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农民工

众所周知,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型造就了“中国奇迹”。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制安排和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相对迟缓,使得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处于公民权保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状况,特别是对农民工这类在改革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在此三十多年的时间内,集体农业模式改革所释放的巨大劳动力成为漂流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和他们世代生存的乡村之间的亿万农民工。他们在城里从事建筑工、服务员、保姆、清洁工、小贩等城里人眼中的所谓“又脏又累”的工作,其数量十分庞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大约有2亿7395万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5),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群。

从其出现之初,农村城市间自发性人口流动这一去集体化和市场化改革引发的社会现象就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公众、政府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并全面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每年逐步增长的农民工人数,以及随之而来的与这一新兴现象^[2]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是公共讨论、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制定活动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春运”期间的民工潮为代表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不仅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象征性缩影,同时也成为新闻媒体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本再现的一个持久的话语对象。

中国现有的人口流动管制模式,是从前改革时代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城市严格二元对立的户口制度中演化而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包含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要素。随着千百万农民从农村自发流向城市,国家机器在改革初期试图努力控制“民工潮”潜在的“颠覆性”力量。最终,两者间的拉锯式博弈关系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和农民自发寻求新收益来源的驱动下,以农民获得相对“自由地”向城市流动的权利而告终。但与此同时,短期内,进城的农民在现有制度安排中无法找到获取城市户口及其所附带的一系列基本社会福利待遇的途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改变高度僵化的户口制度及其城市公民权制度安排,因此,改革时期的国家对农民工平等公民权的保障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制度条件,从而使其长期处于较为弱势的边缘社会地位。

这种情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并导致了一系列与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公正待遇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被排斥在城市社群之外、昂贵的医药费用、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围绕农民工群体产生的这些社会不公和矛盾议题,与当代中国发展主义话语所追寻的现代性许诺,特别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平等主义价值之间产生了反差,从而对执政者所坚持的核心意识形态原则,尤其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话语的合法性构成一种潜在的挑战。这些矛盾,不仅需要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同时需要通过文化和象征性手段加以调和,从而修补意识形态修辞中出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