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家宪法日的产生

新华社　霍小光　陈　菲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霍小光、陈菲） 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确立国家宪法日，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从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将这一天定为国家宪法日，到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一周多的时间里，党的主张如何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怎样履行法定职权的？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讲述立法背后的故事。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今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第二天即10月24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专题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将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任务逐项梳理，明确工作进度和责任部门。当时，摆在大家面前最为急迫的一项任务就是关于国家宪法日的设立。

“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须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这是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的一个核心思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说。

依照法定程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10月下旬将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此前，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已经提出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但在当时，四中全会尚未举行，因此设立国家宪法日的议案未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按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如果10月底召开的这次会议不能就设立国家宪法日作出决定，就需要等到12月下旬举行常委会会议时再进行审议决定。

“如果这样安排，就来不及以法定形式将今年12月4日确立为首个国家宪法日了。”阚珂说。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立即启动法律程序，确保将设立国家宪法日的议案提交10月27日开始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只有短短三天时间，所有人都意识到，既要以最快速度完成议案准备和提交工作，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这是对立法工作的一次考验。

“10月24日那天，下午4点多接到任务，6点半拿出议案初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对议案稿进行了研究讨论。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召集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进行到10点多，对议案文稿进行逐字逐句审改，并研究了首个宪法日的活动安排和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回忆说。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作出请示，建议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增加这项议程。”阚珂介绍说。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均应经过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批准后，11月27日早上，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之前，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召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委员长会议，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一致赞成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充分进行审议，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11月27日下午，常委会组成人员就设立国家宪法日的议案进行分组审议。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与会者并未因为党的四中全会决定中已经提出了国家宪法日的具体日期，就在审议中简单地表态支持。大家从法理、宪法历程、立法意图等多个方面，对议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审议。

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都赞成设立国家宪法日。同时，有的同志提出，是否以“五四宪法”即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的日期——9月20日作为国家宪法日更好。大多数同志认为，设立国家宪法日不是单纯的纪念日，主要是为了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宣传教育、促进宪法实施，因此还是以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通过的日期——12月4日作为国家宪法日更具有现实意义。

“这一意见得到了广泛认同。”阚珂说，正是基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充分审议，不仅最终以高票表决通过了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而且决定稿吸纳了大家的审议意见，增加了“现行宪法是对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表述，使设立宪法日的意义更加凸显。

在阚珂看来，通过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设立国家宪法日议案，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一次成功实践。

宪法宣誓制度需要法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的部署，除了设立国家宪法日以外，还涉及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开展宪法教育等多个方面。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加紧推进四中全会确定的相关任务的贯彻实施。依照法定程序设立宪法日，就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关于宪法宣誓制度，阚珂介绍：“这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涉及宪法性的制度安排，宣誓誓词、宣誓程序、宣誓方式等都应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正在就此进行专题研究。”

《揭秘国家宪法日的产生》稿评

崔俐莎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新华社记者霍小光、陈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家宪法日之后，及时采写了《揭秘国家宪法日的产生》获得中国人大新闻奖报纸、通讯社作品通讯一等奖。

一、立意深远体现记者政治性和敏锐性

设立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基本原则、活动准则，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将有助于教育引导各级组织和全体公民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增强宪法观念，自觉履行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对于提升整个国家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也和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整篇稿件的采写体现了记者对党和国家大事报道的政治性和敏锐性。生动深刻地记述这一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不仅较好地宣传了国家宪法日，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出的努力，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抓住社会热点及时深入采访

我们都知道，从2001年起，每年的12月4日都是法制宣传日。而从2014年开始，这一天又成为了国家宪法日，主要源于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将这一天定为国家宪法日。

除大力宣传设立国家宪法日的意义，很多人还很关注从四中全会提出，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党的主张如何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是怎样履行法定职权的？记者抓住这一问题，及时进行深入采访，采写了《揭秘国家宪法日的产生》一稿，回应了社会关注，讲述了立法背后的故事，进一步宣传了人大常委会工作。

三、紧扣主题词挖幕后讲故事

文章从四个部分入手：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充分进行审议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宪法宣誓制度需要法定，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分别介绍了这一议题最初是怎样提出来的？是怎样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常委会委员在审议过程中又提出了哪些建议等等。

文章采写深入，紧紧围绕“揭秘”这一主题词，对立法过程中的很多细节予以披露。例如，文章介绍“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10月下旬将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此前，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已经提出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但在当时，四中全会尚未举行，因此设立国家宪法日的议案未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由此，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心，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办理呢？文章紧接着通过一段非常生动详细的描写，记述了当时发生的“故事”——“10月24日那天，下午4点多接到任务，6点半拿出议案初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对议案稿进行了研究讨论。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召集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进行到10点多，对议案文稿进行逐字逐句审改，并研究了首个宪法日的活动安排和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作出请示，建议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增加这项议程。”

总之，文章特点鲜明，充分介绍了国家宪法日产生的前前后后，也充分展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堪称一篇正面宣传报道佳作。

（作者为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第25届中国人大新闻奖评委）

一部小小手机连接中国根本政治制度

新华社　集体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孟娜、姬少亭、梁赛玉） 全国人大代表雷军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比着剪刀手的自拍照，通过手机传到了许多人的新闻客户端。这次两会，这位手机制造商带来了关于IT通信产业发展的建议。

像雷军一样，正在参加此间两会的几乎所有代表委员都有手机。中国是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据工信部今年1月统计，中国手机用户已达12.86亿。

但手机二三十年前在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物。

据媒体报道，1987年前后，广东有人用在当时够买一辆汽车的钱，买下了一部“大哥大”，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手机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深厚的渊源。

同样是1987年，“大哥大”的发明公司——摩托罗拉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办事处。1992年，摩托罗拉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1.2亿美元的大笔注资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

改革开放后，正是因为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通过并颁布外资企业法，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才成为可能。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

当时，对于要不要用法律保护外商投资，中国人还存有争议。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挣的钱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受到保护。

手机最初出现时，天价的售价和通信费使普通中国人望而却步。但现在手机甚至可称为“易耗品”。不到一千块钱——一块汽车挡风玻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部雷军公司生产的手机。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奇迹。三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修改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涉及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以保障财产所有、合同自由、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秩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百姓都大大受益。

一部手机的研发和生产背后有很多部法律的支撑，它们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包括民法、物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合同法、公司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看来，如果把手机产业链从研发、生产到流通、销售、售后、内容传播等方方面面都算上，一部小小的手机几乎连接着中国现行的所有法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手机的关系愈发密切。

如果你的手机坏了怎么办？根据2013年10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要在发现质量问题的六个月内，消费者都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商家则有义务自证它生产、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不存在质量缺陷。而在以前这类事情要求消费者自己负责举证。

另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智能手机中存在预置应用软件，很多不可卸载，这些软件偷跑流量、侵占内存、盗取信息。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法律。

“手机预置软件无法自由卸载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购买什么样的手机，有权选择是否卸载自己不需要的预置应用软件。”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说，生产商或经销商利用技术手段使手机预置软件不能卸载，这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015年初，国际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因为违反中国反垄断法律，被国家发改委开出了60.88亿元的天价罚单，这是手机、IT业界密切关注的大事，也成为了影响世界投资和贸易的新闻。

全国人大每年还开展执法检查，涉及知识产权、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市场秩序等方方面面，这也影响着手机行业的发展。

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也出现了手机及其相关产业的生产者、研发者。他们在两会上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

雷军说，智能手机取代了很多产品，手机已经变成照相机、录音笔、收音机……手机极大改善了人们的使用体验，“智能手机应该说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发明”。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随身带着三个手机。“平均每个人每六分钟就看一次手机，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器官。”刘庆峰说。

这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预言，基于更便捷的交互界面——语音识别和面部识别，以及更强大的人工智能，中国的未来将更令人兴奋。他正在加快研发这个“超脑”，并把三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建议带上两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需经近3000名人大代表审议后交付表决。如获通过，它将进一步改变手机行业的面貌。

另一件会影响IT通信产业的大事是，今年2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该法案旨在调动中国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为中国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增添动力。

手机也在改变着中国两会。十年前，手机还主要是代表委员、新闻记者打电话、发短信的单纯通讯工具。现在，不少代表委员开设了微信公号，用它来征集社情民意。

在移动互联网大势所趋之下，人大、政协都有自己的手机应用APP，人们安装后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两会资讯。人大、政协也在社交网络上落户，在微信上开通了公众账号，推送最新会议信息和服务咨询。

从手机上，可以看到建立60多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仅是手机，亿万百姓的每一样日常用品乃至一言一行，无不与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发生着密切联系。

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也可以写得“小清新”

崔莉莎

五个女记者一起策划、一起调研，厘清一部小小手机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2015年宣传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作品中，颇具新意的一篇文章。原来“高大上”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可以写得如此“小清新”。

这篇稿件找到了根本政治制度与每一个生活的巧妙连接点——手机。这既是将政治报道与科技报道相联系的有益尝试，也是“小切口、大主题”对外报道手法的充分运用。中国有近13亿手机用户，几乎每一个人看到这个题目都有把文章读下去的想法。巧妙的角度是这篇文章获得好评和较好传播力的最重要因素。

活泼的基础是严谨和细致的调研。任何一点瑕疵都会损伤文章的公信度。记者报道人大立法工作十年有余，亲历和报道过很多部法律的诞生和修改，为采写这篇稿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为了采写这篇稿件，记者也做足案头工作，并采访法工委多名专家。这篇文章探究了近20部法律与一部手机从研发、生产到流通、销售、售后、内容传播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其调研工作量不少于写数篇学术论文，确实是“字字有出处，处处有考虑”。

但新闻作品毕竟不是论文，它要让中国人，外国人同时读得懂，才能达到传播效果。作者善于添加背景，善于类比，善于现场描写，让每个人都能读懂一部手机背后的宏大政治与法律背景。

稿件的开头比较巧妙，从全国人大代表雷军在人民大会堂前的自拍照开始写起，轻松引入正题。稿件中背景添加非常巧妙，又很说明问题：“1987年前后，广东有人用在当时够买一辆汽车的钱，买下了一部‘大哥大’，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现在手机甚至可称为‘易耗品’。不到一千块钱——一块汽车挡风玻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部雷军公司生产的手机。”记者将不同时期手机的价钱与汽车和汽车挡风玻璃的价钱作参照物，一下子就很直观，也很有说服力。

稿件没有仅仅局限于探究手机与立法的关系，还写出了手机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政府工作报告与通讯技术业的关系；每年两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不断演进，以点带面，行云流水，令人信服地表达了稿件所要表达的主题：“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仅是手机，亿万百姓的每一样日常用品乃至一言一行，无不与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发生着密切联系。”

总之，这样的报道灵动、接地气，将宏大主题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手机相联系，有想象力、有相关性，别具一格，播发后海内外主要媒体广泛转载，是一篇宣传中国人大制度的范文佳作。

（作者为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第25届中国人大新闻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