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异化的人文根源

二、科学技术异化的人文根源

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异化带来了人的自由追求之失的严重社会后果。那么，科学技术和人的自由、技术异化和人的自由追求之失的关系如何？导致人的异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科学技术该为此承担多少责任呢？能由此就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吗？可以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自由之得与自由之失不断交织的历史。凭借着科学技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然而自由之得同时亦是自由之失。我们依靠科学技术获取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也就同时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项技术。试想一下，电的发明曾何等令我们欢欣鼓舞，然而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生活中没有了电，我们将会怎样？再来试想一下，电脑的发明与使用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有谁会再忍受没有它的日子呢？自由之得即自由之失，这是人类永恒的宿命。然而，人类却并不因此就停止对自由的追求。可怕的不是获得自由的同时失去自由，而是停止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自由精神的钝化，是人丧失对真正自由的向往。如果这样，人就丧失了其作为人的本质所在，人就成了非人。从根本上讲，人对自由的追求无法离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是人类实现最高价值追求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有失公允。当然，科学技术也不是尽善的，特别是近代以来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人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受到无情的挤压，人的自由追求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要追究责任，近代以来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恐怕应负主要责任，资本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造成技术异化和自由追求之缺失的图景。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相融合，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普遍而有效的渗透，以及科学技术的片面使用(即只注重科学技术的物质财富增长功能，却忽视科学技术用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程度)，却使得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思维方式，逐渐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片面思维方式，即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关注一切量上可计算的东西，只关注实际的效用，而人生的意义、价值等却被忽略。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建立在“自由个性”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最终目标，对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关注即为人文价值关怀，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即物质需要)的可能性及程度，体现为人的生存价值；二是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即精神需要)的可能性及程度，体现为人的发展价值。从根本上讲，科学技术同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同人类的自由追求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内在一致的。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内在地体现着科学因素同价值因素的统一。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凭借理性的力量，把客观对象所固有的属性和规律转化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人类理性的集中体现，而这种理性活动中，内在地具有属人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实践”概念本身蕴含着双重尺度即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物的尺度是外部对象的尺度，它规定了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求真，但外部世界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它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求，要使外部对象服从人的需要，就要发挥人的内在尺度，即从人的需要和能力出发，并按照对象的性质和规律所具有的可能性，改变对象的某些原有规定性，使之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有用物、价值物。运用人的尺度于对象，是为了使对象符合主体，也即求善、求美。可见，离开物的尺度发挥人的尺度，是虚妄的，而离开人的尺度抽象地谈论物的尺度，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为了求真而求真，求真必须与求善、求美相结合。同样，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和人文价值追求，必须和人的自由追求相结合，即发展科学技术最终是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统一，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合乎人的需要的真善美的价值世界。然而，自近代以来，技术理性的极端膨胀和资本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却使得这种理想近乎于破灭。在人类文化初期，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价值系统的特点是人本身“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的发展表现为一致性。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理性因素和价值因素尚未完全分化开来，是原始地统一在一起的。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人对神灵的信仰，人的意义、价值都归于超人的或非人的东西，人处在由自己设立的“神”的束缚之中。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态。价值系统的特点是:“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人类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自然，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开始取代对神的盲目崇拜，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征服自然是社会进步的实质性内容，而理性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然而，与近代理性化过程逐步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理性的日益片面化，理性越来越强烈表现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成为通过分析、判断和计算找出方法以解决问题的理性，它具体表现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的弘扬和对现实欲望满足的强调，其物性层面被日益提升，科学技术走向全面物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物化依赖于技术向经济的广泛渗透，经济的一切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以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意愿为转移地纳入了市场规范，而经济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这一市场运行的内在动力，于是控制和占有财富便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价值取向，科学技术作为获取物质财富的最有力手段，则成为主导人们日常文化实践的基本价值尺度，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获得全凭自己取得的世俗业绩，全靠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直接功利效果。这一阶段文化的特征表现为科技理性开始超越神学信仰，科学取代神学，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然而，科学技术一旦被绝对化，它就使自己成为一种新的权威、新的神话。这种以物为中心的文化相对于“对不对”来说更关注行动的功效，至于要以何种尺度来评价这种功效，它并不关心，对最终价值标准的放弃就造成了所谓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分裂。在普遍的意义失落和价值危机中，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在近代史上，理性主义本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与宗教神学相对抗的共同的思想武器，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而科技进步又恢复了理性的权威，科学的成就越大，显示着理性的威力也越大。但这种单线联系一旦被强调过分，就势必走向忽视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极端理性主义。因此，一方面，科技理性的弘扬使被信仰埋没了的理性得以拯救，但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的片面发挥，却使得理性最终成为否定一切、掩盖一切、排斥一切的新的权威。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它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分裂，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则使得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矛盾、分裂进一步深化并扩大为全社会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劳动者除本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劳动的主体条件(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客体条件(指劳动资料、原料等)的结合，必须通过劳动力的买卖才能得以实现。劳动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只能以一种独立于人的个性的物来起作用，作为劳动主观条件的劳动者能力的发挥，表现为持有劳动客观条件的他人的财富的增值，他人又借增值的物的力量强化对劳动者的支配和奴役。社会关系全面异化。在这个阶段上，“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军事侵略、军备竞赛的罪恶目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杀人武器的大量使用，更是使西方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科技理性与价值，技术与人以极端对立的面目凸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如机器有减少人的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