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差异性与相似性_创新社会治理：传播学的视角

【本文摘要】现代传媒和大学以及科研院所成为型塑社会价值与方向的中心结构，教育界、科学界与传媒界的知识分子已构成中国前所未有的战略性阶层。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在承担公共责任、建构公共空间方面具有显著相似性，奠定了二者联姻的基础。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互为发展支撑，共同推动公共空间的建构，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在发展逻辑和价值目标上存在冲突，导致知识分子“公共越多，智识越少”，主体性日渐丧失。面对逻辑上的碰撞和目标上的冲突，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可能选择的路径是:冲突不可调和，联姻决裂，自成一统;坚持共同理想，联姻巩固，成为社会舆论堡垒;同流合污，依附特定权力和利益集团，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代言人。

【关键词】知识分子　现代传媒　差异性　相似性

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现代传媒和大学已成为型塑社会价值与方向的中心结构，教育界、科学界与传媒界的知识分子已形成中国前所未有的战略性阶层。在这种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关系，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所体现出的不同价值诉求，其解释根源在于理清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共性与个性，即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文试图根据传媒理论和知识分子史论，对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作一框架性勾勒。笔者以为，将传媒发展史、思想观念史与知识分子史研究融合起来，有助于弥补这两者之间的深刻裂痕，从而提供一种考察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作用于社会，以及在其社会政治和思想变迁中的功能的新视角，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这两个形塑社会价值与方向的中心结构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

一、知识分子及其职责

关于何谓知识分子这一问题聚讼纷纭，但中外有关知识分子的职责界定却大同小异。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并且认为一个知识人，如果“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2]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弱之研究》中所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面向接受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3]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正因为如此，所以“公共知识分子”被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本文所说之“知识分子”，如不特别指出，均指波斯纳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国内有关知识分子史论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知识性、独立性、批判性、代表性、参与性、前瞻性等特点。他们受过系统教育，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因为“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站在知识巨人的肩上，唯其如此，他才能洞察事物，成为社会的眼睛，活在社会大众的心里;唯其如此，他才能体认民意、成为时代的良心”，所以具有知识性。他们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所以具有独立性。他们因为不构成为一固定的社会阶级或团体，而发展出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西方学者虽对知识分子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都肯定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所以具有批判性。他们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往往能以超脱的视角维护公共利益，代表社会国家良心，因而具有代表性(余英时将这种特性称作“超越性”)。他们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敢于干预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对事关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抱有深切的关怀，因而具有参与性。他们仰望星空，构想未来，预测趋势，具有前瞻性。

无论是从最先发展关于人类知识的批评性理论的哲学家色诺芬尼，到“士志于道”的思想家孔子;还是从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的知识阶层，到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出现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均以追求理性、自由、真理、正义、公正、责任、道德、理想等人类基本价值为职志，传承文化，领导舆论，守护精神价值，维持社会良知。正所谓“学统不存，遑论道统”，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传承并创造知识，在这基础上才以知识理性为准，做社会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告诉他人，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4]。换言之，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塑造公共舆论。知识分子两种最主要的心理特征就是:对事物的批判立场和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社会学家席尔思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各种高级文化中，知识分子都因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5]

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这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这种浪漫化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的形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能符合这个形象，但正是这部分知识分子使这一理想标准源源不断得以传承。现代社会，作为公众的代言人，作为真理的代言人，作为“道”的传承者，知识分子取代了中国古代的“士”、西方的上帝或波斯纳所说的古代祭司的角色。我们赋予他们太高的社会道德地位，结果不仅有时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而且他们自己也往往被这个角色压得透不过气来，因此，出现了各种方式的表里不一。

二、现代传媒及其职责

如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看，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诞生于同一时代。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社会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以美国大众化报纸的诞生为标志，迄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本文所论之现代传媒，系指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

根据一般传媒理论，现代传媒具有信息性、独立性、批判性、代表性、参与性、预测性等特点。现代传媒以收集传播新闻信息为第一要义，具有信息性;强调经济独立，观点独立，不偏不倚，具有独立性;进行舆论监督，揭露社会阴暗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批判性;拥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代表公众获取信息，反映公众需求，具有代表性;积极干预社会生活，推动事件解决，参与政治发展，具有参与性;掌握各种信息，分析事物发展态势，请益各方观点，具有预测性。正是现代传媒具有这些鲜明的特点与功能，所以它已构成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种组织力量。

中外传媒理论都赋予现代传媒崇高的职责要求，即以追求自由、事实、客观、公正、真理、责任、道德、理想为职志，承担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成为产业的功能。我国经典传媒理论认为，现代传媒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民之耳目喉舌。西方传媒理论认为，传媒最普通的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政府，首要使命是帮助人们发现真理和监督政府，强调传媒应承担公共责任、道德责任。“最基本的要求是将传媒的责任、使命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传媒的职责是观察者和监测者。”约瑟夫·普利策在1904年的《北美评论》发表文章对现代传媒提出要求:“只有最高的理想、最兢兢业业的工作愿望、对所遇问题最准确的知识和最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新闻事业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与公众利益为敌。”^[6]换言之，现代传媒应该具有崇高的理想、敬业的态度、准确丰富的知识、真诚的道德责任感，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为自己谋私利，为公众利益服务。

现今，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为西方新闻界所接受，也为中国新闻界所认同，它要求现代传媒服务于社会公众，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具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要求:(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现代传媒应扮演信息传递角色和对立角色。所谓对立角色，即指新闻媒介与政府和企业呈对立关系，发挥批评与监督功能。

三、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相似性

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性现代传媒无不具有，现代传媒具有的特性则是知识分子特性在现代传媒上的投映。知识分子的职志及社会对其的期待，正是现代传媒的职志及社会对其的期待。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同根同源，彼此共生，承担人类文化传承和公共空间建构、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职责。纵观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发展脉络及历史交叉，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相似性可以概括为:追求独立，向往自由;批判社会，干预政治。

1.追求独立，向往自由

美国哲学家罗蒂斯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7]“不自由，毋宁死。”知识分子是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是人格、自由、真理、理性的化身。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表达活动，这种表达活动在现代传媒社会，体现为知识分子被传媒提及，或知识分子在传媒曝光的频率。知识分子作用于社会的，是以表达性或信息性为主要内容或功能的产品，如艺术、宣传、新闻以及学术。同样，传媒是社会言论自由价值的承担者，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始终是现代传媒追求的理想状态，主张通过信息和观念的自由传播以发现真理。

自由和独立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都力求呵护的价值观，自由和独立是他们履行职志的前提和条件。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崛起得力于商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传媒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存在，保证知识分子除大学外，能以意见领袖的方式生存。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必须要有独立传媒的存在。独立传媒的存在需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需要保证信息对称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保证传媒可以靠民众而不是政府吃饭。自由是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食粮，独立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得以代表真理、言说公共利益的基础。知识分子是道德良知和思维理性的化身，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社会之责任;现代传媒是重要的社会参与表达机制，强调经济、观点、立场之独立，信息采集传播之自由，用事实说话之责任。

知识分子是道德良知和思维理性的化身。“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以独立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之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知识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现代传媒也强调独立性，主张经济独立，观点独立，政治独立，忠于事实，用事实说话。知识分子要作为公共问题、公共领域正义、理性的守护者，及时发出自己的警觉和干预，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积极入世，干预社会。这是现代传媒积极倡导的一种职责，即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社会风险危机的瞭望者。

知识分子要担当起整个人类的大脑和全社会的良心的职责，就应当始终对人类的命运投以终极性的关注，密切注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断去发现、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事物，只服从真理，而不应当愚弄人类。现代传媒要承担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社会这艘大船航行危险的瞭望者，就应该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不断去反映、去传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只服从事实，而不应当虚构现实。现代传媒是一个行业，有专业的从业者，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新闻专业主义，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行业、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精神符号，分散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但社会公众却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的行为期待和价值评价。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和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的行为期待和价值评价不谋而合。

2.批判社会，干预政治

批判社会，干预政治既是知识分子，亦是现代传媒应尽之天职。知识分子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理性批判精神，唯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时空的局限，趋向永恒和普遍。知识分子承担批评社会、批评政治的职责，也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守望者和瞭望者。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代表社会良知与真理的责任感来自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是历史潜移默化沉淀而成的，来自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知识教育，还来自社会对知识分子功能角色的潜在期待，知识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与对现代传媒的期待一样，即作为社会良知和良心的代表，为民立言，为民请命。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这一社会期待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但却通过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典型，固化为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持有的期待心理结构。在中国，民众对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普遍有一种崇高的敬仰和期待:期待知识分子和传媒以高尚的私人道德来维系甚至改善日益滑坡的公共道德。

知识分子积极入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批判精神，来匡正当下现实，勾画美好未来;现代传媒积极入世，通过新闻报道每天干预社会生活，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公众期待知识分子是公共问题，公共领域正义、理性的守护者，及时发出自己的警觉和干预，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这恰是现代传媒积极倡导的一种职责，即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社会风险危机的瞭望者。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干预公共空间和社会事件有相对固定的模式，模式如何随着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中外对知识分子的界定，除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力外，更强调他们对政治的介入。一个文化产生者，如果不想对政治领域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思想中很久以来就有一种不被承认的、被压抑的参政思想。政治的动荡、战争的爆发往往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舞台。在知识分子和参政之间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一种密切关系，是判断文化人是否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编著《法国知识分子词典》的雅克·朱利亚尔和米歇尔·维诺克在其著作中指出:“参政这一概念最终成为判断学者、作家、艺术家是否是知识分子的最恰当标准。”

现代传媒从其诞生起，借助知识分子这一中介，就与政治建立了天然的内在联系。无论西方现代传媒的诞生，还是中国现代传媒的问世，现代传媒始终是政治变革、社会变迁驱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批判社会，干预政治，建构公共空间，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彼此借势，互为工具。知识分子是现代传媒的活动主体，现代传媒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通道。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互为参政的工具。在知识分子与学术、思想、心态、政治事件相关联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借助现代传媒扩大影响的“社会面相”。

显然，公共性、批判性和社会良知，构成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三维支架，缺一不可。现代传媒为公共空间的各种言说提供公共场所，传媒本身天然就具有公共性。传媒先天的公共性成为知识分子天然的舞台，传媒自身对于社会伦理的部分社会道德承担与作为社会良知化身的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角色重合。双方重叠的公共性和道德诉求成为两者联姻的条件。可以说，现代传媒是知识分子的肉体，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成为现代传媒的灵魂，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则成为自身和现代传媒新陈代谢的物质的力量。离开了知识分子的现代传媒是无灵魂的空壳，离开了现代传媒的知识分子是愤世嫉俗的孤魂野鬼。^[8]

三、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差异性

尽管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从理论上讲，遵循同样的精神价值理念，终极追求殊途同归，甚至出现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联姻的趋势，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始终存在发展逻辑和价值目标上的紧张。在发展逻辑上，知识分子理性化思维与现代传媒商业化运作出现根本对立;在追求目标上，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存在曲高和寡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冲突。

1.知识分子理性化思维与现代传媒商业化运作对立

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院士在一篇名为《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的讲演中说:“我发现，在……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期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快结束了。”这段朴实无华的话，却一语点出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在发展逻辑上的对立。

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态势和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风潮，以及随之而来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正在不断改变着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换言之，消费语境下现代传媒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催生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联盟附着物——传媒知识分子。“文化名流”这一更为普通和更为朦胧的定义，或许能更恰当地形容那些参与广播和电视节目录制并且在文化圈有着各种头衔的大人物们所组成的那个鱼龙混杂的群体。

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和媚俗化趋势，自然难免引起部分独立于传媒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即一种对这样是否会丢失人文文化和一些深奥的文化精髓的深深的忧虑，因为传媒本质上是反文化的。从道德观念上来说，知识分子担心那些对大众文化影响深远的主流传媒推崇“人”“人的劣根性”“最卑劣的嗜好”，如性欲、利益的诱惑、对于权力金钱的渴望以及这些价值观将最终导致的后果——暴力。知识分子更担心，大众传媒文化会把那些商业规则和技术要求强加到原创作品上，直至扼杀这些原创作品，现代传媒还擅自把文化遗产置于危险的境地。

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联姻，在现代传媒的强势下，知识分子可能根本无法以抽象思维方式或以“理念人”的思维方法来思考问题，他们只能按照现代传媒的条例和框架及导演的意图来行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日渐被侵蚀，成为现代传媒的附属物，成为其商业运作、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要素而已。1999年10月，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广播电视博物馆国际委员会作了简短的演说，该委员会聚集了国际上各大传媒巨头，他宣布:“早已形成的各个领域在逐渐对抗商业化，而重新将这种商业统治引入各个领域无疑是将人类的最高创作、文学甚至科学推入险境。”^[9]

那么，“传媒上的文化人”是否从本质上来说本身就是文化的窃取者呢?如果不是，他们在学者和教育家看来也是变节者:隐伏在他所在的科学团队中，只习惯于出面证实一些东西，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威望，推广和普及的死命令使其无法接受，而在思想上他更是一个背叛者。“传媒上的文化人”的形象或许展现了知识分子发展史和电视发展史中最相背的一面。

2.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与大众文化的代表者对立

理查德·波斯纳认为，“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你获得的公共性越多，而你的智识却越少”^[10]。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中的名气与其学术声誉呈相反动向之趋势。因为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代表者，现代传媒却是大众文化的集中代表者，两者存在联姻的基础，更存在内在冲突的紧张。知识分子怀疑娱乐业包括传媒，是否能不受时空限制全盘接受和领会过去那些著作的真正意义，现代传媒文化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一场文化危机的到来;是一种重新中心化的开始，还是最终边缘化的预兆，娱乐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思想的失败?答案尚不得而知。

娱乐文化、快餐文化，这些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文化产品，使得思想内容深远的著作成为了二流，传媒娱乐化几乎成为年轻人的创作指南。传媒的快餐消费模式诱发了那些不端正的态度、出轨的行为甚至是误入歧途或更为迷茫的心智。电视传媒的“马赛克文化”创作遵循非线性逻辑、带着投机心理，违背探究更深奥文化精髓的逻辑方法与规则。“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11]电视传媒文化不停地更新，瞬间就会有新的东西，不断引入新的事物，但又很快被人们遗忘或使人们产生反感。总之，知识分子从文化的合理性、时间性和深度来看，大众文化“有健忘的观众，永不过时的技术，但毫无历史可言，没有引用著作，这些就是所谓的传媒”。^[12]

传媒是社会的中枢还是破坏者?“那些传媒文化人为了像所有人一样成为大人物而迂回徘徊于电视机屏幕前……他们声称的与那些最近的文学巨匠保持着联系只是在电视界失意的托辞而已。”传媒社会是一个“秀的社会”，现代传媒是一个秀场。现代传媒能改变那些与同行一样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提升他们的声望，尤其是如果与电视合作的知识分子善于秀的话，“电视中上镜”成为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不过，这种“秀”以现代传媒商业化运作为前提。掌控现代传媒的人认为他们的文化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他们的言行左右着文化传播的准则。

从符合道德准则的传媒到有害的传媒:知识分子本能地难以接受电子传媒。电视和网络的普及使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师和典范者的消失已在各个知识领域和众多文化机构普遍存在。电视节目“并不需要太多的墨水就会达到文化的饱和”，而知识分子如果以点滴墨水就达到文化的饱和，则未免令人怀疑他知识分子的身份。所以理查德·波斯纳警告说:“学者们不论因其学术深度而具有多么崇高的声望，当它与名声的流彩闪烁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注定会烟消云散。”^[13]

四、相似性与差异性下各自的选择

面对逻辑上的碰撞和目标上的冲突，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在面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时，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往往容易出现联姻上的决裂与愈加巩固两种可能。当现代传媒采取媚俗取向，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利益集团时，可能出现联姻瓦解，知识分子可能在联姻瓦解之后因为无家可归而退隐“山林”，成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或不问社稷民生的儒雅商人，或玩个人情调的小资。如果现代传媒和知识分子都固守操守，只向真理低头，不向权力和金钱低头时，则会出现两者联姻的巩固，从而成为社会舆论的堡垒。当然，永远无法排除另一种联姻出现的可能，即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同流合污，共同依附于特定权力和利益集团，沦落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面对社会转型和急剧动荡的选择，其实就是现代传媒和知识分子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诱惑而做出的艰难抉择，而这种选择做出的根源在于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1.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结盟，共同承担社会公平正义守护职责，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做社会道德良知的代表者

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相似性，为两者联姻提供了可能性，而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联姻则为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视听传媒卓有成效的发展，知识分子对传媒的不同态度最终转化为同一个愿望，文人学者们在他们自身的精神领域的演绎，能赋予那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以新的内涵。同时由于受众的缘故，他们也一直需要通过广播电视来定期地与他们的受众进行交流和沟通。他们时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节目的制作人或创办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思考是否只存在着文人们对视听传媒那种夹着不安和讽刺的蔑视，而事实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文人学者们一直都在努力适应传媒的原因。现代传媒的出现，是使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征，还是其“中心化”的标志?言人人殊，各执一端。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们借助报刊、广播和电视占据了20世纪社会最中心的位置。华东师范大学学者许纪霖也认为，现代传媒的出现让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中心，而不是边缘化。

随着传媒竞争的激烈和垄断的打破，传媒有大量的时段、版面空间需要信息填充。知识分子的存在为传媒提供了信息资源库。而处于市场经济边缘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寻找确立自己身份的传媒空间，两者一拍即合。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走向联姻，制造出大量的传媒知识分子或是“传媒上的文化人”。杂志编辑(包括在线杂志的编辑)、报纸言论编辑、出版社(包括学术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搜寻有引用价值之评论的记者、征求毕业典礼演讲人的大学以及电台、电视台对话节目、讲坛节目和纪录片的制片人，对知识分子的信息表达有巨大的需求空间。现代传媒在知识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一座交流的桥梁。电视从20世纪50年代名副其实成为一个新兴传媒开始，就一直在争取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电视与作家合作的产物便是一些历史连续剧的诞生，并且用那些精心打造的剧情把电视连续剧戏剧化。电视与专家、教授等学院派知识分子合作，便是一些讲座、讲坛、访谈类节目的诞生。

现代传媒是一种机制性社会安排，是一种社会建制。知识分子生活在公共空间，而这样一个空间主要由现代传媒建构。现代传媒是一种话语生产机制。如果说在科举制废除之前，传统知识分子唯一的归依是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的话，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可以归依于现代传媒、出版机构和大学，现代传媒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多重选择性。现代传媒与政治、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完成的，其媒介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催生现代传媒事业，现代传媒使知识分子的身份得到确认，传媒与知识分子共建公共空间。现代传媒的出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的渠道(如科举制、书院等选拔人才的制度)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职业的选择，而知识分子唯一的资本就是知识和理念等文化资源，现代传媒的出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的新渠道。现代传媒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传媒的发达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

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联姻，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但是传媒知识分子并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自现代报刊诞生伊始，书生论政、报刊立言就成为很多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这自然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盛。这种兴盛的标志就是大量政论性报刊的诞生。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互为因果而形成的是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领域建构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现代传媒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公众，这些公众以传媒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迅速生长与发达，没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它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反之，正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具有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公共交往的社会空间，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在公共空间里碰撞和交锋。

现代传媒和知识分子互动，构成作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如果说现代传媒是公共空间的环境，那么知识分子则是这一空间活动的主体。作为公共领域，现代传媒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建构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而在于它提供了“可见度/透明度”这种公共性。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存在提高了媒介事件的公共可见度，使得全社会范围得以了解这个传媒事件。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彼此互为依靠，互为利用。对知识分子而言，能否生成参与性文化，向现代传媒表达自身经历、立场和感受，能否保持一种民间视角/社会立场，而非总是被官府视角所湮没，能否持续地维持专业知识的独立性，不为强大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所淹没“收编”，对维持和发挥现代传媒干预社会，维护社会基本价值至关重要。

有论者认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14]知识分子通过创办现代传媒而介入公共领域的努力，不仅对完善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且建构起了新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由此可见，现代传媒的诞生与繁荣对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媒来发表和传播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评议就是一种传统而新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模式”。但言论报国、新闻报国的行为模式，是否能在当今政治生态中重现，依然难以判断。

2.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结盟，为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鼓与呼，抵制社会变革，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历史上，中西方知识分子均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当知识分子不能代表社会良知、代表公共利益说话时，公众自然有权利怀疑知识分子继续打着社会良知和代表公共利益的幌子说话背后的动机。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做到不为权力说话，不为经济利益说话，只为真理、只为正义和公众利益说话?存不存在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部分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利用承传下来的光环，维护自己栖身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放弃了社会赋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引用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来要求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15]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就此达成一条共识: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因为，知识分子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

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为此往往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泯灭理性良知，而现代传媒同样面临权力和金钱的胁迫，往往弃独立性于不顾，降低身段、委曲求全地拜倒在权力和金钱的脚下。在利益、权力的诱惑下，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会有意识地甚至是有预谋地交出自己的社会良知，以伪代言人的形象代表社会良知。这主要表现在: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力来为自己谋福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传媒屈从于商业利益，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政策和内容;传媒抵制社会变革，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内容;传媒传播的行为和内容危害了社会公德;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入个人隐私。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新闻场”理论，批判那些与电视台互搭梯子，作为“快思手”，充当“媒介常客”，不断宣传“固有思想”的“电视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一旦确立自己具有专业素养的声誉(如作为一位小说家)之后，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其他方式对人类施加影响。而且，现代传媒也鼓励知识分子干这类不务正业的事。通常总有部分传媒和知识分子坚持联姻。现代传媒和知识分子的离异将会是社会僵化的一个显著信号。社会病征首先不在于社会自身的危机有多少，而是社会已经没有声音来表述、阐释和批判危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无家可归状态成为危机中的危机。

根据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借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的三分法，中国知识分子可分成三类，即“忠诚”“退出”和“声音”:“忠诚”，就是专门为权力或者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退出”就是不再对现存权力和经济利益保持忠诚，就是“异见人士”或者“反对派”，要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利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声音”类型，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赫西曼看来，“声音”也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因为“声音”就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提出批评，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现存体制发生变化;能够发出“声音”表明不想“退出”现存体制。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因而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如果把批评性和建设性知识分子的发声视作对社会治理的一种干扰，那么社会治理将失去创新的动力和匡正的机会。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属于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为工人、农民等“穷人”的利益发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作为社会治理者，尤其应看到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居间于社会与政府，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权力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存在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缓冲带。这样就在权力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现代传媒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管制制度。知识分子由于具有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的权威，同样发挥着社会矛盾居间调解人的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传媒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敢于担当责任，为弱势群体积极发声的传统?知识阶层和现代传媒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传媒实践都是现代传媒(记者)与知识分子(消息来源)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传媒记者在能动地选择消息源，而与此同时，消息源也能动地参与到对传媒框架和论述的建构当中。在很多时候，消息来源会能动地与传媒互动，主动建构传媒议程，从而建构作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中国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三位法学博士上书以及之后多位知识分子签名的事件，实际上也是这些“知识分子”主动寻求传媒，策略性通过传媒来扩大自己论述范围的结果。

3.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联姻决裂，面对权力与利益的诱惑，各自选择自己的路径

在现代传媒商业化大潮中，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试图与现代传媒划清界限。他们自觉抵制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在现代传媒淡化社会道德责任承担时，继续以个人之力担当责任和使命。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德国哲学家费希特1794年就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16]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提到的“学者”，根据其对“学者”使命的界定，此文之“学者”即是知识分子。费希特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把所拥有的知识用于社会、造福社会，使科学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由于是人类文化传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因而，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全面地向前人和同时代的人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并把所掌握的科学文化以适宜的方式传播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向他们阐明和澄清真理，同时还要结合所处时代的新特点、新情况，做出新创见。要传承文化、做好人类的教师，知识分子就应当“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播技能”。

部分知识分子自甘居于边缘，放弃对社会重心重建的幻想，维持自己人格之自由、精神之独立。但知识分子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中心的任务，仍然抱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费希特曾在《论学者的使命》说:“学者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但现在的情形则相反，知识分子缺乏的不是行动，而是知识。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应是知识的充分掌握，然后才依据知识和理念采取行动。知识分子的侧重点不是同现实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实。知识分子立足现实，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为社会带来方向感，为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神价值和理想追求的传承者和维系者。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的迷茫，就是整个民族的迷茫;知识分子的沦落，就是整个民族的沦落。知识分子的价值不是同现实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实。中国现在的危险是，关注问题的人太多，采取现实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太多，而关注理想的少之又少;低头往下看的人太多，抬头仰望星空的人太少。导致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缺少创新理论和崇高理想的指引。这也许是温家宝2007年9月在《人民日报》引用黑格尔“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作为题记，发表《仰望星空》一诗的原因吧。^[17]人类不能在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上生存。所以，费希特说得非常对:“人类的真正特点在于对未来的希望。”^[18]那么谁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星空、投向希望?除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我还没有找到第二个更好的承担者。

【注释】

[1]本文删节稿原刊登在《现代传播》2010年第12期上，在此表示感谢。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3]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弱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转引自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弱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6]威尔伯·施拉姆等:《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7]转引自许纪霖:《知识分子的意义世界》，见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8]见刘平在2004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南北哲学论坛”上的发言:《关于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联姻的论纲》。

[9]［法］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顾元芬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0]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弱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11]崔卫平:《知识分子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2]［法］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顾元芬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13]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弱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14]党生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当代传播》，2006年第1期。

[15]［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见梁志学选编的《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5页。

[16]［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见梁志学选编的《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2页。

[17]温家宝:《仰望星空》，见《人民日报》2007年9月4日文艺副刊。

[18]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