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府藏书述要

明代官府藏书述要

⊙胡长春

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极为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其宫廷藏书汇集了宋、金、元国家藏书的精华，为明代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文、成祖、仁宗、宣宗诸帝又广事搜求，多次下令征访民间遗书，使得以文渊阁、皇史宬为中心的明代皇家藏书琳琅满目、盛极一时。除此以外，明代中央各部院、国子监、地方官府机构、府州县学也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因此，明代的官府藏书确实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宫廷藏书的建立与充实

明代宫廷藏书的兴盛，与明初诸帝重视图书典籍有很大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由于复杂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和受他周围知识分子的影响，懂得了书籍的重要性及其在记载与传授前人历史经验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很重视图书的收藏，并注重访求古今载籍。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朱元璋攻克建康(今江苏南京)，便“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兴师北伐中原，在攻破元大都(今北京)之后，又命徐达“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院典籍以掌之”。这批由宋、金、元历朝遗留下来的秘阁藏书，全部运到了南京，构成了明代文渊阁藏书的基础，从而使明朝的宫廷藏书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文渊阁亦称秘阁，为明代最主要的国家藏书处，同时也是皇帝及朝廷大臣读书、谋划政务之所。朱元璋在定都南京后，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以贮古今载籍。文渊阁占地五间，中置“文渊阁”三个大字牌匾，内置红色书柜若干，供收藏各种图书之用。由于文渊阁藏书中的大部分系徐达从元大都取回之书，而元书多为宋、金所遗秘册，因此，文渊阁藏书保存了宋、金、元三代国家藏书的精华，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绝。除皇帝近臣可入内读书外，凡翰林院的官员均可入阁读书，新科进士入选庶吉士者，也在此修习学业。阁内还设有讲读官员，由数名大学士担任。朱元璋经常驾临文渊阁，与官员谈经论史、议论政事。

洪武元年(1368)，“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显然，大本堂是为太子及诸王读书而设的皇宫藏书处。此后，又兴建了东阁、华盖殿等建筑庋藏古今图书，供殿阁大学士等官员使用。为了管理这些宫廷藏书，朱元璋还设立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秘书监。“洪武三年(1370)，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但是，仅仅在十年后的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因胡惟庸案罢中书省，更定六部官秩，连带秘书监也被废除，所藏古今图籍改由翰林院典籍掌之，从而实际上取消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翰林院典籍共有二员，品级很低，仅为从八品，单靠此二人管理宫廷藏书，恐怕是力所不逮的。

此后，明朝历代帝王大都能继承明太祖重视典籍的传统，广泛进行了多次征访民间图书的活动。史载:“建文即位，尤急儒修，购遗书，申旧典，日惟汲汲不遑逸。”可知建文皇帝也是一个爱书之人。明成祖在位期间，对宫廷藏书重视有加，贡献颇多。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曰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初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晓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解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阅览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也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明成祖提出的藏书遗子孙、书籍之利无穷的藏书理念，极大地体现了他对藏书的重视，这种观念对整个明代的官私藏书都有深刻的影响。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在迁都的前二年，也就是在永乐十七年(1419)，成祖派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运。当时，太子监国于南京，领命遣修撰陈循如数取运，共得书籍一百柜，装船运入北京皇宫。为了存放这些图书，明成祖特建文渊阁于午门之东。但因文渊阁建成较晚，这批北运的图书最初置放在左顺门北廊，直到正统六年(1441)北京文渊阁落成之后，方移入文渊阁东阁庋藏，由专人负责勘点、编目、典守。随着这批图书的北运，宋、金、元的宫廷秘藏再一次汇集北京，明代国家藏书的中心自然也由南京移至北京了。

仁宗、宣宗之时，政治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明代的皇家宫廷藏书进入了极为繁荣阶段。因仁宗在位时间不长，对宫廷藏书起到了重大作用的是明宣宗。宣宗雅好文艺，重视藏书，多次下令征访民间遗书，使宫廷藏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宣宗常临视文渊阁，批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经史要义。宣德间，宣宗还在宫廷之内增设了多处藏书机构与场所。如宣德八年(1433)，为了便于观览，宣宗命“少傅杨士奇、杨荣，于馆中择能书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数本，分贮广寒、清暑两殿及琼花岛”。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故此时的宫廷所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这些书籍多系“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真可谓琳琅满目、珍贵之极。

在明代的宫廷藏书中，闻名中外的皇史宬藏书尤其值得重视。皇史宬位于当时的北京东苑(今天安门东侧南池子一带)，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建成于嘉靖十五年(1536)。始建时称神御阁，在建造过程中，嘉靖帝改名为皇史宬。其规制宏大而敞丽，四周上下俱用石材，不用一根木料。正殿建于一米多高的石基上，殿内大厅无梁无柱，南北墙厚分别为六米，东西墙厚分别为三米。殿前正前方高悬“皇史宬”三字匾额，然而，却把“成”写作“宬”;左右有二小门，曰“龙历左门”和“龙历右门”。殿内地面筑有20座一米多高的石台，其上放置铜皮鎏金的木柜(即所谓的金匮)，用于庋藏明朝历代皇帝的宝训、实录。可见，皇史宬实际上是依照上古金匮石室之义而修建的藏书之所。

皇史宬中存放的典籍，主要是明朝时期历代的宝训、实录和其他重要典籍。其时，每个皇帝驾崩之后，继位者上台后首要的一件事便是为前朝皇帝开局纂修实录，实录修成后，一应草稿全部在椒园焚毁，而将实录正本贮藏于皇史宬。除了历朝的训录以外，皇史宬还收藏有《永乐大典》副本。《永乐大典》是姚广孝、解缙、刘季篪等人奉成祖之命而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共22937卷，11095册，约37000万字，全书编成于明永乐五年(1407)。此书系辑录各类宫廷藏书七八千种而成，征引繁富，卷帙浩繁，所收之书，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还包括许多农业、手工业、科技、医药、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和平话小说、戏曲、杂剧等民间文学作品。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命人将孤本《永乐大典》摹写一副本，至隆庆元年(1567)誊录完毕，后来将此书的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则藏于皇史宬，这足以看出皇史宬在明代宫廷藏书中的地位。

二、南北两京中央官府藏书

笔者所说的明代中央官府藏书，指的是当时中央机构的藏书。洪武初，朱元璋曾一度以应天为南京(今江苏南京市)，以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为北京，并着手营建中都临濠(今安徽凤阳)。这时，南京作为明朝的国都，设有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中央机构，处理天下政务。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南北两京制度正式确立。虽然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北京，但南京依然保留了除内阁及内府衙门之外的一整套中央机构。这种南北两京制度，决定了明朝的中央官府藏书必然集中于南京和北京，从而形成了明代官府藏书有南北两个中心的局面。

1．南京官府藏书

留都南京向为中央官府藏书的集中之地。由于南京在洪武时期的长期作为国都，加上朱元璋重视图书典籍，广事搜求，中央各部院的藏书有良好基础，后来，在成祖、仁宗、宣宗等帝王重视藏书的影响下，南京的中央各部院藏书基本保持了原藏书规模。其时，官府藏书皆有一定之规。正如丘浚所言:“今世天下郡县皆有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之于礼部，藏于朝廷。兵部藏沿边图本。”至于藏书的来源，则主要有二:

一是朝廷颁赐。洪武十四年(1381)，曾颁赐《四书》《五经》于北方学校;永乐十五年(1417)，复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弘治间大学士丘浚曾提到:“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他书籍。”表明官府颁降图书是当时学府藏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另据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内府经厂刻书达到154种，这些内府经厂本曾广颁各处，近如太子太孙、臣属、藩府，远至全国各地的官府、学校。

二是南京各部院、国子监自身曾大量刻书，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南京的官府藏书。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当代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等史籍记载，迁都之前的中央各部院和迁都之后的南京各部院的刻书不在少数。例如，南京礼部的刻书有《皇明祖训》一卷、《补要袖珍小儿方论》十卷、《小儿痘疹方论别集》二卷、《外科集验方》不分卷、《医方选要》十卷、《明伦大典》二十四卷等，南京吏部的刻书有《六经图》六卷、《苏氏易解》八卷、《吕氏家塾读诗记》二十二卷、《南京吏部志》二十卷等。此外，南京兵部、都察院、太常寺、尚宝司、僧录司也有部分刻书。上述官刻本图书，是明代南京各部院藏书的一个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子监是明朝的最高学府之一，其藏书、刻书的数量较为丰富，堪称南京各部院之最。南京国子监的前身是大明国子学、国子监，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北京国子监为大明国子监，原设在南京的国子监称南京国子监，简称北监、南监。南监东有太庙，西为太学。太学的主体为七堂，正堂一，名彝伦堂;支堂六，依次为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起初，正堂和六支堂既是授课、考课之地，又是藏书之所。弘治四年(1491)，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将年久倾圮的厢房改建为东西书库，均为两层七间，楼上庋藏书籍、版片，楼下开局印书。故南监除七堂外，又有东西书库藏书。同时，又设典籍一员，从九品，掌监用书籍、书版。

据明黄佐言:“集庆路儒学官书有宋御书石经本，且多诸家奇收，卷帙数以千计。经兵火后，元人收购也略全备，及改为国子学，而元书皆不存。今本监所藏，乃我累朝所颁及递年所积之书也。”即元代集庆路(治南京)官学藏书极富价值，但经元末战乱后，由其是在明初改集庆官学为国子学之后，元书皆散佚无存，后来的南监藏书都是入明以后历朝积累而成。同书又载，嘉靖间，南监藏书143种，有的一书数部或数十部，有的一书一部，分藏于彝伦堂(正堂)及东厢房之中，六支堂藏书只有工部新印的二十一史。与天顺间的官书目录相较，原目150种，已亡佚7种，藏书也有散失若干页、若干册者。

除上述藏书外，南京国子监还保存有大量书版。据历史记载，南监众多的书版来自原南京的大明国子监，而明初国子监一方面继承了元代集庆路儒学的书版，一方面又汇集了全国各地送来的大量书版。这便是洪武初年，朱元璋命令将原杭州西湖书院的宋朝国子监书版20余万片全部送到大明国子监保存，以利整理重印。迨至嘉靖年间，南监仍保存有书版共276种，其中制书类19种，经类53种，史类50种，子类23种，文集类22种，类书类9种，韵书类9种，杂书类86种。这些书版多是宋元旧版，一加整理刊印，便可使这些宋版元椠化身千百，成为版本优良的重要藏书。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的南监所刊书籍有:经类、史类、子类，凡270种。其中有新编辑刻印的，也有利用前代书版修补重印的。最著名的有“二十一史”，其中《宋书》等7种为宋刻，辽、金史翻刻宋版，宋、元史出自明刻，其余十史皆为元刻，成为有名的三朝本。

都察院是明代的监察机构，设有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司狱司四个办事机构，以及按布政司划分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史载，南京都察院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如都察院经历司掌管的典籍与书版有:《大明令》《皇明奏疏》《留台杂考》《草木子》《阴阳捷径》《律条疏议》(各一部)、《金陵图版》(一片)、《十三省图版》(八片)、《九边图版》(八片)、《国士懿范》《掾史芳规》等。福建道收贮的书版有:《留台奏疏》《三边奏疏》《杨升庵文集》《罗念庵集》《杨文忠集》《林伐山》《阳宅集成》《酉阳杂俎》《正续笔丛》《赵文肃公集》《九边图》《金陵图》等。尽管上述典籍与书版仅仅是南京都察院藏书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说明南京都察院的藏书包含的子史文集地图等各个方面，其范围十分广泛。

2．北京官府藏书

明成祖靖难成功，很快便着手营建北京，至永乐十八年(1420)诏告天下，以北京为京师，改京师为南京，又于次年正式迁都北京。随着南京文渊阁藏书各择其一运往北京，北京逐渐成为明朝官府藏书的中心。除前文所述琳琅满目的北京宫廷藏书外，北京国子监、都察院、行人司、礼部的藏书与刻书的情况，皆历历可考。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置国子监于顺天府，是为北监。北监的规制与南监大体相似，除正堂彝伦堂外，另建有五厅(绳愆、博士、典籍、典簿、掌馔)、六堂(率性、诚心、崇志、修道、正义、广业)。其中，典籍厅以典籍居之，分掌图书、书版。关于明代北监的藏书，郭磐《明太学经籍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该书目著录北监藏书88种，每书记书名及本数。这些藏书大部分为经书，少部分为子、史类书籍，以所藏书橱排列，共分7橱。此外，该书目还收录了北监所藏书版76种，每种记录了版刻的书名及块数。

北监还刻有一定数量的书籍。据明周弘祖所见，北监刊刻的书籍有《临川文集》《淮海集》《东莱集》等41种，所刊书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内容较为广泛。当代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了明时北京国子监所刻书籍20种，这些书籍多系周弘祖所未见者，实可补《古今书刻》所未备。但总的来说，北监的刻书大大少于南监。

典籍厅是北监的藏书之所，共有五间，用于贮藏书籍与石刻。典籍厅附近的载道所，亦有五间，凡各类颁降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皆在此分类藏之。值得注意的是，北监的图书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如专有《经籍书版簿》，用于登录载道所的书版情况，凡有损坏、废缺者或已委官修补者，均详录于其簿册中。每年夏季，都要清点载道所的书版，由工匠取出曝晒，同时，委官修补缺损书版。此外，各厢厅堂人员取阅书籍的情形及印书用纸数量等，也专立簿册登记，以备查询点校。

在中央各部院中，行人司的藏书十分引人注目。行人司的职责是专司捧节、奉使诸务，除有时奉旨差遣出使外，行人在平日里属于“清曹散吏”，有较多的时间用于读书，他们组织诗会、讲学会、讲律会，形成了崇尚读书的风气。明陈继儒曾经说过:“行人司有例，其以事奉差复命者，纳数书于库。秘阁而外，差可读者，此耳。”这就说明，行人司的藏书，几乎可以与内阁藏书相媲美。

万历三十年(1604)，行人司司正徐图，组织编写了《行人司书目》，详细介绍万历间行人司的藏书情况。《行人司书目》共著录行人司藏书1500余种，每种书仅著录书名、本数，内无版本、无著者、无卷数。该目不依传统四部分类法，而分为六部二十小类。其中，典部包括典故类、奏疏类(明代);经部包括经类、说经类、儒学类;史部包括正史、稗史、杂记、奏议类(明代以前)、地理类;子部包括诸子类、道类、释类、兵家类;文部包括类书类、古文类、古文集类、国朝文集类、古诗集类、国朝诗集类;杂部包括书画类、方技类。尽管该目编制较粗糙，但从该目录来看，行人司的藏书是较为丰富的，社会上罕秘不传之本，往往有之。

行人司藏书的扩充，得益于一个颇具特色的购书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凡乘使车，事竣报命，无不购书数种为公贽，贽即留置中。”即行人出使地方，必须购买数部图书来充实公藏。因有此种外出购书的制度来作保证，经过长期的积累，行人司书库异书毕集，俨然邺架。据徐图《行人司书目》凡例中所言，行人司的图书管理也订立了严格的制度。如规定主管离任时，必须索还全部借出之书，对藏书进行清点交割;观书只宜在官署，不得携带书籍外出，借书还书随时登记;藏书仅供本署人员使用，不对外人开放等等。这些400年前制订的图书管理规则，竟然与今天的图书馆借阅制度有不少相似之处。

北京其他中央官署的刻书、藏书的风气也很盛。据明周弘祖所见，至隆庆间，都察院刻书有《史记》等33种。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了明代礼部、工部、兵部、大理寺、太医院等衙署的刻书情况。如礼部刻书有《嘉靖二年会试录不分卷》等;吏部刻书有《吏部职掌不分卷》等;工部刻书有《工部厂库须知》12卷等;兵部刻书有《太阅录》2卷等;大理寺刻书有《横渠经学理窟》5卷等;太医院刻书有《经验奇效良方》96卷等。上述部院刻书，加上历年所颁之书，可能就构成了这些中央官署藏书的主体部分。

三、地方官府及学府藏书

明代在全国设置15个省级单位，包括北直隶、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这些地区都是明朝稳定的统治区域，称为“两京十三布政司”。布政使司以下，改元朝的路为府，府以下有属州和县;但是同时又有直属于省的直隶州，行政级别等同于府，直隶州下也领若干县。同时，明朝在天下府县皆立儒学，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官学系统。上述各级地方官府藏书和学府藏书，也是明代官府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地方官府藏书

对于省、府、县衙门的地方官府藏书，历史上未见太多确切记载。但是，从明周弘祖《古今书刻》的记载来看，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及其所辖的府、州、县衙署的刻书数量相当大，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清理出不少有关地方官府藏书的线索。据史书所载，自明嘉靖至隆庆间的数十年间，全国大部分布政司和府县衙门都刊刻了大量图书，其中，尤以南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地方官署刊书最多，这与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极度发达、藏书风气较全国其他地区为盛的情况是一致的。现将是书所载上述地区的刻书胪述于次:

北直隶:顺天府刻有《史钺》等8种，保定府刻有《府志》《祁州志》等13种，真定府刻有《九边图》等11种，永平府刻有《古文精选》等3种，河间府刻有《河间志》等9种，大名府刻有《经验方》等18种，广平府刻有《大学明解》等13种，顺德府刻有《薛文清集》等3种。

南直隶:应天府刻有《句容志》等9种，苏州府刻有《史记》等179种，松江府刻有《松江志》等25种，常州府刻有《初学记》等45种，镇江府刻有《管子》等11种，徽州府刻有《天原发微》等31种，池州府刻有《东冈文集》等3种，宁国府刻有《宛林诗集》等14种，太平府刻有《风俗志》等7种，淮安府刻有《淮安府志》等25种，扬州府刻有《广文选》等75种，庐州府刻有《春秋列传》等15种，凤阳府刻有《中都志》等6种。此外，安庆府、广德州、滁州、和州等州也分别刻有图书1—6种。

浙江:布政司刻有《东汉文鉴》等8种，按察司刻有《疑狱集》等6种。杭州府刻有《大唐六典》等30种，嘉兴府刻有《陆宣公集》等20种，湖州府刻有《皇明诗选》等4种，宁波府刻有《汉隽》等24种，绍兴府刻有《唐诗选》等15种，台州府刻有《临海志》等7种，金华府刻有《宋潜溪集》等23种，衢州府刻有《杜律虞注》等4种，严州府刻有《观光集》等8种，温州府刻有《四书管见》等5种，处州府刻有《翊运录》等19种。

江西:布政司刻有《军政条例》等21种，按察司刻有《桂洲集》等20种。南昌府刻有《徐苏传》等23种，饶州府刻有《寓庵集》等7种，广信府刻有《文章轨范》等13种，吉安府刻有《邹东廓集》等46种，建昌府刻有《养生杂纂》等20种，抚州府刻有《吴文正公文集》等11种，袁州府刻有《诗经集注》等16种，临江府刻有《金川玉屑》等39种，赣州府刻有《虔台志》等18种，瑞州府刻有《唐诗鼓吹》等20种，九江府、南康府、南安府分别刻有典籍4—8种。

福建:布政司刻有《大明会典》等18种，按察司刻有《五经集注》等10种，盐运司刻有《丹溪医案》等4种。福州府刻有《文苑英华》等16种，兴化府刻有《莆阳文献志》等2种，漳州府刻有《陈布衣遗稿》等6种，泉州府刻有《五经白文》等5种，延平府刻有《玉机微义》等4种，建宁府刻有《四书集注》等17种，邵武府刻有《四书白文》等5种，汀州府刻有《诗法源流》等6种，福宁府刻有《石堂文集》等2种。此外，全国其他省级官署及府县衙门也刊刻有不少典籍。

笔者在此不厌其烦地列举出上述省份的地方官府刻书，主要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地方各级官府皆有刻书之定例，刻书不是某个人偶一为之之事，而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广泛参与。刻书是藏书事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一个地方刻书事业的发达，必然会推动藏书的兴盛。上述地方官府大量的刻书，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会充实到各级地方官府藏书中来，这就说明明代的地方官府藏书应当是较为丰富的。

2．学府藏书

在明代各级官府与各级学校藏书之中，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是地方各级学校藏书。据有关史料记载，全国各地和府、州、县学之中，绝大部分都建有尊经阁以藏书，或建有赐书楼以贮颁降书籍。在各地的地方史乘中，就记载有不少关于府县儒学的藏书情况。

史载，南直隶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泰州、嘉定县学的学宫内，均藏有数量不等的图书。在明万历间，通州州学藏有《四书大全》等10种颁降书籍及4种增置书籍，俱藏于州学之尊经阁。10种朝廷颁降书籍为:《四书大全》《易经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这10种颁降书籍在全国其他府、州、县学的藏书目录中累累现身，实可视之为全国地方学府的固定藏书和生员的通行读本。通州所辖的海门县学，藏有《四书大全》等11种图书，即以上述颁降图书为主。崇祯间，泰州州学的藏书有《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大全》等21部，其中多属朱熹与王阳明的理学著作，但未见有颁降书籍。与通州、泰州相较，嘉定县学的藏书更为丰富，史籍中的记载也更为详赡。至万历间，嘉定县学尊经阁积存的藏书有:嘉靖十六年(1537)知县李资坤函至42种;万历十九年(1591)礼部尚书徐学谟增置17种;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县韩浚续增18种;其他学官与生员增置32种，共计109种。上述州、县学藏书，无疑是南直隶学府藏书发达的一个缩影。

与南直隶相较，浙江地方的学府藏书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洪武七年(1374)，杭州知府王德宣重建府学，捐俸置书凡31部。永乐间，朝廷赐书凡17部。正德十二年(1517)，浙江提学副使刘瑞见府学藏书不多，请以刑金购求书籍万余卷，藏于府学之尊经阁。刘瑞撰文勒石，以记其事，碑阴详细列出所购书籍的书名、部数、册数，凡129种。又据范锴《吴兴藏书录》载，湖州府学中的大量藏书，皆浙江按察司副使刘瑞于正德间发学公贮备览，每册有隶书题记，盖有提督浙江等地学政关防;《宁波府志》中的明初颁降书目，载有《大诰二编》《减繁移行体式》等颁降图书17种;《封丘县志》记有洪武十四年(1381)所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永乐十七年(1419)颁《大诰》《大明律》《五伦书》《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劝善书》。因此，浙江杭州、宁波、湖州三地的学府藏书皆有案可查，其中尤以杭州府学的藏书最为丰富。

江西一地的学府藏书也较为发达。据有关地方史志记载，吉安府儒学学宫内，藏有《大诰》《孝顺事实》等朝廷颁降书籍;新喻县(治今新余市)儒学内贮有《洪武礼制》《洪武正韵》等书籍，共21部;瑞金县儒学尊经阁贮书为《四书大全》《易经大全》等，共40部;万载县儒学贮藏的书籍有50部，800余本;瑞昌县儒学为35部，同为800余本。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府县，当地社会名流、文人学士主动捐书，从而推动了学府藏书的建设。如万历十四年(1612)，南城县左宗郢将自己平生所积图书307种尽数捐给建昌府(治江西南城)儒学，以资学者阅览。其中，经14部，计280本;史15部，计325本，集27部，计198本;律7部，计57本;奏疏30部，计199本;志197部，计800本;杂书22部，计37本。新城县(今江西黎川)王材，对扩充县学藏书，也是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从以上诸多史志的记载中，可以窥见明代江西学府藏书之大略。

参考文献

［1］姚广孝、夏原吉等:《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傅维鳞:《明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4］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张辅、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

［6］《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

［7］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8］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9］林云程等:《通州志》，明万历刻本。

［10］胡长春:《明代江西藏书述略》，《江西图书馆学刊》，1998(3)。

［11］李自滋等:《泰州志》卷2，明崇祯刻本。

［12］韩浚等:《嘉定县志》卷3，明万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