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Zipf的省力原则 （the Prineiple of Least Effor） 认为， 用词的经济性需要从说话人和听话人两方面考虑。 说话人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 而听话人则认为每个词都只有一个意义才是最省力的， 这两种力量在冲突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省力 （Zipf George Kingsley.1936）。 在这一前提下， 人们说话的时候， 并不总是需要把最深层的语义内容全部转换为语音表现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而只需抓住语句中的部分语词， 省略掉其他—些语词。 在受话者这一面， 依据经验， 本能地将对方说出或写出的部分语词兑入某一深层的接收话语机制 （心理装置）， 便可以立即意会出这些语词所代表的全部语义内容。 例如逢人不必说“在早晨你好” “今天早晨你好”， 只说 “早晨好” 即可。 “早晨好” 一语的语用焦点是人， 不是早晨。
日常口语中存在许多这样的半截子话， 例如 “吃大碗” 等于说 “吃大碗盛的饭”， “吃食堂” 等于说 “吃食堂里的饭”。 古代也有同类现象。 例如《论语·雍也》： “子曰： ‘赤之适齐也， 乘肥马， 衣轻裘。’ ” 其中 “乘肥马” 不是 “骑乘肥大的马”， 而是 “乘坐肥马驾的车”。
对于这一现象， 吕叔湘先生早有发现， 他说： “汉字不表音， 便于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 比如嘴里说 “眉毛和头发”， 笔底下写 “眉发”， 既省事， 又 ‘古雅’， 一举两得。” （ 《语文常谈·古今言殊》， 三联书店，1983）
“从心理上看， 这种抓住几个关键语词理解一句话或几句话的现象， 正是人们理解和记忆机制的普遍规律的反映。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A.A. 列昂捷耶夫根据大量心理实验得出结论， 人们理解和记忆话语都无需掌握一句话的全部词汇， 即只须抓住几个 ‘意义支点’ 便可。 这正是人们虽然往往不能准确复述别人的话， 却能相当准确复述其大致意义的心理原因” （转引自伍铁平 《礼貌语言中的语法》， 《语文研究》，83，1）。
列宁的快速阅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一次， 列宁在西伯利亚的一条河上乘船旅行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在读。 他不用半分钟就用手指翻一页。 一位女旅伴好奇地问： “你是在一行行地读呢， 还是用眼睛随便在每一页书上溜一遍？” 列宁含笑回答： “当然罗， 我在读……而且是很仔细地读， 因为这本书值得认真读一读。”
列宁在阅读的时候， 不可能也不必要将书中的每一个单词都一个不漏的看过， 但他能够做到 “很仔细地读”。 这里， 列宁就是凭借使用本族语的经验， 采用抓住意义支点的方法阅读的。 可见列宁快速阅读的关键不在于目光移动得快， 而在于能迅速获取意义支点并加以综合， 从而象牵牛鼻子一样掌握文中的全部内容。
语言在长期的使用中， 总要找到适应环境的约定俗成的简化形式， 而且不一定是一次成功的， 有时可以简而又简， 直至几乎剩下几个 “超级意义支点” 才算了结。
汉语意义支点及其序列具有很大的信息蕴藏功能， 尤其是超级意义支点， 几乎是一种信息的 “全息” 载体。 阅读问题专家O.A. 库兹涅佐夫认为文章的水分有时达到75％的程度。 因此在快速阅读时， 只需抓住文中25％的意义支点， 便可以象牵牛鼻子一样把握全文。 根据本文言语理解的观点，所谓快速阅读不单纯是目光的快速移动， 它是一种由对意义支点的视觉筛选摄像到大脑联想机制的复杂理解过程。 在这方面，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 比字母文字有着更有利于快速阅读的得天独厚的便利性。 日本铃木修次指出：“汉字在识别上有很高的效率。 由于每个字都能表示一个概念， 少数字就能表达最大的信息。” （ 《国外语言学》 1988年第1期第2页） 所以， 人们在对汉语各句素特别是浅层句素进行理解的时候， 决不是停留在字面上， 而是将言语提供的意义支点及其序列兑入大恼联想机制程序和重新编码程序， 而后释放出压缩在意义支点及其序列中的大信息量， 从而把握它的全部语义内容。 这就是汉语理解上的意合释义行为。
例如 “闯红灯”， “闯” 所提供的语义信息是违章地鲁莽地快速地行进，“红灯” 所提供的语义信息是十字街口的交通灯已显示红灯， 此时禁止某一方向的人马车辆通过。 这两项语义信息同时作用于人的大脑， 便产生了“人在交通灯显示红灯时违章向前闯” 这样一种意象， “闯红灯” 这一意义支点序列所蕴涵的全部语义内容就这样被人 “神而明之” 了。 再如 “电冰箱”， 即使没有见过此物的人， 也可以通过 “电 （电力） ”、 “冰 （冰冷，结冰） ”、 “箱 （箱子） ” 这些语义信息的 “沟通”， 意会出此物到底和一个装衣服的皮箱定然有别。 又如 “结婚， 离婚， 半天工夫”， 其中没有任何虚字连缀， 字面上只是几个孤零零的概念， 但一旦利用语义 “导线” 将三项字组沟通， 便立即得出 “从结婚到离婚， 只有半天工夫” 的新编码。 对此， 有的语言学家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论述。 清人黄侃说： “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 则数字之义亦无不明。” （《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 ） 吕叔湘说： “语言的表达意义， 一部分是显示， 一部分是暗示， 有点儿象打仗，占据一点， 控制一片。” （ 《语文常谈》 第64页）
现代汉语的任何一个语句都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中的某一个层次的语音表现。 图示如下 （X轴为意义支点层次， Y轴为语言符号长度）：
语用模型例子如下：
［模型1］ 在火车站售票口， 一位旅客向售票员说 “一个北京”。 这个句子层层深挖， 可得出若干潜伏的层次。
1. 一个北京
2. 买一个 （张） 北京
3. 买一张北京票
4. 买一张去北京的票
5. 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6. 我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7. 我买一张从这儿到北京的火车票
8. 我买一张从这儿上车到北京下车的火车票
9. 我买一张从这儿上车到北京车站下车的火车票
10. 我买一张火车票， 买了这张票， 就可以凭它从这儿乘车到北京
［模型2］ 新来的哲学老师刚讲完第一堂课， 有人问学生： “讲的怎么样？” 学生回答： “可以。”
1. 可以
2. 讲得可以
3. 他讲得可以
4. 他讲哲学讲的可以
5. 他给我们班讲哲学讲得可以
6. 我认为他给我们班讲哲学讲得可以
在以上每一个模型中， 每一个层次的句子都可能变换为若干变式句和变型句， 它们各自在自已的层次上组成一个层面——众多的层面叠架起来， 构建成一个立体结构。
日常中， 一般不说 “那是一条鱼， 不是一只虎， 你怕什么”， 往往简说为 “那是一条鱼， 你怕什么”， 又简化为 “那是条鱼， 怕什么”， 又简化为“鱼怕什么”。 小孩对大人想说 “叔叔， 如果我骗了人， 那么我是小狗儿”，他却说成 “叔叔， 骗人， 小狗儿”。 医生提醒病人说 “有了痔疮要积极治疗， 不可大意”，他却说成 “痔疮别大意”。 饭店店主对拥挤的顾客中的一位说 “包子往里走”， 这实际是在说 “你买包子吗？ 请往里面走”，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哪有时间罗嗦。 说 “他用民族唱法唱歌”， 平时却往往说成“唱民族”， 似乎 “唱民族” 有语法毛病， 但是它却给说话省了许多劲。再如：
请问｜ 冷驴热马 （谚语） ｜ 棋逢对手｜ 给他水喝｜ 念给大家听｜ 自行车不准入内｜ 卧铺票不能延长｜ 这酒真难受 （电视译制片 《安娜·卡列尼娜》 ） ｜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 （茹志鹃 《百合花》 ） ｜ 宝宝的眼睛像妈妈（电视剧 《婚礼上的儿歌》 ） ｜ 这种脑袋没地方买帽子 （相声 《脑子好》 ）｜ 我的小孙女儿还能上报纸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83、 4、 13） ｜ 一个红灯， 一下子排列到崇文门｜ 四十二个钟头的火车 （影片 《高山下的花环》 ）。 这样的用例在语言中普遍存在， 例子举不胜举。
汉语中有一种字面相反意义相等的现象，即A＝－A。例如医生在给窦性心率不齐的就医者签定诊断意见时， 为了不给就医者带来恐慌， 便只写上“窦性心率” 四字。 其实 “窦性心率” 就是 “窦性心率不齐” 的意义支点序列。再如：上班回来＝下班回来， 好容易＝好不容易， 注意安全＝注意火灾，想死你了＝想死我了，身体好了＝疾病好了，差点摔倒＝差点没有摔倒，在他出国之前＝在他没有出国之前，丈夫死以前＝丈夫未死以前， 砸烂你的狗头＝砸不烂你的狗头，中国队大胜日本队＝中国队大败日本队， 健康的原因＝不健康的原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鲁智深顺拔垂杨柳……事实上A＝－A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其实质就是同义的非意义支点组合和意义支点组合的换算：
差点摔倒＝差点摔倒，但没有摔倒。
在他出国之前＝在他出国之前，但现在还没有出国。
一个语言单位有多少个层次， 不是绝对的。 甚至人们很难勾勒出某个具体的语言单位的所有层次。 以上二个模型是一个大致的层次体。 事实上， 每相邻的两层之间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层次。 比如 （模型1） 中的8层中的 “上车”、 “下车”， 还可以有 “上火车”、 “下火车” 作为各自的下层。 再如1层 （一个北京） 上面还可以有更浅的层次： 北京 （顾客伸出一个手指说）。
一个语言单位的层次 （和层面）， 少则几层、 十几层， 多则几十层， 这是客观存在的非常自然的事， 只是人们对语言的众多层次 （特别是较深的层次）， 往往想不到或不去想。 汉人说话， 一般只用1～3层。 对外族人和外国人使用这样的浅层语言， 他们往往听不懂， 或者发生交际事故。 例如通常人们将公民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村户口 （城市居民户口） 叫做 “农转非”；将借物完璧归赵归还主人叫做 “璧还”。 如果将 “农转非” “璧还” 之类对懂汉语的外国人讲， 他们大约是听不懂的。 对他们使用或者他们使用的汉语， 一般限于3～6层。 如果设计机器语言， 也许必须使用深层次的乃至最深层次的语言。
从心里语言学角度看， 人们首先获得了纷繁的语义结构， 然后才有可能选择某一浅层次上的语音表现。 “一个北京” 正是首先获得 “我买一张火车票， 买了这张票， 就可以凭它从这儿上火车到北京” 这一纷繁的语义结构的浅层表现。 我们似乎觉得我们脑中不存在那些深层的东西， 这种心理现象有如一个熟练的口琴吹奏者脑中似乎不存在那些音符需要吹气， 那些音符需要吸气这样的具体的思维指令一样； 但是不要忘记， 他学习吹奏口琴无疑是从哪些音符要吹、 要吸这样的阶段开始的。 使用语言如使用其他任何工具一样， 只要时间久长， 就会产生极其高超的技巧和极其丰富的经验， 从而由语言运用的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可见， 那种自表及里的联想过程， 是一种颠倒了的不可思议的思维过程。
一句话中总有几个语词是不可省去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支点， 这些 “超级” 的意义支点在语言中起着异常重要的 “支撑” 作用。 例如1中的两个模型中的 “北京”、 “可以”， 分别是各模型中的超级意义支点。 这类超级意义支点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有着极大的价值， 特别是在聋哑语、 旗语以及婴儿学话和病危临终者的语言里， 其价值看得尤其明显。
抓取意义支点使语言变得言简意赅。 这是一种极其重要而且极其普遍的语用原则。 它存在于口语， 也存在于书面语； 存在于句子， 也存在于语词。这种现象贯穿古今， 被人们广泛使用， 迄今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和词汇体系。 晚清刘熙载在 《艺概·文概》 里说： “凡作一篇文， 其用意俱可以一言以蔽之。 扩之则为千万言， 约之则为一言， 所谓主脑者也。”
1.2 从词汇平面而论， 由原形式 （包括原语词和原语句） 简缩为意义支点词的基本模式古今有所不同。 古代汉语的基本格式是多数由二字原形式简缩为单字词 （单字意义支点成词，记为2→1）。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 所以一字意义支点可单独使用。 例如：
何为→为。《汉书·赵后传》： “今故告之， 反怒为？ 殊不可晓也。” 其中 “反怒为” 即 “反怒何为”。 “为” 成为 “何为” 的意义支点。
何所→所。《汉书·武五子传》：“王孺见执金吾广意， 问帝崩所病， 立者谁子， 年几岁。” 其中 “所病” 即 “何所病”。 “所” 成为 “何所” 的意义支点。
何等→等。《太平经》 卷六十七： “今当名天师所作道德书字为等哉？”其中 “为等哉” 即 “为何等哉”。 “等” 成为 “何等” 的意义支点。
不如→如。《公羊传·隐公元年》：“母欲立之，己杀之， 如毋与而已。”何休注： “如即不如， 齐人语也。” “如” 成为 “不如” 的意义支点。
驸马→马。宋·欧阳修《归田录》 卷二说： “宗室女封郡主者， 谓其夫为郡马； 县主者为县马， 不知何义也？” “马” 成为 “驸马” 的意义支点。
不敢→敢。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敢辱高位， 以速官谤。”注：“敢， 不敢也。” “敢” 成为 “不敢” 的意义支点。
不可→可。《书经》： “弗慎厥德， 虽悔可追。” 后句意为即使后悔也不可追。 “可” 成为 “不可” 的意义支点。
论语→论。王充《论衡·正说》：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 “论”成为 “论语” 的意义支点。
古代汉语外来词也有同样的情形：
僧加→僧，比丘尼→尼，菩提萨埵→菩萨，阿罗汉→罗汉，撑犁孤涂单于→单于……
但是，现代汉语当中没有一字意义支点词 （∗电冰箱→冰， ∗电冰箱→箱）。作为意义支点词至少由两个字构成， 例如电冰箱→冰箱， 调整工资→调资，妇女联合会→妇联。实际上，现代汉语中的3→2式的用例很少，4→2式的最多。4→2式成为现代汉语中由原形式简缩为意义支点词最基本最常见的模式，例如敌人后方→敌后，农民协会→农会，知识青年→知青，安全检查→安检，财政贸易→财贸，驾车执照→驾照，城市建设→城建，高级干部→高干，光导纤维→光纤，红楼梦学→红学，飞机播种→机播，节约支出→节支，空中运输→空运，轻工纺织→轻纺，台湾同胞→台胞，胸部透视→胸透，作家协会→作协，组织稿件→组稿，公共关系→公关，环境保护→环保，军事演习→军演……其例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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