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客观的科学之悬搁。

以下情况是由于落到我们身上的这项任务所固有的本性而发生的，即进入到这种新科学研究——只有达到这个研究领域，这种新科学研究的问题才能被提供出来——领域的方法被分解为许多步骤，其中每一步骤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具有悬搁的性质，具有抑制自然的—朴素的有效性，至少是抑制已经起作用的有效性的性质。第一个必要的悬搁，即第一个按一定方法进行的步骤，我们已经通过迄今所进行的初步思考看到了。但是它还需要一种明确的一般的表述。很显然，首先需要的是，就一切客观的科学进行的悬搁。这不仅意味着不考虑诸客观科学，譬如以虚构的方式改变对现今人的存在的看法，仿佛在其中没有任何科学出现。宁可说这意味着将诸客观科学之认识的任何共同实行悬搁起来，将关心它们的真理和谬误的任何一种批判的态度悬搁起来，甚至将对于它们的关于客观的世界认识之指导理念的态度悬搁起来。简要说来，我们所实行的悬搁是针对我们作为客观的科学家或哪怕是作为渴求知识的人所具有的全部的客观的理论兴趣，全部的目的和活动。

但是在这种悬搁中，对于我们这些实行悬搁的人来说，不论是科学还是科学家都并没有消失。无论如何它们仍还像以前那样：是在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统一关联中的一些事实。只不过由于悬搁，我们不是作为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不是作为合作者而起作用。我们在我们心中恰恰只是引起一种特殊的习惯的兴趣方向，这种兴趣方向具有某种职业态度，而这种职业态度又需要一种特殊的“职业时间”。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里也表明：当我们实现我们的一种习惯兴趣，因此处于我们的职业活动之中（进行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就对我们的其他生活兴趣采取一种悬搁态度，尽管这些兴趣仍然是我们自己的，仍然继续存在着。每一种兴趣都有“它自己时间”，当兴趣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譬如说：“现在该去开会了，该去投票了”等等。

虽然在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称科学、艺术、兵役等等为我们的“职业”，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们经常是（在一种扩大的意义上）同时处于许多种“职业”（兴趣方向）之中；我们同时既是家庭中的父亲，又是公民等等。每一个这样的职业都有它自己的实现它的活动的时间。以后，那些新产生的职业兴趣（它们的普遍主题被称作“生活世界”）也纳入其他的生活兴趣或职业之中，并且在一个人的时间中，在职业时间得以实现的形式中，总是有它自己的时间。

当然，给这种新的科学以与一切“市民的”职业，甚至与客观的科学同等的地位，意味着低估和轻视在一般科学之间可能存在的价值方面的最重要的差别。在这样理解时，这种新的科学就受到一种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大加喝彩的批评。在这种观察方式下情况显得好像是，在这里应该再一次以一种新的职业技术，建立起一种新的纯粹理论的兴趣，一种新的“科学”，它或是作为举止非常完满的唯理智主义的游戏而进行，或是作为一种服务于实证科学的，对实证科学有用的较高程度的智力技术而进行，而本身在对生活的有用方面又具有它们所特有的真实价值。对那些最终只听见他想听的东西的轻率的读者和听众的偷换，我们是无力防止的，但是他们也是哲学家的公正的听众。少数人（我们是对他们讲话的）将会懂得克制这种怀疑，特别是听到我们在以前演讲中说过的东西之后。至少他们会等着看看，我们的道路将会把他们引向何处。

我如此突出地强调即使“现象学家们”的态度也具有的这种职业特征，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对这里涉及的悬搁进行描述时，首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悬搁是一种通常的执行中的悬搁，这种悬搁有其在工作中产生效果的时间，而另外的时间则是用于其他任何的工作兴趣或游戏兴趣。特别是，这种执行中的排除，对于在个人的主观性中继续生成和继续有效的兴趣——即作为主观性对于作为它的有效性而保持的它的目标之通常的指向——并不造成任何改变，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能在同一的意义上，在其他的时间一再地被实现。此外这绝不是说，这种生活世界的悬搁——我们将会指出，它还包含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于人的此在来说，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上—“实存上”比鞋匠的职业悬搁有更多的东西，也不是说，不论我们是鞋匠还是现象学家，不论我们是现象学家还是实证科学家，从根本上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也许甚至将会表明，整个的现象学态度，以及属于它的悬搁，首先从本质上说有能力实现一种完全的人格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可以与宗教方面的皈依相比，但是除此之外它本身还包含有作为任务赋予人类本身的最伟大的实存的转变这样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