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壁垒和陷阱

第三节　集成壁垒和陷阱

工程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各种要素在各个阶段和各种水平上进行不断集成的过程。而且各种集成的过程就是对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有关要素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协调和优化的过程。在工程创新的集成中，各主体间的沟通是集成的前提，要素的耦合是集成的方式，必要的制度是集成的保障，一定的文化是集成的“软环境”。要想取得工程集成的成功，不但必须努力克服形形色色的沟通壁垒和陷阱、耦合壁垒和陷阱，而且必须努力克服形形色色的制度壁垒和陷阱、文化壁垒和陷阱。

一　沟通壁垒和陷阱

工程活动是由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他们组成了“工程共同体”。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管理者实施管理活动、工程师进行工程设计等技术活动、工人则从事建造和操作活动，如此等等。这些人员在工程活动中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各有其自身特定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主体在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目标、工作内容和程序的理解等方面出现分歧。工程创新需要创造精神和团队合作，是一种团体行为。如果团体内部没有良好的沟通，就不可能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工作体系，创新也就不可能产生。因此，工程创新的开展，必须促进各工程主体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配合，他们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必要的。

工程创新中的沟通壁垒既来自于主体方面，也来自于客体方面，同时也会出现沟通环境方面的障碍。

如果主体的沟通意愿、沟通能力等不足，则沟通很难进行。事实表明，那些取得成功的企业，其在产品开发中非常重视R＆D人员、管理人员、生产制造人员、市场人员等之间的沟通和协同工作，而且会充分发挥消费者的作用。一般地说，R＆D人员更感兴趣的是纯技术方面的问题，对于市场的关注相对缺乏。然而，新产品的产生需要在技术可行、生产可行、市场可行和政策法律允许的框架下进行。例如，日美两国制造业的创新比较表明：美国的技术设计人员与生产制造人员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尤其是设计人员与生产人员的沟通意愿不足，造成了其开发设计很少结合生产的可能性不断进行改善；日本企业在产品开发设计之初，设计人员就考虑如何把合格产品在企业特有的技术和人才条件下制造出来，产品设计规格书和设计图都要由生产现场职工进行详细研讨，充分吸收生产方面的意见，由此大大提高了新技术开发的成功率，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在很多情况下，沟通内容的特殊性质也会成为沟通壁垒。例如，在工程创新中会产生一些新知识，其中有些知识具有默会知识的特征，如操作诀窍等。这类知识靠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是难以被准确理解的，因此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如手把手的示范、共同学习等，这种沟通的成本要高于普通的信息传递，需要工程共同体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缺乏良好的沟通环境，比如缺乏团队沟通传统、缺乏沟通场合等，都会对沟通造成障碍。在这方面，塑造合作文化，创造沟通机会是必要的。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做法卓有成效。例如，索尼公司在公司内部举办的技术座谈会、技术交流会、开放式敞开大门的会议等，都促进了各类人员的相互交流，“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他愿意去的地方，提出他关于现在和未来研究项目和技术中的所有问题”，公司成员之间由此就能增加了解彼此职务和从事什么工作的机会。^[17]这些交流增加了创新的源泉，并促进了创新的进行。

在沟通过程中，有时会掉入沟通陷阱。官僚化可能造成的沟通扼制和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沟通低效都是具有陷阱性质的沟通障碍。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种“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人类社会中的大中型组织包括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了抽象、升华和总结。其核心目的是使整个企业或组织的信息沟通如同一架机器或者一个人，搭建简单顺畅的沟通渠道，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实现情感、信息、思想、计划、工作的高度统一沟通。这种设想是完美的，但是事实上，由于主体的多元性和组织的复杂性，这种貌似顺畅的沟通渠道往往会扼杀掉许多不同意见，造成沟通失效。另一种沟通陷阱来自网络化沟通，这是当代管理领域比较流行的沟通模式，这种组织的扁平化无疑是有利于团队沟通的，但当组织中存在较多差异时，过度扁平化将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耗费和分歧，降低了运行效率，甚至因得不到共识而无法开展工作。因此，沟通必须在某种合理的尺度上，既要保证沟通充分，又要避免陷入沟通低效。

另外，工程的社会影响决定了沟通不能仅限于工程内部，还必须与更广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理解和认同。让公众理解工程，不仅体现了对公众的尊重和民主原则，促进多种价值观的交流，而且可使工程获得更广泛的智力支持。

二　耦合壁垒与陷阱

“耦”的原意，是指两个人在一起耕地。“耦合”一词，在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在工程创新中，耦合是要素集成的基本方式，它形象地表明要素之间因存在相互作用而联合起来。

工程创新中的集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技术水平上的集成；二是指技术、经济、管理、制度等各种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和“整体意义上”的集成。相应地，耦合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把握。

工程活动需要对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进行集成，工程会用到多种技术。以航天工程为例，它需要对许许多多的技术进行耦合或集成，如发动机技术、燃料技术、新材料技术、控制技术、测量技术、安全技术等，还包括航天医学领域的技术。这就是说，不可能存在只使用单一技术的工程。在进行工程创新时，如果单项的技术创新成果没有与之相配合的其他相关技术的集成性创新，那么，仅仅有单项技术突破的工程项目常常由于受到不配套技术的“拖累”而造成工程失败。

从工程技术系统的内在配套机理上看，只有当工程所需要的各类技术成功耦合时，工程才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例如，在机械工程中，如果加工精度控制技术与刀具材料不耦合，即使测量控制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但刀具不具备高精度加工的性能，那么整个工程便无法达到预期的质量。过去我国经常出现引进的技术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现象，其技术方面的原理便在于引进的技术与原有的关联技术无法正常耦合，从而限制了技术性能的发挥。因此，技术耦合的壁垒常常表现为系统的配套性问题。当单一提高某些技术的水平，而其他配套技术无法满足这些“高”技术的要求时，便掉入了耦合陷阱。

工程创新集成性的第二个层次是技术、经济、管理、制度等各种要素的集成。在工程实践中，人们常常谈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工程不单纯是技术活动，它还必然包括经济、社会、管理等维度或方面的内容，所以，在工程活动中必须对经济、社会、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更大范围的集成。这些要素的集成包括战略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战略创新即在工程的总体方向、目标、设计上的创新。例如，我国近年来的铁路提速工程，首先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创新，它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铁路改造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问题做出的战略决策。在工程实施中，把运输技术创新、运输组织与管理创新、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统筹考虑，有效集成，从而保证了铁路提速这一复杂工程创新的成功。再如，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中，除了工程技术上的复杂综合外，组织管理、资金筹措、移民等问题都需要妥善处理。为了促进工程顺利进行和保障工程质量，单是工程的监理系统便设立了试验中心、测量中心、安全监测中心和水情气象中心。如此庞大的一项工程，其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创新行为，这些创新因素相互协调、共同支撑和推进着工程的创新。

经济、管理、制度、技术等要素之间的集成也是通过“耦合”的方式实现的。例如，基于流水线的大量生产方式，必然需要与技术的标准化、互换性技术的耦合；铁路提速工程必然需要管理调度、列车速度等的耦合。在这个层面的耦合壁垒比技术耦合更高，涉及更广泛的因素；倘若只在单一要素上取得重大进展而无法与其他要素有效耦合，便掉入了耦合陷阱，这种陷阱通常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摆脱。

三　制度壁垒和陷阱

工程创新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制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制度”一词的含义和用法丰富而多变，不但从内涵上看，它涵盖了多层面的内容，而且它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语境中还可能有不同的指称和不同的含义。在此，我们借用D.诺思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区分，再加上制度运行这个维度，把制度解释为“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三者的统一。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一般是稳定不变的。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的工作秩序和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组行动规则安排，一般是具体可变的。制度运行是制度的实际执行状况。制度安排的问题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规定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而制度运行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是一个实际上怎样执行制度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后者是一个“实然”的问题。^[18]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本书的基本主题是工程创新，特别是工程创新中的壁垒和陷阱问题。这个所谓壁垒和陷阱问题，在制度方面也是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工程创新所遇到的所有壁垒和陷阱中，制度壁垒和陷阱是最困难和最特殊的一类，人们必须对其给予特别的关注。由于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这里便只能进行一些蜻蜓点水式的论述了。

按照以上对制度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工程创新的制度壁垒和陷阱更加具体地划分为“制度环境方面的壁垒和陷阱”、“制度安排方面的壁垒和陷阱”和“制度运行方面的壁垒和陷阱”三种类型。由于具体现象千变万化，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我们无法明确指出何种具体的制度有利于或不利于工程创新，但如果从制度壁垒和陷阱的“性质和特点”方面看，我们可以把工程创新中的制度壁垒和陷阱划分为以下一些类型：制度缺失、制度陈旧、制度越位、制度错位和运行失效等。

由于任何制度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于是，创新者就难免经常发现自己正在面对某种“制度缺失”现象，即没有制定出和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的现象。容易看出，从这个制度缺失状态到建立起必要而合理的制度状态，势必要经历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同时，还应该注意这里往往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如果在创建有关的新制度时，没有进行细致、周到的制度设计，或者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个新创建的制度完全有可能成为今后行动的某种陷阱。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新制度的创建过程既是一个突破壁垒的过程，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导致某种陷阱的过程。

创新不会自发地产生，创新需要多种资源的整合，而且是有风险的。社会需要建立起一系列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例如，激励创新的获益制度和风险分担制度等。实践表明，倘若一国不具备促进创新的良好制度条件，即在促进创新方面出现了制度缺位，其创新活动将会非常贫乏；而那些创造了良好制度条件的国家，创新活跃而富于成效，其经济会快速增长和繁荣。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包括了投入制度、金融支持、促进跨部门知识流动的制度等，这些方面如果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便会出现所谓的“系统失灵”。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实质上就是要建立起有效促进创新的制度环境。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活动。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剖析工程创新所需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跨越制度缺位壁垒，是在工程创新主战场上取得出色战绩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性条件。

与制度缺失相对的，是制度僵化、制度陈旧和制度越位——由于制度陈旧过时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对创新的阻碍。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制度越位”现象。从理论上看，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是促进创新的，但由于创新活动的特点和市场本身的一些缺陷，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为了对付“市场失灵”现象，这就制定出了一系列关于产权保护、财税政策、激励限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制定这些制度的初衷一般都是为了达到支持创新的目标，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市场能够有效配置创新资源的地方，如果政府干预过多或干预不当，当现实形势有了重大的新变化，就会出现“制度越位”或“制度畸变”的现象，而“越位”和“畸变”现象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可能形成某种阻碍创新的陷阱。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为了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在竞争性创新领域大量投入，尽管可以产生一些创新，但也会产生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削弱产业界投资于该创新领域的积极性。在工程创新的具体制度安排中，如果出现了过多、过死的规定，无疑会束缚、限制工程共同体的创造性。

在一定意义上，制度畸变和越位也都可以被看做是“制度错位”现象。所谓“错位”，往往是针对“系统”而言的。要制定出合理、恰当、“配套”的制度系统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它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而没有切合自身所从事工程的“当时当地性”，这就形成了制度安排中的许多偏差。提高制度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和工程共同体参与制度制定的民主性，是规避制度错位的重要措施和重要途径。

在制度陷阱中，制度运行失效也是常见的一种类型。无论多么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也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没有好的制度，而是这些制度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制度运行失效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是对制度执行不重视，没有认真去落实；有时是制度本身的规定超出了当时的执行条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错位；有时是不同主体对同一制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一致行动，如此等等。对于制度运行的失效现象，应该根据其具体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推进制度的良好运行和执行。

四　文化壁垒和陷阱

对于工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把握：一方面，工程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文化背景对工程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文化像空气一样渗透于工程活动之中，在工程人造物中和工程活动中都包含了众多文化因素，包括所谓的器物文化和行为文化。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出现特定的工程文化，这是一种接近于企业文化概念的亚文化，例如，古代工程和现代工程、大型工程和小型工程、信息工程和建筑工程等，其工程文化都是存在差异的。^[19]

工程中充满了文化元素，工程受到文化的影响是常见的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工程创新中的文化壁垒和陷阱问题。

工程活动是需要由集体成员共同合作、协同、配合才能完成的活动，而工程共同体经常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所组成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必然要把自身原先的文化习惯、文化特征“带”到工程共同体和工程创新活动中。如果不能协调好不同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创新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甚至会导致令人痛心的失败。这种文化壁垒和陷阱在合资企业中往往有特别尖锐、突出的表现。例如，广州标致公司在中法合资之初，法方管理人员采取的是生硬、强制的法式管理模式，从而引发中方员工的强烈不满，导致罢工事件。该事件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实现员工文化、管理者文化和企业整体文化的融合，没有形成同心协力的群体意识。由于文化冲突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甚至导致无法继续合作。^[20]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了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度的跨文化流动和“异质文化”交流现象，这就使得不同文化的协调成为一个空前重要、空前困难的问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文化协调问题不但常常表现为工程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协调问题，而且常常表现为工程共同体和“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文化协调问题，而这两种文化协调过程都必然是壁垒重重和陷阱重重的过程。

在工程创新过程中，如果说在突破技术壁垒时，文化问题往往还不那么尖锐，那么，在进入市场领域时，文化壁垒和陷阱就常常是令许多人头疼的问题了。不但文化壁垒类型的问题令人头疼，而且由于存在“文化陷阱”而使“英雄泪满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我国生产的“蝙蝠”牌家用电器，在国内市场具有很好的业绩，但在进入国际市场时，由于蝙蝠在许多国家被视为邪恶和不洁的同义词而遇到出乎我国经营者意料的市场挫折。这个案例从一定方面看可以将其视为遇到了文化壁垒现象，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一种文化陷阱现象。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不再赘言。

工程活动不仅涉及技术、投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充分重视文化问题，把工程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为工程创新塑造良好的“软环境”，是工程创新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　概观“壁垒和陷阱”

本章的研究表明，“壁垒—陷阱”可以作为一种理解创新的理论模型，与“过程—机制”模型和“要素—系统”模型一起构成理解创新的三种视角。工程创新的壁垒和陷阱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来自要素的壁垒和陷阱，也包括来自集成的壁垒和陷阱，我们必须从“全要素”、“集成”和“全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剖析和应对工程创新中的壁垒和陷阱。

工程创新中的壁垒和陷阱可以粗略地总结为表32。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察觉到，上述对工程创新中壁垒与陷阱的概括，主要并非基于某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框架，而是基于经验性概括。有些涉及的是壁垒和陷阱的原因和性质，有些涉及的是表现类型，有的兼而有之；有些壁垒和陷阱可以同时归属于两种以上的范畴，比如有些技术壁垒同时也是信息壁垒，有些制度陷阱同时也是文化陷阱等；许多壁垒或陷阱是交叉的，比如文化壁垒会造成沟通壁垒，等等。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工程创新中的壁垒和陷阱是复杂、多态、多象、多变、多因、多果、多元的，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整齐划一的逻辑序列。

表3－2　工程创新中的壁垒和陷阱

我们必须承认这里阐述的观点和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但我们希望这里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也能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如果能够使本书阐述的理论观点与其他分析工程创新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如果创新者和其他有关人员能够在现实方面和理论方面都强化“创新必然遇到壁垒和陷阱”的意识，提高成功识别和应对各种壁垒和陷阱——特别是关键壁垒和致命陷阱——的能力，那就一定能够有助于创新者克服重重壁垒和躲避形形色色的陷阱而夺取创新的成功。

【注释】

[1][美]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施俊琦、王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2][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74页。

[3]“产品”这个术语，其基本含义原来主要是指“物质形态的产品”，这里主要也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在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把“产品”的含义和所指“扩大化”的现象和趋势，例如，旅游公司的“新旅游线路”、服务业的“新服务项目”都被一些人“习惯性”地称为“新产品”了。

[4]李伯聪：《工程创新是创新的主战场》，《中国科技论坛》2006年第2期，第33—37页。

[5]邢怀滨、苏竣：《技术创新微观机制的网络分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10期，第322—326页。

[6]Collingridge，D.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London：Frances Printer，1980，p.19.

[7]注意：这里是特指为搜寻信息而投入的时间、人力和资金。

[8]容易看出，如果为了搜寻某种信息而必须投入的资金有可能超出获得该信息后在经济上的可能所得，人们往往就宁可不投入那笔资金去进行那个信息搜寻工作，这就是“有意”造成的“信息不完全”现象了。

[9][美]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坚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0]Christensen，C.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11]“原始技术创新”是指那种性质、意义和影响都十分重大的技术新发明及其首次应用，其评价标准和“命名门槛”都是很高的。不能滥用“原始技术创新”这个概念，不能“降低评价标准”，把那些改进性、改良性的技术发明夸大或吹嘘为“原始技术创新”。

[12]Arthur，W.B.Competing Technology：An Overview.In Dosi，G.(et al.).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88，pp.590607.

[13]夏保华：《技术间断、技术创新陷阱与战略技术创新》，《科学学研究》2001年第12期，第81—86页。

[14]丘琪铮：《产品创新的陷阱》，《中国企业家》2007年第21期，第93—97页。

[15][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6][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7页。

[17][瑞典]哈里森：《日本的技术与创新管理：从寻求技术诀窍到寻求合作者》，华宠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6页。

[18]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19]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0]蒋兆平：《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壁垒》，《河南省情与统计》2002年第2期，第30—32页。