节目中，人们找到了那两名学生为拍摄与进攻学校相似事件制作的录像带，他俩化名为克勒冈（Killagain），意思是“再次杀戮”（killagain）。

此外，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的正式演说中也提醒过要警惕暴力文化。向美国人民播放的录像、电影和电子节目产业已经留下非常严重的影响，它抹掉了好几代人持有的区别真实和想象的分界线。那两个杀害同学的学生，所采用的正是他俩从电脑和录像上看到的剧本，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场景，他俩并没有感到是在犯罪。

科学证明，人习惯了暴力，就会降低他的犯罪感或异样感，不认为这种行为（脱敏行为desensitization）是丑恶的。

如前所说，人对杀戮现象安之若素，就会变得铁石心肠，冷酷地对待杀戮。在我们生活的阶段，我们正在构建世界文化，而暴力和破坏却影响着后代。

美国思想家说：“美国社会是一个受到技术毒害的社会（technologically intoxicated society），没有人否认技术通常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能够为许多国家带来繁荣。技术的生产率和附加值是很高的，能够解决许多难题，治疗许多疾病，也常常能够给生活带来诸多方便。但它并不总是慈善的，也挟带着我们应该警惕的种种危险。技术的基本宗旨是节约时间，现在，我们却发现它吞噬了时间。人类今天已被技术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人们的时间都已被分配用来应对这种抹杀真实和想象之间的界线，为暴力文化铺平道路，影响家庭和社会凝聚力的技术。如今，一个家庭的成员虽同居一宅，却形同陌路。他们各人独处一室，抓住一台机器，孤独地应对各种事物。最残忍的一种孤独就是人类正遭受着的空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