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提升的三种类型及其困惑

1.科学权威提升的三种类型及其困惑

前文曾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科学观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四种科学观形态的不断演变与递进，充分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权威的确立和不断提升。到五四时期，在陈独秀、胡适及丁文江那里有着三种不同的趋向，预示着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困惑。

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概念包括两类不同质的文化体系：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前者是相对剔除了人的主观价值倾向的求知运作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与人们的社会利益、主观偏好紧密相连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意识形态。在传统文化中，知识服从于信仰，价值左右着认知，道德上“善”的或政治上“是”的东西必然也是科学上“真”的东西，反之亦然。近代启蒙就是要将知识从信仰中解放出来。而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是在力量的意义上被接受和敬畏的，他和他的“新青年”伙伴们并非主要因科学在知识层面上的“真”而接受它，而是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摧毁传统儒学。他们认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震慑人心，不能再充当整个民族的价值信仰权威。在这种权威危机下，西学中的科学及其新文化价值系统就被作为一种价值权威、信仰符号被陈独秀提了出来。无论是科学进化论还是实验主义等，本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流派，一为他们引进和接受，就上升为意识形态高度，成为人生观、救国术。

陈独秀这种重信仰系统的“革命”与“解放”的科学观是与其早年的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原本就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曾发起安徽拒俄运动，创办《国民日报》和《安徽俗活报》，参加上海暗杀团，组织反清团体“岳王会”。然而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夺取，他所参与的反袁“二次革命”又告夭折，以致哀叹“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有感于国家政治进步的无望，他立志从事思想文化的更新。写于1914年11月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文中指出：“今吾国之患，非独立之政府。国民之智力，由正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20世纪？”⁽²⁷⁾从此，他不再急于参与现实政治，同统治当局比高低，而是暂时放下了革命者的身份，走上了思想启蒙的道路。可见，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走上思想运动道路的。同时，陈独秀的性格刚烈坚强，他们好友章士钊说他如“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坡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碚。”⁽²⁸⁾如此之经历与性格使他能在大多数人感到迷惘困惑的文化反常状态下，却能思想明朗，道德激情与顽强毅力融为一体，显现出其非凡的魄力。同时，也正因为有此经历和革命观及其勇猛精进之性格特点，他在伦理觉悟时，自然更崇尚具有一种怀疑批判力量、具有“很大破坏力”的科学，而他宣扬科学的最大效应正是在这种革命和解放精神上。

由于陈独秀提倡的科学是一种信仰，一种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对传统的批判更为直接，更震撼人心，更有穿透力。但他只停留在“破”的层面上，加上“科学万能”论所带来的唯科学主义思想滋生。因而，当他倡导科学，却又缺乏科学的历史基础时，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困惑。

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性格都不同，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而且性格温和冷静。他不崇尚狭隘的科学，而是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便竭力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科学观，曾使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学变革突飞猛进，成绩斐然。其后，他将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作为人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这种新的人生哲学正是建立在过去两三百年科学知识之上的一个伟大假设”，这就是“科学的人生观”。胡适力图以此来取代中国固有的“做官发财的人生观”“靠天吃饭的人生观”“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安土全书》的人生观”“《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²⁹⁾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对“还不曾享着科学赐福”的中国的悲叹所带来的一种善良愿望。但是，他的所谓“科学的人生观”却是一种决定论的、纯机械的自然观、社会观和科学信仰的拼凑，他忘记了科学只是人类社会臻于理想之境的物质前提，不懂得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力量要由历史的主体来驾驭。以致把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将有限的科学原则无限扩张。这是胡适将科学信念泛化的又一趋向。

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胡适的文化生命受到杜威思想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赫胥黎思想的很大影响。他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当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都想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³⁰⁾胡适宣扬实验主义，提倡所谓历史的评判态度，他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真言”，都反映出胡适将科学方法作为其思想的核心。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揭示其合理性及其具有的新型思维的学术价值。但是，科学的方法本质上又限定他只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这说明胡适的科学方法万能论与科学方法的限定又背道而驰了。

五四时期，丁文江正好在日本和西方留学近十年后回到中国，胡适说他是“欧化最深的人，是一个受科学影响最大的人。”⁽³¹⁾他长期在欧洲攻读科学，对科学所带给欧洲的文明深为叹服。他力图将科学带到中国去，但又不得不在与科学文明极不相投的复杂环境中奋力开拓，其中显示了他与陈、胡都不同的对科学的独特理解所形成的独特科学观。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黄桥，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去英国，专心攻读科学，特别是地质学。他接受了当时英国流行的两种思想，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18世纪之后在英国盛行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二是达尔文及其学说支持者赫胥黎所创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丁文江在科学中找到了世界观、思维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的试金石，这就是科学原则和科学进化理论。丁文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他认为对社会习俗必须进行理性改革，而且这一改革要有一历史过程。1919年，他为国民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哲嗣学与谱牒》，⁽³²⁾文章介绍了解释繁殖、遗传、进化基本机制所必需的生物学理论，同时创立了在科学假设之上的优生学，认为真正的进步只有在社会中优等人的后代越来越多，而劣等人越来越少的过程中才能达到。丁文江的优生学主张是要把社会问题束之高阁，等待科学进步的到来，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可以说，这种观点与新文化运动中日益高涨的激情是极不相容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它却给过于情绪化的现状输入了理性的药剂，他不是根据传统主义的思想感情，而是凭着科学的理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谨慎，力图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物质力量协调起来，体现了丁文江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西方理性主义色彩。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和西方理性主义者，丁文江极端信奉科学，竭力维护科学的尊严。1919年，梁启超率中国考察团参加巴黎和会，丁文江应邀随行。丁文江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接近比自己年长15岁的梁启超，他为梁启超当法文、英文翻译，并竭力地为这位长者解释西方，但他们的分歧很快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使得梁启超对欧洲文明感到失望，而丁文江则认为这场大灾难虽然十分可怕，但并非科学发展带来的，而主要是人的因素。他从唯科学论出发，确信自己的推理过程不仅正确而且符合时代潮流。正因此，当梁启超回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失望地指出欧洲人在战后身心交困、精疲力竭，并断言如中国人追随欧洲人相信科学万能，就会走向灾难时；当与梁、丁一起去欧洲的张君劢极力附和，大谈“客观的、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的”科学，绝不能支配“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时，丁文江无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科学信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感到必须同亲密的相知分道扬镳，并为捍卫为世界文明带来持久贡献的科学而公开战斗。丁文江成为继而开始的“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成为首屈一指的科学斗士。

综前可见，陈独秀、胡适、丁文江代表着当时三种不同的领域，如果说陈独秀代表的是思想家角色，胡适代表的是学者的角色，那么，丁文江则是代表着自然科学家的角色。然而，他们虽然代表的角色不同，侧重面不同，风格各异，但目的都是同一个，那就是维护科学的尊严，树立科学的权威。然而，正当他们殊途同归，在各自的领域为决定一切的科学权威的树立而奋斗时，另一个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普遍兴起也是他们所竭力倡导的价值理念，即个性解放、人生自由的理念，却在悄悄地与之内在地发生着冲突。“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生观”，他们将如何面对，中国思想界又将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