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对焦虑与其他负面情感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探讨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不同的政治行为。瓦伦蒂诺（N.A.Valentino）、哈钦斯（V.L.Hutchings）、班克斯（A.J.Banks）认同马库斯有关正面和负面情感的划分，但同时对负面情感的区分更加细致。譬如，焦虑与恐惧会引起不同的动机和行为：焦虑源于确定的威胁，而恐惧源于不确定的威胁；前者接受危险，后者逃避；前者运用认知启发，后者运用理性思维。焦虑和生气都会促使人们关注政治，但关注方式有异：焦虑更多地关注现有的信息，聚焦于威胁的刺激；生气则发生在个体确定威胁的原因，并决定是否对之有所影响时，生气可能阻止收集和整合新的信息。与马库斯等肯定焦虑对理性的影响不同，他们关注到焦虑的消极影响。焦虑会干扰对信息的回忆，高程度的焦虑会使人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影响个体过滤不相关信息的能力，以及影响解读记忆中的新材料的能力，在极端情况下焦虑甚至可能使人逃避任务的解决。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焦虑能够导致对信息的广泛搜索。生气和热情同样能够引起选民对竞选运动的兴趣和对相关信息的关注，但是它们会使人们运用更少的时间搜索信息，尤其是生气，会干扰人们对信息的搜索。[20]
胡迪（L.Huddy）等也分析了生气和焦虑等对人们分析政治信息的影响。他们发现“9·11”事件之后和伊拉克战争开始时，焦虑程度高者会更关注政治，但在回忆这些事件时却不太准确，如果他们对战争的事实知之甚少，反而更有可能支持战争的政策。生气导致人们低估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危险，从而支持伊拉克战争。焦虑则会高估危险，从而导致减少对战争的支持。最后他们发现，焦虑和生气都会导致人们更加关注媒体及人际间的讨论。但生气会影响人们对事实信息的运用和支持，而焦虑对此的影响是适度的。[21]
胡迪等还利用“9·11”事件考察了焦虑和威胁的区别，二者会导致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不同态度。威胁导致不宽容、偏见、种族主义、仇外，会限制威胁群体的权利和自由，增加内群体的团结和外群体的敌意，赞成对外群体惩罚。简言之，威胁是种族中心主义和报复之源。焦虑则有不同的效果。首先，焦虑削弱认知的功能，因为它使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威胁的刺激信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威胁来源的分析上，却忽略了对非威胁信息的关注。焦虑有时会促进有限的认知功能，譬如很容易注意到额外的环境威胁，但是总体来说，高焦虑会导致认知能力的弱化，譬如高焦虑会妨碍对相关信息的记忆和解读。其次，焦虑者知觉到的危险更高。焦虑者会感到无法把握和控制危险，夸大与个人相关的负面事件的危险。最后，增加逃避危险的倾向。人们感觉到威胁会采取报复的行动，而感觉到焦虑则会选择逃避。“9·11”事件发生时，美国只有少数人经历了高度的焦虑，他们较少支持用攻击性军事行动反恐，较少支持布什，反而支持美国的孤立主义。相反，美国多数人将恐怖主义解读为高层次的威胁，支持政府在国内外反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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